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人必须认识的:遗产规划 造福后人

孩子是父母的愿景。把资产留给孩子，是大多数华人对自己身后的安排。

财富得来不易，若能规划妥当，在资产转移及遗产继承时可避免许多麻烦的税务问题。
 
大多数的华人对遗产规划(estate planning）感到陌生，所谓遗产规划，是在生前把准备留给子女的资产安排好，让继承人日后少交遗产税和避免遗嘱认证。华人文化忌讳谈到死亡，但天有不测风云，生前没有依自己的情况进行合宜的遗产规划，日后很可能会让继承人支付巨额的遗产税，面临繁复的遗嘱认证。遗产规划不但有必要，更有其技巧、技术。

●在纽约市执业十年的遗产规划律师陈碧华感叹：「人的命运真是难说。」她曾经为一对老夫少妻做过遗产规划。「两人年龄相差30 岁，先生担心自己走了太太没有着落，要求把太太保障好，结果竟是太太先走了。」为此，子女多交了几十万美元的遗产税。

陈碧华是纽约市从事遗产规划的少数华人律师之一，办过三千多个遗产规划案件，听过各种各样的关于遗产的故事。她仍然记得好几年前，这对夫妻到她律师事务所办理规划的情景。当时，先生已经90岁了，而太太约为60岁。

这对夫妻感情很好，但是，家庭资产都在先生名下；老先生总认为自己年龄很大了，不知哪一天会突然离去，因此坚持请律师做遗产规划。陈碧华说：「所做的规划主要是保障太太的，设立的信托还规定一些具体的条款，如每月付给她多少生活费等等。」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后，他们的孩子打电话告诉陈碧华，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她后来得知，太太得了急病，一个月内就撒手人寰。紧接着，先生在一周后随太太而去。子女没有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未能及时修改他们的信托文件。因为遗产过多，子女们不得不上缴50多万的遗产税。

这是陈碧华所办的众多遗产规划案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大多数的华人对遗产规划(estate planning）比较陌生，实际上，遗产规划就是在生前把准备留给子女及家属的资产安排好，让继承人日后少交遗产税和避免遗嘱认证。

遗产规划在主流社会相当流行，使用的方法也比较多。在新泽西执业的著名美国律师施内波(Jeff Schnepper）总结出几百个遗产规划的技巧和技术。2001年，他应邀出版《怎样支付零遗产税》(How to Pay Zero Estate Taxes）一书，分享他的经验。他在书中把支付零遗产税的方法分为两大类，一是把不同资产从课税的遗产中移走，二是对作为遗产的资产价值实行打折。
 
目前，美国华人进行遗产规划的比率不高，从事遗产规划的华人律师屈指可数，这也许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华人文化忌讳谈到死亡，但是死亡并不会因为不谈而不至。没有进行遗产规划会让继承人支付高额遗产税，这也是重视家庭财产继承的华人人所不乐见，因此，入乡随俗，提早进行遗产规划，确有其必要。

遗嘱认证 费时费力

陈碧华说，十多年前，美国西岸华人中做遗产规划已开始流行，主要的原因是当地遗嘱认证的花费高、花费时间久，因此，华人开始重视遗产规划。十年前，这个风气传到东岸。

遗嘱认证既麻烦又耗时，她的一个客户的继承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位客户是单身女性，没有孩子，与兄弟姐妹多年前失去联系。在纽约打工几十年，积攒了30多万美元资产，资产的形式主要是股票和现金。客户在遗嘱中把朋友作为遗产的继承人。这位单身女客户去世后，律师代表客户去法庭办理遗嘱认证。

但是，法庭执行人看到申请后，认为遗产这样处理不符合纽约州法律。按照法律规定，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是立遗嘱人的直系亲属，如果没有直系亲属，那么第二顺位继承人应该是远亲，因此，法庭要求律师寻找客户的亲戚。

