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到大国之道——再谈“自由”

读到三哥分析新加坡，也看到众多讨论。感觉到我们中国人依然缺乏对一个最最珍贵的因素的认识，或者对这个珍贵的东西不大以为然。这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
大家基本能够取得共识的是：跳蚤能够跳起其高度几十倍的高度，但是人不能！这也就是说：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不能！原因是中国“大”。那么飞云就要问了，文莱、尼泊尔，太平洋上的弹丸小国小不小？他们怎么不能像新加坡那样跳起来？美国大不大，美国为什么反而能够跳起来？甚至跳得比新加坡还高？
这说明“跳蚤理论”不能简单套用到大国和小国上来。
有人说：小国容易治理，大国就很难！新加坡小所以就容易治理，中国大所以就难以治理。就像一个家庭容易治理，一个村庄就难以治理一样。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只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最小的单元，我们姑且叫作家庭。能把家庭“治理”得好的有不少，整天打架闹离婚的也很多；甚至闹出人命的也有。把家庭治理好并不是一个“小”课题，它很难很重要。治理大国难吗？既然难，那么美国为什么能够治理得相对较好？美国当然毛病不少，所以我这里就说是“相对”较好。世上没有完美的国家和人，因此不为此在这里多费口舌。
一般意义上讲，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中国人经营商店一般比较难于做大，但做好几个店的本事还是必须肯定的。难于做大的原因就是：事必躬亲，对别人不太信任。好像看起来又支持了跳蚤理论。
然而，中国人做大、做长的事毕竟发生过。那么怎么才能让大象也“跳起来”呢？这里我还是想先谈谈“晋商”。
关于晋商，大多数的学者和评论家都说不到点子上：“诚信”，是商家做大的必备条件；但单靠诚信不能使晋商成功，因为中国过去的大商家，几乎都需要诚信。以官府为靠山是注重科举和当官省份商人之特点，“靠官”绝非晋商长项，晋商中几乎没有“红顶商人”。南方的买办商人也不同于晋商。被“穷”逼富说，是当今山西旅游景点和学术界的说法，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晋商地处晋中平原，几乎是山西最好的地区之一（其它是晋南地区）；历来并不穷。再说，山西周围穷得多得多的地方多了，为什么没有逼出更多的商人来？最后是所谓“抠门”说，这更是匪夷所思。晋商的窖藏，是为应对险恶的经商环境而设，是为“无限”责任而设。到了紧要关头，出手之大气、果断，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
鲜为人知的，晋商的成功最最核心的却是：建立在制度和信任基础之上的——自由。凡是做大的晋商东家，下面都有几十上百家遍布国内外的分号。每一个分号都聘任适当的经理，经理全权自主处理分号业务乃至人事，东家极少过问。经理们有没有舞弊的行为呢？当然有！但是东家的默认底线是分号合理的盈利。关于这一点，除了掌门人外，连同门的其它族人都多有微词：认为掌门人很“糊涂”。其中的关键区别是：掌门人从战略着眼，后者从战术角度来观察。这样，在制度、信任和放权的相互作用下，商业帝国就建立起来了。这样，不仅跳蚤，最后连大象也“跳”起来了。
由小及大：美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如何“跳”起来的呢？显然它离不开放权、分权和自由。如果用新加坡来比较的话，美国的50个州就相当于50个新加坡！每一个“新加坡”都有自己的自主权。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最知道自己该如何发展；对个人来说也一样，所以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国家的前途。相反，当中央决定山西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时，山西的特点就没了，山西也就完了。所以许多人希望山西能重振晋商雄风时，我只能说那是做梦。同样，假如美国也着手控制各州时，那也就必然是美国走向衰落的开始。
治大国如烹小鲜，说难也难，说不难嘛，也真是容易。治小家者，焦头烂额者有之；治美国者，如历届总统们，你去海边的度假胜地，就会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