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简称《保密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在某些方面,新《保密法》规定更宽泛、更含糊,这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担心:中国的保密“雷区”在扩大,一般人触雷的机会将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最早于1989年5月颁布,新的《保密法》于今年10月1日实施。新修订的保密法不仅对公民的要求更严,而且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之前保密法禁止在私人通信中“泄漏”国家秘密,修改成禁止在私人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
法律人士指出,这一改动非同小可。相比“泄露”国家秘密,“涉及”国家秘密的范围不仅被无限扩大,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很可能被有关部门任意解释,导致人人噤若寒蝉。
同时,新《保密法》加强了对电脑网络的保密管理。此外,《保密法》被列为“不宜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立法项目,修订过程也很注重“保密”。据了解立法进程的人士介绍,修订主要是在政府系统内部向各省级政府的和中央各部门征求意见,甚至没有召开过专门的专家论证会。
新保密法 记者的地雷阵
中国新的保密法实际上要求媒体与网络公司监视网民,把网络记者和网民统统当成敌人,鼓励国内盛行的告密文化。
“因为中国大陆告密的风气很严重,现在中国大陆共产党越来越没有办法控制了,随着科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等等。那么,他们就鼓励互联网上的人告密。”
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记者保护委员会2010年2月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统计,在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名单上,中国第一。
北京刑事诉讼律师李和平还指出了密级鉴定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据我了解,几乎没有密级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过控辩双方的质询。”莫少平律师表示,国家保密法的规定及司法实践往往和公众的知情权产生尖锐的冲突,例如当局指控赵岩把江泽民退休的消息透露给其雇主《纽约时报》,指控师涛把上级传达的各媒体单位不得报导有关“六四”事件和群众集体上访的讲话内容透露给境外人士等,都应该属于公众知情权的范畴。
他认为:“公众应该有权了解这些信息。国家把这些信息作为秘密,不向公众披露,这本身是不对的,是违反宪政的基本原则的。只要不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产生危害,就应该向公众披露,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嘛。”
政府秘密取代私人秘密
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不知是有意或无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裁王建宙语出惊人,披露该公司可毫不受限的掌握用户的私人资料,中国安全部门一有需要即可提供。
根据法新社的报导,“中国移动”目前拥有三亿多客户,且以每月增加六万个客户的成绩增长,是全世界最大的手机用户集团。王建宙解释,公司能够知道用户是谁,也知道用户的所在位置,在掌握了客户的姓名与位置之后,可利用这些私人资料向客户推销广告与服务。至于安全与隐私问题,他说:“我们可以掌握一个人的行踪,但资料不会外流,只有安全部门索取时才会提供。”
英国牛津大学的网络管理与规范教授季春(Jonathan Zittrain)说明世界各国担心手机威胁个人隐私的情况。他对法新社记者表示:“这么大规模的监控竟出自商业界,真是让人惊讶!”
分析人士:“中共伤害的实际是老百姓”
据中国媒体报导,中钢协与澳洲力拓就年度铁矿石价格谈判失败后,中共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以“从事间谍活动并窃取国家机密”为理由,抓捕了力拓重要员工胡士泰等人,在国际商界和媒体引起巨大震动。
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都讲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泄露了中国的什么国家机密,在这一点中国政府始终都不予说明……对澳大利亚力拓员工的指控就变成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程晓农指出,在中国社会,政府插手一切,同时政府居于法律之上,可以任意操控法律,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解释国家机密的定义。
旅美中国互联网事务分析人士李洪宽认为,中国是以通过法律来使自己控制互联网的信息合法化,这样可以堵住一些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的嘴。北京就可以反驳他们说我们是有法可依。他说:“共产党对中国信息控制的话,它不需要这样的法律,法律从来都不是障碍。中共任何措施呢真正伤害的还不仅仅是维权人士,实际上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