在美国，有公司专门从事这样的工作，这种公司受委托寻找不知道的亲戚(unknown heirs）。这种公司收费不低，每小时约150美元。结果，受委托的公司在美国境内没有找到该名女子的亲人，六个月时间的费用为五千美元。公司把搜寻结果写信通知律师，说明这个单身客户在美国没有亲戚，如果需要，它可以去中国大陆寻人。

律师把这个寻找结果呈送法庭，因为该公司信誉佳，所以法庭认可这个结果。法庭认为没有必要再去中国寻找，但要求进入第二步寻找程序。第二步程序就是通过媒体找人，法庭指定的媒体是《纽约法学日报》(New York Law Journal）。法律规定要刊登四次，每次收费2700美元。四次过后，仍然没有人前来认亲，至此，寻人程序才告结束。

遗嘱认证的最后一步就是呈递有关文件，这些文件包括遗嘱和有关的支持文件，同时，律师还要向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报告，讲述整个寻找过程。认证两年后，继承人才拿到那些遗产。

要求不同 结果有异

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遗产规划的设计也不一样。律师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财产的多少以及孩子年龄的大小，同时，各类家庭分配财产的方式也要加以考虑。

陈碧华经常举办遗产规划的讲座，听完讲座后，一些华人总希望能有一个简单明确的方案。她说，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和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人的愿望很难实现。例如，唐人街一个老华侨要求设立一个信托，规定子孙永远不能出售在唐人街的老房子。」她说，这实际上很困难，不卖就要请人管理，合适的管理人也很难找，而且管理人也会发生变化。各个家庭有自己的情况，各个孩子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才行。
陈碧华说，在进行遗产规划前，律师要明白客户家庭内的真实关系。常见的情况是，华人客户第一次与律师会面时没有把实际情况告诉律师，因此，律师要花很多时间摸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她曾遇到许多这样的案例。例如，一对夫妇请她给每人做个信托。信托规定，如果一人不在，该信托由配偶和儿子管理。五年后，太太去世。先生就与儿子共同管理信托。但是，先生和儿子经常吵架，后来，先生再婚，麻烦更多。

华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些老人为了享受医疗补助(Medicaid），把资产全部送给孩子，等到财产送完后，情况发生变化。过去孝顺的子女突然变脸，甚至有媳妇把身无分文的老人赶出家门的事。因此，她在为老人办信托时，都把老人放在信托中，让信托保障老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客户常常要求把自己的孩子加到父母帐户中，有的父母也不告诉律师自己孩子的真实情况，结果把孩子名字加上后，孩子出了状况，反而增加麻烦。例如，孩子驾车出事，惹上官司，因为名下具有财产，为了了断官司，孩子把父母多年积蓄作为赔偿。因此，凡是要求把孩子加入共同帐户的客户，她都要提醒家长注意。

她认为父母也要对孩子的未来变化有所准备。她有一个女性客户，过去总讲她的儿子多么多么好，要求律师为她设立一个信托，把财产全部转给儿子。没有想到的是，儿子一结婚，就像变了一个人。儿子对母亲不理不睬，视同路人，母亲伤心不已，因为这完全出乎她的预料。

目前，美国华人再婚的比较多，有许多男士离婚后去中国大陆再找一个年轻的太太；为了保护财产，结婚前签个财产分配协定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在中国结婚后才找律师，婚姻已经成为事实，尽管婚后也可以办理这样的手续，但有的太太根本拒绝签字，即使签过字，新太太还可以以不懂英文为由否定协定。因此，未雨绸缪最为重要。

陈碧华说，在过去十年中，她办理过有关遗产规划的案子近五千个，其中设立的可更改信托的有三千多件，不可更改信托、人寿保险信托和遗嘱有一千多件。华人遗产走向特点是，绝大多数传给子女，给慈善机构的比率较低。她估计，80?唹以上的遗产继承人是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继承的占10?唹，而5?唹的遗产受益人是教会，遗产给朋友的只有1?唹到2?唹。

