[转贴]志愿军战俘愿意回大陆者不足三分之一

志愿军战俘愿意回大陆者不足三分之一

在得到原属四野的三个成建制的朝鲜族师共计4.5万人，并得到大批苏联装备后，踌蹰满志的金日成不跟中方打招呼就于1950年6月25日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三天后，朝军就占领了汉城，7月底基本上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然而，当美军于9月17日在仁川登陆后，一切全改变了。9月25日，人民军全线崩溃，十万大军有幸退回三八线者不足三万。一开始，金日成是向苏联老大哥求援，但斯大林却不愿出兵。最终，是二哥主动提出愿意出兵。

就在联合国军攻占平壤的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在之后的近三年时间内，中国将主力部队70个军中的 40个军（约130万）投入了朝鲜战场；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则有44万人参战。

虽然朝鲜战争已于1952年7月27日结束，但参战各方的损失情况，至今各方仍争论不休。比如，美方声称其自身阵亡5.4万人，加受伤、被俘、失踪等合计损失17.3万人；令志愿军阵亡40万人，受伤 48.6万。但中国官/方公布的却是：歼灭美军39万；自身阵亡11.6万，因伤、病而亡2.5万，受伤22万。正如众多朝鲜人认定是“举世无双的统帅率我们独自打败美帝及其走狗”，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曾派志愿军入朝参战一样，如今我们也不知道究竟该相信谁的数据。

然而，唯独在志愿军被俘数量上，中美双方所公布的数据竟然惊人地相似，都是2.1万。

遥想1949年10月的金门血战，解放军九千余人全军覆没，大陆方面很长时间内一直声称“登陆部队官兵大多壮烈牺牲，少量被俘”；但台方却声称“俘虏7364人”，并公布了参战各师所俘获的人数，此外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由启兴、海黔、海津三艘轮船和“中字108号”登陆舰运到台湾的俘虏共4889人。有人据此认为：加上在金门就地补入国民党军队和在运往台湾途中跳海自尽者，台方所称的“俘虏7364人”似乎更接近实际情况。
这一次，难道是太阳从西方出来了吗？
其实原因很简单！金门之战毕竟属于内战，朝鲜战争就不一样了，双方遣返战俘时，有许多国家的记者（包括许多中立国的记者）都进行了见证，所以一切都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想瞒是瞒不了的。然而，即使这样，在八十年代以前，普通的中/国民众仍以为志愿军均是誓死不当俘虏者，不相信也可能知道曾经有2.1万人被俘。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普通民众也能有幸接触到外面的信息了，有关明白纸毕竟是包不不住火的，于是方才有了上面所说的双方所公布的数据竟然惊人地相似。

志愿军大量被俘，主要发生于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的第五次战役，2.1万名被俘者中有1.7万多人产生于此次战役，其中第60军180师就有五千多人被俘。
1953 年4月，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战俘交换，共有1020名志愿军的伤病战俘被遣返。1952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双方所约定的战俘交换时间是60 天。然而，截止时期来到来时，仅有不到六千名志愿军战俘被遣返。之后，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南北两边都设立了“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北营”尚有359 名联合国军战俘；“南营”则有22604名中朝军队战俘，其中中国战俘14704人。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中国战俘只有14235人，之所以多出400 人来，按中/共方面的说法是因为其中混入了由台湾国/防部政/治部派去“争夺反/共义士”的专职特务，他们千方百计在被俘志愿军中做策动工作。
中美最后就这些战俘去向问题达成了协议，即采取自愿原则。战俘们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或去台湾，中/共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有九十天的时间对志愿军战俘进行调查和说服的“解释”工作。这项工作由中立国印度主持（“中立国遣返委员”尚有波兰、捷克、瑞士、瑞典四国代表组成），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胁迫手段，所有战俘的选择确实是出于自愿的。
志愿军的“解释代表”全部是由营以上政工干/部组成，包括63军政/委李呈瑞、139师政/委贺明等，直接归属周恩来、李克农指挥。
当时，在中立区成立了几十个“解释帐篷”。每个帐篷里有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他们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以下称“中遣会”）主持“解释”。对每名志愿军战俘的“解释”，均由联合国军方派一名观察员和志愿军方面所派的三至六名“解释代表”来进行。
志愿军的“解释代表”全部是由营以上政工干/部组成，包括63军政/委李呈瑞、139师政/委贺明等，直接归属周恩/来、李克/农指挥。曾参与该项工作的贺明将军，于1990年出版了《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独狼的下一篇博文，很可能就是摘录该文中的部份内容，专们讲述那些久经考验的政工干部们是如何进行“解释”工作的。


