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一位华发全白的老人，在上海写了一篇文章遥寄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这位已逾七十古稀的老人回忆起１９４３年初次见到张爱玲的情景仍晃若昨日的经历，记忆犹新。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
当时老人在上海编辑《万象》杂志。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他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
这位老人就是作家柯灵。后来他们又多次见面，岁月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老人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次张爱玲不同的服饰，甚至是细节。
上海“孤岛”时期，“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１９５０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张爱玲的旗袍显然留给柯灵极深的印象。如今她留给观众的深刻印象，不也就是一个裹挟在上海旗袍中的多情善感的女子吗？后来没多久，张爱玲就去了香港。
用今天的话来讲，柯灵曾经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1944年秋，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请柯灵提意见。后来柯灵还为剧本上演，在多家剧团间奔走了一番。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朱端钧。
柯灵的文章里提到的朱端钧建国后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他堪称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一生执导了九十多部话剧，其中包括了他所经历的年代中中国所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我还记得１９７６年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遗体告别仪式时，因为我家有一台九英寸的凯歌黑白电视机，住在楼下的朱端钧上楼来看电视，邂逅了特地步行了二十分钟也来看电视的柯灵。两位熟人却只是简单地点点头，整整两个多小时连些许的寒暄都没有。当时两人都从牛棚里放出来不久，尚未获得平反，还都是戴罪之身，恐怕不便多言。
朱端钧住在公寓的一楼，他家的阳台上种了不少盆景，时常看见他在阳台上浇花，有时又通过阳台到公寓的大花园里散步。作为一位中国戏剧界著名的导演，朱端钧性格内敛温和，他行走不便，有一次我陪他去学院剧场看学生的演出，他拄着拐杖，说话轻声细语，颇具仙风道骨。博学的他守护着一个传统的婚姻，他的伴侣是一位没有文化的传统中国妇女，为他养育多个儿女。我还记得朱端钧的死是那么令人措手不及，１９７８年的秋天，文革结束才两年，他在住家对面的戏剧学院排练场里，为上戏表演系的教师执导复排话剧《雷雨》。排完戏演员们尚未离开，他率先走出排练场，突然倒地。送到医院终告不治。他死于心血管破裂。那时他已七十高龄，《雷雨》是他文革后复出排的第一出戏。他曾说：“今后我死也要死在排演场。”最终他如愿以偿。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邵之雍（以胡兰成为原型）过境上海，到九莉家去，坐到客厅里，正巧燕山（以桑弧为原型）打电话来，九莉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接，不想让之雍知道她同燕山的事。张爱玲这样写九莉当时的心情：“她顿时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大的噪音。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那时的张爱玲一个人沉在两个情感世界中。左右为难。
桑弧是通过柯灵认识张爱玲的，如果说柯灵是知遇，那么桑弧就更是名符其实的推手了。抗战胜利，恋人胡兰成背着汉奸的罪名逃到温州避难，张爱玲也受牵连。在当时的上海，舆论对张爱玲很不利，她被左翼文人视为文化汉奸，处境艰难。在无奈的沉寂中，桑弧邀请她改编作品无疑重新点燃了张爱玲的创作欲望。
张爱玲与桑弧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不了情》。张爱玲只用了两个月就写完了。影片上映后轰动一时。桑弧趁热打铁，又让张爱玲写了部剧本《太太万岁》。电影上映后也轰动一时。两部成功的电影，把张爱玲的影响力从文学领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这两次成功的合作大为改观了张爱玲在都市文化氛围中的窘境，也改善了她的经济生活。他们在创作中建立的友谊，后来曾发展成爱情。可惜好景不长，由于个性和家庭的原因他们分手了。
桑弧建国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导演，擅长拍摄文学作品改编的作品，文革前他曾拍摄过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祝福》以及中国的第一步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文革后，他还拍摄了根据茅盾著名小说改编的《子夜》。影片拍摄时为了帮助年轻的演员熟悉了解十里洋场上海的历史习俗，桑弧特点请来了老演员孙景璐到场为年轻演员辅导。那时我还在上大学，通过剧作家于伶的安排，带着同学去摄影棚参观，我看见温文而雅的桑弧坐在现场，神清气定，安安静静地指挥着拍摄，特显出著名导演的风采。那天拍摄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里股事狂泻的一幕，只听得付导演一声令下，摄影棚里的一个个股民像吃了兴奋剂似的一个个躁动起来，狂啸不已。不过《子夜》并没有像《祝福》那么成功，当时男主角挑选了擅长出演农民和共产党干部的著名演员李仁堂出演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似乎是一个失策。
“文革”以后，柯灵在散文的写作上大大突破，达到了一个高峰。柯灵以精雕细琢的态度来锻文炼句，文字精致清雅。几乎每写一个句子，都有千锤百炼之功，他自称文字生涯为“煮字”为“墨磨人”。他把写好一篇文章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起草文章后会在案头上放上一段不短的时间，然后反复地琢磨。年轻时向他求教时曾听过他的谆谆教诲：“写文章要厚积薄发，泛泛而写不好。”柯灵的家住在上海西区复兴西路上的一栋西式小洋楼里，门前宽阔的街道上长着遮天闭日的法国梧桐树。柯灵时常会在苦思冥想的时候，走出家门，在幽静的路上踯躅踱步。
晚年的柯灵，也曾有过宏大的构想，希望创作一部关于上海百年的历史小说，也写作和发表过一些章节，但最终未能完成。但他写了不少回忆往事的文章，《遥寄张爱玲》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比起他对张爱玲的那份感情，对于其他人他的文字要吝啬得多，对于一些建国以前的恩怨，他的文字并不豁达。
老作家夏衍１９４９年后曾经想邀请张爱玲到他领导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但因为有人反对而搁置。不过对于张爱玲来说，去亦难，留亦难。擅长于描写上海弄堂房子里家长里短，男男女女的张爱玲，要改变风格，去描写新中国的工农兵生活谈何容易，除非她真的得了孙悟空的变身法宝，能够脱胎换骨。之后她去了香港，又去美国。似乎上海是她创作的源泉，她成名于上海“孤岛“时期，那一个畸形的城市环境和文化氛围。她在那里如鱼得水，挥洒自如。可是离开了上海，她的作品少了，即便有也尽失往日的光彩。就像一朵被拔离沃土的灿烂玫瑰，她渐渐凋谢。
柯灵的文章恐怕张爱玲并没有看到，因此他传出去的问候未能环绕回来连接成一个圆满的循环，张爱玲那方面没有反应。晚年的张爱玲独居在洛杉矶市区的老人公寓里，１９９５年逝世后数日才被人发现，走得未免孤单。人生时常呈现滑稽的结局，若是张爱玲留在大陆，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就冲着她和汉奸文人胡兰成曾经的恋情，恐怕性命都难保。她的同时代人柯灵、桑弧和朱端钧等在文革年代经历了炼狱般的磨难，幸存下来，晚年亦老树发华枝，创作出名篇佳作。他们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完成了人生的谢幕。或许这是人生不同的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命运。孰幸孰哀，一语难言。
８０年代末，我就职的上影文学部曾有一位年轻编剧和我商议改编拍摄张爱玲的作品，可是后来也未能实现。如果当时我们的前辈柯灵、桑弧听到这样的建议，恐会觉得是时光倒流。又过了十年，张爱玲的作品却真正的在华人的世界里辉煌地凯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