她说，华人在做遗产规划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观念保守，担心太多，一听说做文件就嫌麻烦；二、不愿意把家中具体情况讲出来，影响律师的判断，而美国人多是主动说出；三、华人对付律师费比较看重，愿意一次买断，而美国人则愿意按小时付费。
 
巧妙安排 子女受惠

华人喜欢买房产，有人房子买了一栋又一栋，但是，如果没有事先做好遗产规划，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可能会被迫付出极高额的遗产税。

纽约资深会计师李捷绪说，有些华人喜欢自己先做决策，然后再告诉专业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错误可以纠正，但有些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他认为，遗产规划涉及三个方面的专业，一是会计师，会计师了解客户的财务资讯；二是资产规划律师，律师要写信托文件，保证文字精确，不被挑剔；三是金融顾问，金融顾问提供投资参考，使资产投资获得效益。三者相互合作，发挥自己的专长。

不同的遗产规划可以产生不同的省税效果。他举例说，一对父母在几十年前用10万美元购买一栋出租的房屋，现在，该栋房子市场价值是70万美元；父母把这栋房子赠予给孩子，孩子两年后出售该栋房子，获得一百万收入。但是，这栋房子的成本价仍然是10万，孩子获得的90万收益，就要交资本所得税。因为是赠予，基数从原始购买价算起。

但是，如果采取其他的方式送给孩子，获得的收益就不会这样交税。例如，父母现在不赠予给孩子，而是在去世后作为遗产送给孩子。如果当时的房子市价为一百万，这所房子的基数定为一百万。如果孩子住满两年后再出售，房子卖了120万，这后来增值的20万才要交税，如果是遗产，基数就是资产所有人去世时的市价。

许多人经常问：赠予孩子多少才不要交税？李捷绪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赠予他人一百万美元，每年每人可以给一个孩子1万1000美元，如果一年内的赠予超过这个数额，就要向税务局申报，但可以选择不交赠予税，即把赠予从将来的150万遗产免税额中扣除，但要让政府知晓。

遗产规划做好后，选定执行人非常重要。他说，一定要选择一个信得过、有能力的人来执行所有的法律事项，同时，要事先征求被选人的同意。另外，永久性法定代理人(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和健康代理人(healthcare power of attorney）的职责不同。前者对财务、生意、个人和健康有关问题可做全权处理，后者只对治疗和健康问题负责。李捷绪还建议，如果与他人合夥做生意，应使用人寿保险的方法让存活的股东有足够的财力，购买过世股东的股分，使生意能够继续下去。

李捷绪指出，一些美国名人也曾因忽视遗产规划，使得资产在其死后大大缩水。例如，著名女演员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原有资产1万9176美元，交税后只剩下37万426美元，资产缩水达55?唹。猫王普斯莱(Elvis Presley）也有这种情况，他去世前的资产达1016万5434美元，交税后只余279万799美元，资产减少了73?唹。

遗产规划 长远考虑

遗产规划的好处很多，人们在头脑清醒时把财产分配好，就可避免在失去自理能力时的无奈。规划好的遗产可以避免法庭认证，又能够保护隐私，防止别人来竞争，可谓一举多得。

普天寿公司金融顾问刘阳认为，华人避谈死亡的观念需要改变。华人普遍认为，遗产规划是临终前的事情，现在办理为时过早。她说，有人把遗嘱和遗产规划混为一谈，但它们其实是两回事。遗嘱是死亡一瞬间的财产分散，而遗产规划是一个长久的规划。