三个月后，“解释”工作宣告终结。14704名中国战俘只有不到六百人愿意返回大陆，其余的都去了台湾。而且，据说这不到六百名人中，仅有不到一百人是“解释”工作的成果；其余四百四十多人，其实跟台湾方面派来的人一样都是“卧底”。加上前期被遣返人员，志愿军战俘共有6673人（另一说法是6064人）返回大陆，不足总人数的1/3。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人说：从解放军成员的结构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国共内战三年中，双方军队几乎是以每年七十万至一百万的兵员呈现互为消长之势，解放军兵员的增加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国民党的战俘和投诚者——朝鲜战场上出战俘最多的第180师，其所属的第60军不就是辽沈战役中的起义部队吗？在解放军军威如日中天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优劣之势极为分明时，国民党投诚士兵被无可置疑的生存选择淹没；不过在意外的状况下，他们成为美军的战俘，而国民党在台湾似又出现新的生机时，这种心理的复杂性便瞬间浮现了，加上国民党人员直接面对面地煽风点火，新的偏向就产生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虽然以原国民党官兵居多，但也有不少是资历较深、久经考验的中共干部。或许，正因为他们累积了长年的政治经验而变得极端世故，他们知明白返回大陆将受到什么的对待，因此觉得还不如前往台湾——凭着这一点被利用的价值，虽谈不上荣华富贵，但估计相对地安全。
应该说，他们是有前车之鉴的——1949年10月的金门血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金门之战后，除了部分原国民党兵被就近补入金门驻军外，大部分解放军战俘被送还台湾。这期间，许多战俘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投海自尽、绝食自尽、被枪毙者不少。1950年7月起，台湾方面将战俘中年龄较大、受过伤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战士分批遣返，先后于7月、10月和11月遣返三批，约600人。
这些人遣返回大陆后，战士立即复员，连以上干/部集中在南京、杭州和福州由南京军区组织学习审查，先是形势教育、气节教育，再是自我交代被俘前后的表现，自我批判，然后是相互帮助，也就是相互揭发批判，最后由领/导作结论，南京军区军法处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处罚，几乎全被开除党/籍、军/籍，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处2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其中还有插曲，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在服刑期满后，他们全部被送回原籍务农——多为山东、苏北等贫困的革命老区。有的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饿而死，有的在“文革”中被当作“叛徒”揪斗而死。
直至1983年9月15日，中/央方下发文件对金门被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处理，但此时不少归来人员已在饱经磨难后去世，而幸存者中的许多人直到90年代方得以复查处理。
而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留在台湾的战俘却全部被列为烈士，家属背了数十年烈属的光彩。等到两岸开放探亲以后，一些“烈士”又从台湾返乡，成了穿金戴银的台商，受到地方统战部门的热烈欢迎。这与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归来人员的凄惨遭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再把话题转为志愿军战俘。
对于愿意赴台的那1.4万名战俘，台湾方面高度重视，派国防部二厅厅长赖名汤负责接收行动。
1954年1月23日，1.4万人全部换上国民党军装，于凌晨3时许分乘225辆美军大卡车，离开中立区印度村。上午8时起，由韩国仁川港搭上16艘美国军舰，浩浩荡荡地驶向基隆。台湾方面，则动用了5艘中字号登陆舰。
为了迎接这一刻，国民党动员了许多欢迎群众，将赴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称为“反/共义士”，并将1月23日这天定为“自由日”。
当然了，这1.4万人也要被逐个审查，而且审查工作由蒋经国所领导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审查结束后，他们大多被补入军队基层监视使用，能出人头地者应该没有几位。
四十年后，两岸局势又换了人间，国民党老兵开始返回大陆探亲，大陆政/府明令地方单位盛情招待。去台的那1.4万多志愿军战俘，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从国民党军中退伍。文化层次较低者终生清苦，以劳力糊口；文化层次较高、较有本事者，则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成了公司的老板。一些前志愿军战俘如今以台商的身份，西装革履地回到大陆本乡，受到地方统战部门的接待，跟前面所讲的某些留台的金门战俘所享受的待遇一模一样。


