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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曾赞同外蒙古独立。早在1920年代, 中共秉承苏联的意旨，说：“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 [28] 1931年11月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主张"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在1939年12月，毛泽东所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的第一章即明确提出，“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29]。【在1949年10月1日前，东北书店出版过自编的《毛泽东选集》，其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没有“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内容。这应该是中共中央正式出版时，修改的。】后中共也支持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9年1月，毛泽东曾非正式地试图通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但遭到拒绝[30]。由于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援助者，而外蒙古也已经在事实上脱离中国的统治近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不久，1949年10月16日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支持外蒙古独立。[31]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表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条约。但中苏后来发表公告称：“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约定均已失去效力，但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32]1950年中国政府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为争取苏联外交支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承认蒙古独立，保证了苏联归还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和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等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利益。1950年7月3日，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中蒙两国正式成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1950年代，中国向蒙古输送了工人帮助其建设。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于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1960年代中苏决裂初期，蒙古人民共和国试图保持中立。后来倒向苏联一边，把大约7000名中国的援建人员驱逐回国。
邓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33]
1980年代中期，中蒙关系缓和。1990年，一个蒙古代表团28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1994年两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表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的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郭沫若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黨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黨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的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