她在工作中看到许多由于没有规划而产生的不幸例子。例如，有的人突然大脑不行，失去自主能力，资产即由子女、朋友或律师代管。常见的情况是，一些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很高兴，过去父母控制他们的消费，现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钱了。如果华人父母在生前趁着自己还能够掌握局面，就提前把自己的资产安排好，在信托中规定资产先用在自己身上，如就医、请人照顾和生活花费等，等自己身后，资产才分给孩子，就能避免这种情况。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她曾应邀去一些华人老人中心举办长期护理计画讲座，听众中有一些是香港移民，在香港回归以前，因为担心财产被共产党没收，就卖出房地产移民美国。到美国后，为了享受政府补贴，又把财产全部分给儿女，结果做父母的想要回一点零花钱都很困难。一个老人听过讲座后，边流泪边拉着她的手说：「姑娘，你讲的错误我都犯过呀。」因此，她建议老人们先把自己的后路留好。「人在阵地才在。」

早点设立并不是一纸定终生，还可以根据情况加以修改。刘阳曾经为纽约一位华人教授设立过生前信托，信托中规定遗产分给两个女儿，但是父亲去世不久，小女儿患上白血病，将不久于人世，因此教授太太后来重新修改信托，将属于小女儿的那部分资产分给她的两个儿子。

这位教授太太认为，美国长大的孩子根本体会不到第一代移民的艰辛，因此，信托的安排应该要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后来，重新修改的信托规定，两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可以无限支付，医疗费也可从中开支。但要等到两人长到18岁时，他们才可以动用利息，即每年使用利息的50?唹。到30岁以后，他们才可以每年使用利息的100?唹。这时，他们可以完全支配属于他们自己的遗产，因为他们已经成熟了。

公民与否 待遇不同

美国公民和非公民在遗产继承上差别较大。美国公民夫妻之间的继承没有限制，而外国人则不能。因此，非公民的华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实际上，华人喜欢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处理自己的遗产，结果常是反而因此吃亏。
在1988年以前，不论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配偶之一死亡，任何数额的财产可转给未亡配偶，不必交纳遗产税或赠予税。但此后法律改变，配偶之一或两人都不是美国公民就不再适用。如果美国公民去世，其永久居民的配偶接受财产超过150万美元时，超过的部分就要交税。而如果死者为永久居民，其美国公民的配偶无论接受多少遗产，都可免税。刘阳如此形容：「美国的政策就是把钱都搂到美国来。」

她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一次，她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其中一对是刚从中国大陆来的夫妇，他们创立的公司在美国上市后，他们获得两千万美元的收益。这对夫妇当时正在申请绿卡，出于职业的习惯，她就插了一句话：「你们现在还不是公民，一人去世，另一个拿不到两千万呀。」她随便的一句话，让那位太太一夜未眠。她第二天一早打电话给刘阳说，这两千万来得不易，说什么也不能白白交了税。后来，他们设立合格国内信托(qualified domestic trust），先生才放心坐飞机出差。

她还有一个客户是位美国人的华裔太太，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先生是60多岁的美国人。这个年轻的妻子找到刘阳，请她「出个高招」，怎样才能保住属于自己一半的财产。她的先生刚在长岛购买一栋价值百万美元的房子，并把她的名字放在一起。她说：「这栋房子应该有我的一半吧。」

但是，刘阳不这么认为，因为这位中国太太还不是美国公民，太太还不知道先生有无家庭信托，她的先生也可能通过信托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以免让年轻的新妻子带走。按去年的规定，非美国公民每年只能得到11万4000元的礼物，如果两人离婚，她也不会得到一半财产。「美国人就是采用各种办法防止把资产带出美国。」因此，试图通过嫁个有钱美国人来获得财产的愿望很难实现，多次婚姻的家庭应该考虑设立信托，以免家庭内部出现财产竞争风险。

遗产避税 避税有道

遗产规划是一个富人的游戏。美国国税局总是设法多收税，而富人们也是想法少交税。为了达到目的，富人们高薪聘请美国最优秀的专业人员来帮助避税，因此，随着税法的不断改进，避税的办法也日益完善。