而选择返回大陆的那六千余人呢？
《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人民军志愿军联合声明》等公开文件所载的“一律不咎既往”等承诺，他们已从高音喇叭中或“解释代表”口中听到过无数次了。当他们归心似箭地于1953年下半年陆续返回国后“祖国母亲怀抱”后，被集中到辽宁省昌图县，刚开始的三个月的确体验过重回“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暧感觉。原五四○团文化教员赵国玺，记述有归管处人员所传达讲解的毛/主/席20字方针（“亲情关怀、耐心教育、弄清问题、慎重处理、妥善安置”）及详细解释的笔记本，他一直视若珍宝地保存着。
可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切全改变了！据说，“上面”有了新的“指示”，说归管处报上去的对他们处理的“样板”材料挨批了，说归管处“右倾”……于是，归管处的大门关上了。他们开始学习。学习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标准，学习刘胡兰、赵一曼……学习革/命军人的气节……然后开始“控诉交待”。归管处的同志讲了几句使他们莫名其妙的话：“你们的功劳祖国人民早就知道了，现在是你们向祖国人民讲清问题的时候。”于是，当年在集/中/营中带头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带头交待，他们和那些死去的英雄们比，和共/产/党/员的标准比，严格检查自己，从被俘时为什么没有“以死尽忠”、讲到“抽了敌人的烟，就是向敌人投降”。……
　　他们讲得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交待”一次，又“交待”一次，“自我上纲”越来越高，甚至使用了“假设”--“假如，再关上我10年，也可能……”他们虔诚地涂抹着自己越来越黑的形象，直到最后，连自己都为自己 “塑造”的形象吓呆了。这不是叛徒吗？这不是叛国投敌吗？
　　接下来是“互相帮助”。在别人的“启发诱导”下，所有当过“俘虏兵”的不分情由，一律成了“为敌服务”；暴露自己姓名、部队番号的一律成了“泄露军事秘密”。集中营内的英勇斗争，似乎并不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叛变性行为”……
　　而这些就成了定罪的依据。六千余人中，有七百余人被开除了军籍，另有四千六百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这六千人中共有二千九百余名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余下的120余人也分别受到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有的被开除了党/籍；属于团员者，也大多被开除了团籍……
就连当初在战俘营内领导斗争的“共/产主/义团结会”的20名委员，未受处分者也仅有1人，其余19人均受到处理，有15人被开除党/籍。
1954年5月，对连以下人员的审查结定正式公布，而营以上人员则直到9月份方得知结果。最终，被打散后在敌后坚持14个月的游击战争后成方称为志愿军被俘人员中职务最高者的第60军 180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以“叛党”、“叛国”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被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30余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400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尽管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这些归俘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相当愉快地离开了归管处，踏上了返乡的道路。应该说，走出归管处的大门时，他们的想法是天真的，纯洁的……
然而，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他们在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档案袋中已经装上了“特嫌”、“特殊党员”、“系终生控制使用对象”等等材料。顶着这些帽子，在之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他们中有多少人得以幸免呢？家门难入、学校难进、就业难寻、婚姻难成、逃荒要饭、家破人亡......这，就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后来的真实境遇。
无情的历史镜头
　　先看看志愿军某团副参谋长魏林从“归管处”出来后的命运吧。应该说，在六千多名归国战俘中，他的命运算是最好的了。
　　魏林出生于延安附近，父亲是赤卫队长和农会主席。魏林11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1935年8月参加了红军，从此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在朝鲜战场上，他英勇杀敌；在战俘营里，他领导战俘坚决与敌人斗争……遣返回国后，他被“开除党/藉”，于1954年转业到本溪矿务局任副科长。
　　刚到矿务局的那些日子里，魏林苦闷极了。他很少说话。他住在办公室里，节假日常常提着矿灯，下到矿井里去干活，空闲下来，他就坐下来……常常一个人在流泪。
　　这个曾经有过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一次接一次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对他：“你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正和上级联系。”魏林一声不吭，又提着矿灯下井，又照样一封封地写汇报和申请……党/员们被感动了，他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叛徒”。党/组/织两次决定吸收他“重新入/党”，上级党/委却两次否定了基层党/支/部通过的魏林重新入党的决定，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直到1980年，魏林才被恢复了党/籍。
在山西省新绛县的乡间小路上，走着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常/委马兴旺，他满身尘土，一脸愁云。他的身后跟着衰弱已极的妻子和哭天号地的两个幼小的孩子。马兴旺转业后，努力工作，曾被提升为石油部某研究所机修厂厂长。1958年，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
　　在北京密云水库的工地上，押来一队劳改犯人，中间走着集中营的对敌总翻译张泽石，他因为在1959年和当年的战友姜瑞溥等人一起上书，为六千余名战俘的遭遇鸣不平，从而被打成“右/派集团”，关进了铁牢，真诚相恋的女友也被迫离开……
　　这是一页我们谁也无法回避的历史。在那个功与过、是与非颠倒的年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架倾斜的历史天平。
　　他在希望的春天里死去　
　　1982年迟到的春天。在四川省某县城住着一位饱经岁月风雨折磨的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李正文。一天下午，两位穿军装的青年干/部走进了这间落满灰尘的小屋。他俩是县武装部的同志，是为落实中/央关于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复查的文件精神，专程为李正文落实政/策而来。赶巧，李正文不在家，年轻的军官请李正文邻居转告李正文：请他回来时立即写份自传，尽快到武装部来谈一谈。
　　晚上，在某川剧团拉胡琴的李正文回到了家。这个当年英姿飒爽的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员，已经衰老得不像样子，白发，皱纹……一切表现人类生理上行将“期满” 的征兆在他脸上都能看到，而他只是刚刚度过50岁的生日。
　　30年前，他作为一个“归俘”踏上了他在集中营里准备为之流尽鲜血的故乡的土地。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乐。作为一个俘虏，他从未奢望过这些，他只是想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为这块土地奋斗过的公民，把自己问心无愧的汗水洒在故乡的土地上。可是，他的这种最起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一切都因为他是“战俘”。他的档案被存放在公/安/局“内部控制”，历次政/治运/动的阵阵旋风，把他卷起来、抛下去。“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这些帽子他都戴过。
　　这天晚上，他听到邻居转告的两位军人的话，他噤若寒蝉：怎么，又要折腾他的战俘问题了？他一夜没睡，辗转反侧思前想后，往日的苦难像恶魔一样又呈现在眼前……往日不堪回首哪！现在，他们又来了……能有什么好事！而自己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活头？难道再被他们揪出来示众侮辱吗？……终于他下定了死的决心，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50岁的生命！告别了他在集中营里日思夜想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