纽约会计师易松林有过这样亲身的经历。他原来在一家美国人的会计师事务所专做税务，这家事务所由两百多位会计师和律师组成，客户都是美国名人。他的工作就是和几个美国律师合作，为这些名人设计遗产规划。
他说，遗产规划与遗产税的规划不同。遗产规划人人要做，而遗产税的规划是少数人的事情，但是牵涉的金额都很大。遗产税和赠予税是两种税，但两者紧密联系，这与中国人的概念不同，「中国人给就给了」，但美国人不行，给多了要交税。最近以来，美国人主要用两种方法来避免遗产税，一是盾牌信托(shel-ter trust），二是家庭有限合夥(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盾牌信托有效地避免夫妻谁先去世的不确定性，它为夫妻两人各设一个信托，哪一个人先去世，哪一个人的部分资产就转入孩子的信托中，这样，夫妻两人的减税额都不会浪费。创立家族企业的家庭可以设立家庭有限合夥，最好是在中年时就成立，父母亲担任总合夥人，然后把资产一点点转移到孩子头上，最后，所有的孩子都有一小部分。

他说，设立信托时一定要小心，因为国税法庭已经驳回一些案子，其中最复杂、最有名的一个案子是斯绰基(Strangi II），该案利用家庭有限合夥分配家庭资产。此案在美国税务法庭和美国第五巡迴上诉法庭来回折腾好几年，官司一波三折，先赢后输。从公布的案子来看，尽管有的被国税局驳回，但是这种形式仍然有效。总之，要尽早设立，以免触雷。他估计：「争取20?唹的税收折扣可以做到，但40?唹的折扣就难了。」

他说，现在人们都认为2010年不收遗产税是个好消息，并没有看到它的坏处。到那一年，国税局将按照成本价为基数征收资本增值税，如果遗产中含有大量股票，就会多交增值税。他举例说，如果1990年购买的每股5美元股票，到了2010年，该股票价格升到 40美元，股票的基数是5美元，增值的35美元都要交增值税。过去，他曾发现一些会计师把遗产中的股票按一般股票计算，实际上，它的基数应该是去世时的价格，而不是按购买时的价格计算。

保险信托 有其便利

有的律师认为，财产的多寡直接影响遗产规划的类型，针对不同的需要，可以设定不同的信托。

纽约执业遗产规划律师张宣说，遗产规划的设计因遗产数额的不同而异；如果一个人只有两万美元资产，办一个认证手续就行了，程序很简单。但是，如果资产在两万美元与150万美元之间，就要做夫妇生前信托。该信托的主要目的是避免遗嘱认证，如果资产位于150万和300万美元之间，也要做生前信托，既可争取两个免税额，又能避免遗嘱认证。今年，每人的遗产免税额是150万美元，如果资产在300万美元以上，就要寻找其他途径减免税。

他指出，有的人遗产太多，遗产税避免不了。按照规定，遗产继承人要在九个月内交出遗产税，这让很多华人感到头痛，因为大多数华人的资产以房产占多数，很少有人在银行户头存有大量现金，多投资股票或购买房屋。但股票可能已被套牢，短时间内出售房屋会有损失。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办法是用信托购买不可撤消的人寿保险。这种保险包含三方人士：所有人(owner）、受保人(insurer）和受益人 (beneficiary）。所有人和受保人是不可撤消人寿保险信托(irrevocable life insurance trust，简称 ILIT），受益人是自己的子女。这里最重要的是所有人，如果投保人走了，保险公司赔偿费给信托，信托按规定把赔偿费送给受益人，受益人可用这钱交遗产税。他说，一些年轻人虽然现在没有一百万，但是将来能够达到，为什么现在不买？

为了缴纳遗产税，有的夫妻可以设立第二个去世的不可撤消人寿保险信托(second to die life insurance irrevocable trust）。这种保险是保两人，故保费比较低。更重要的是，如果两人中一人身体不好，也能购买。这种保险越早买越便宜，年龄越轻价格越低。当然，这种保险要保两个人，只有当两人都去世，保险公司才付款。

张宣建议民众先计算一下自己的财产以及可能要交的遗产税，根据要缴纳的遗产税的金额，购买合适的人寿保险，如此，遗产继承人就可以用这笔钱支付遗产税。它的奥妙之处还在于，既有了税金，又可以减低课税的资产额，这是因为这种保险与投保人一刀两断，不把保险额算在资产内。

免税赠予 善加利用

一般说来，父母总想尽量多把自己的财产送给子女，但是，因为美国政府征收赠予税，对父母的赠予数量加以限制。同时，有的赠予对子女来说不一定是好事，正如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因此，有效的赠予很有必要。

张宣说，美国政府规定今年每人可以赠予1万1000美元。赠予税与遗产税是一个税率，赠予是人活着时候给予，而遗产是死的时候给予。美国规定今年的终生给予是150万美元。但是，如果赠予不好，就会产生反效果。例如，美国长大的孩子喜欢享受，有了这每年一万多美元，他们就可以去欧洲旅游一趟，或者去拉斯维加斯赌博，或者买个高级轿车。因此，父母年复一年地给，他们也年复一年地花。

因此，他认为华人父母还有更好的选择，如为孩子购买人寿保险。这种保险要等到父母去世后才能取出，等到父母走了，孩子也大了。他们经过多年风雨后也变得成熟了，这时，他们获得一个两百万美元的遗产，用来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既未辜负父母的期望，也为子女做个好事，「何乐而不为？」

他举例说，他的一个客户有笔20万现金的存款，他不知如何处理这笔钱；买个房子出租吧，担心夜里房客打电话，而且房价可能会下降。投资股票吧，市场升升跌跌，说不定哪一天会输掉。在律师和金融顾问商量后，他认为买份人寿保险更加适合他的希望。这位客户说，买其他的东西不敢说，但买这个人寿保险就给孩子一个保障：孩子将来一定能够拿到两百万美元。

对于家里有商业楼宇的家庭来说，可以利用家庭有限合夥来转移资产，父母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把资产一点一点送给孩子。张宣曾有一个客户，夫妻俩共同拥有一栋商业楼宇，但是三个儿子没有股分，通过这个家庭有限合夥，他们把股分打折扣送给儿子，最后，楼宇全部转给儿子。他说，华人拥有商业楼宇的不少，但做家庭有限合夥的不多。

尽早行动 避免被动

大多数的遗产规划专业人士都指出，许多华人的观念还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国的遗产法规不甚了解，总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来办事，有的即使知道它的重要性，也并不积极谋划，结果错失良机，悔之晚矣。

张宣说：「心动不如行动。」他至今还记得一个客户失去省税机会的情景。这个客户曾经多次听过他的讲座，在一个周四的下午，这名妇女突然来到他的办公室，说她的先生已经住院，希望在他走以前做个生前信托。这名女士说，先生刚刚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肝癌晚期。

他告诉客户，他将在周末把信托做出来，请她下周一到办公室取文件，然后拿去让她先生签字。按照要求，两人要一起签字，同时请公证人(public notary）在场，签字盖章，等到全部签字完成后，再将文件送回事务所。

但是，等到下一周的周三，这名女士还不露面，张宣着急了，忙打电话催办。结果对方表示，这几天先生好多了，字还没有签，因为不好意思在先生住院时讲钱的事情。张宣说，字一定要签，因为不签字文件不能成立。对方听了后，就去找医院的社会工作者，因为他们许多人是公证人。但是，等社会工作者到来时，先生已经昏迷，两天后就去世了。

这对夫妇的家庭资产超过三百万美元，没有这个信托文件，他们就失去一个免税名额。客户的家属很后悔。她和孩子为此必须缴交40多万美元的遗产税。张宣仍然记得当事人的孩子在写支票时说的话：「这是我一生中写过的最大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