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正逢时──屠岸自述》节选 (ZT)

......我跟妻子章妙英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　　

章妙英出身于有文化的商人家庭。我认识章妙英是在认识董申生之前，一九四五年的一月或者二月。章妙英是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圣约翰大学是个教会学校，人说它是贵族学校，有钱的孩子才能进去。但也不尽然，也有家境差的孩子考了进去，只是学费比较贵。重要的是，这个大学里的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多，成了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交通大学差不多。第一次见面，只觉得她比较矮，有点发育不全。后来知道她十四岁时得过伤寒，从此再没有长个儿。我十四岁也生了跟她一样的病。她穿的是蓝色旗袍，外边披的是翻皮黄褐色大衣。我穿的是一般的学生装。我觉得她谈吐不俗，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我们没有谈政治，就谈一般学习上的事情。这次见面后没有确定什么，但开始了联系。一个星期后，我应邀到胶州路她家去，她母亲和外婆在，很热情，请吃红枣汤。我们从客厅到外边的小花圃去聊天。她问我读什么，我说鲁迅。她眼睛一下亮了。我说读了《且介亭杂文》和“末编”，她说她读了《呐喊》，杂文不太懂。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一九四六年年初，申生已经到台湾去，我跟章妙英的来往就多了。一九四六年的五月，我们一起到苏州去，她表姐家的祖上在苏州。她与她的表姐们一起住，我单独住。我们在灵岩山玩的时候，看到一个公墓，叫绣谷公墓。我一不小心，把她的眼镜给碰下去了。我感到抱歉。后来，想到她的眼镜就想到绣谷，想到她，就想到绣谷。再后来，我给她取了一个笔名：方谷绣，方表明她行为端正，谷绣就是这座公墓名颠倒一下。这个笔名她使用了终生。就在绣谷边上交流感情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明朗了，没有什么语言，完全是靠双方的一种眼神。　　

回到上海后，我患肺病吐血，医生嘱咐我必须卧床休息。我只能待在家里，不能上学。妙英开头每天都来看我，后来隔一段时间来。一次，她明确表示，我们要在一起生活。她没说“我爱你”，只说“我们不会分离了”这类话。她说，“我是你的”时，我说，“我也是你的。我永远是你的，你也永远是我的”。我们的关系就这样定了。我给她讲了我爱过董申生，但我和董申生的感情已经过去了。我还把麦杆画董申生的画像给她看。她说董申生漂亮，我说她是有魅力。　　

当时中国治疗肺结核，除了休息，就是注射葡萄糖钙。我每周到广慈医院注射两次。医院内有大草坪，章妙英来陪我。注射完后我们躺在草坪上一起谈话，在那里背英诗，我情不自禁地拥抱她吻她。最后谈婚论嫁，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第二，我们经济上要独立；第三，要我的病完全好，恢复健康。所以从我们一九四五年认识到一九五一年结婚，一共经过了七年。中间她也生了肺病，我说是我传染给她的。她说有可能，但不怨我。章妙英入党比我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初，是抗战时期入党的党员。有一次，我们一起走在路上，她问：你对革命要不要献身？我说要。她说，你觉得你是不是还差点什么？我明白她的意思，还应该入党。我说我已经解决了。那时，党员之间也是不能互相暴露身份的。后来她通过组织了解到我也是党员，组织上同意她跟我恋爱与结婚。 　　

章妙英当时在地下党的教育部门，做群众工作，发展党员。有个活动的据点，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地下党组织以社团的名义做群众工作，叫“育思社”，后来改名“读者团契”。它有许多活动，有歌咏班，戏剧班，英语班，读书班等。章妙英那时是个群众活动的领袖人物。团契里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叫她“妙英姐”。我回顾她的一生，就是这段时间最辉煌。她骑著自行车，到处跑，联系工作，进行鼓动，发展党员。一九四七年，局势危险，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读者团契”的活动停了。由于参加党的工作繁重，而约大英文系的课业太多，章妙英便从英文系转到教育系，因为后者课业轻一些。最后她从教育系毕业，拿到了学士学位。　　

一九四八年章妙英从约大毕业后到一家公司写字楼工作。一个星期后，就不去了。因为要她做“花瓶”，她不干。党组织也同意了。她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后来她到省吾中学教书，这是个党的力量比较强的中学，有支部，她是支委。她教了一年多的书，教英文、国文。一年多后上海就解放了。上海解放时，章妙英被发现有肺结核，党组织叫她休息，她不愿意，但党组织还是叫她休息，她只有服从。她的弟弟章世鸿参加渡江战，从解放区渡江到南京，留在党报《新华日报》工作。一九四九年秋天，章世鸿要姐姐章妙英去南京疗养。那时南京玄武湖边有好多房子招租，章妙英就去了。章妙英到了那边，跟我通信。这年的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月份的一个周末，我请了一天假。那时只有星期天能休息，我星期六到南京，第二天下午要赶回上海，星期一照常上班。在南京时间短，那两天的饭是请一位保姆来做的。晚上，我睡地铺。她睡床。我睡得很好。随后我赶回上海，星期一上班没有迟到。后来我还两次去南京看她，是过新年和春节。章妙英一九五○年八九月从南京回到上海，她的肺病也慢慢地好了。　　

我们按正常的恋人关系来往。但我比较木，没有很快想到办婚事。有一天，她的弟弟世鸿到我家来问：你对我姐姐到底怎么样？原来妙英怀疑我对婚姻是否坚定。我说，从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世鸿问：那为什么你不提出结婚？我说我哥哥还没有结婚，我妹妹有病。家里有一大堆事，我不愿先办自己的事。但我和妙英终会结婚，这没有问题。后来我给父母说了自己的打算。我妈妈说，傻孩子，成熟一个解决一个，你已经二十七岁，当然可以结婚。我这才正式到章妙英家去求婚了。但她反而不急了。我当时跟华东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黄源汇报。章妙英跟我同是华东文化部党支部的委员，她又是黄源的机要秘书。黄源说，你们两个的病才好，还是养一养。我们同意了，半年后结了婚。结婚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号，这天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我们选定的日子。我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登了一则启事：“屠岸与章妙英结婚，遍告亲友。”她的在外地的小弟通过《解放日报》看到了消息。　　

我专门到香烛店买了一对大红烛，放在新房的桌子上。新房在淡水路住房的三层楼之上加盖的小阁楼上。两边都请了亲友吃喜酒，在她家请了三桌，我家是一桌。黄源也来了。“文革”时我受到冲击，进入了“牛棚”。妙英没有参加任何一个造反派，但还算革命群众。这样我的消息就还算灵通。剧协外委会的干部有章妙英，邹荻帆的妻子史春芳，后又调来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冯孝豪。我们跟冯孝豪的关系很好。造反派第二次来我家抄家，就是她预先给妙英通了消息的。　　

妙英称赞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还给前朝后周皇帝的家族以特权优待。妙英最痛恨刘邦、吕雉、朱元璋的大杀功臣。妙英也反对秦始皇，说他焚书坑儒，太残暴。 　　

妙英是一个做事十分认真的人。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听新闻广播，外交部抗议越南当局武装挑衅。当天《光明日报》上登载我外交部交给越南驻华使馆一份备忘录，其中有这样的字句：“……这就更进一步暴露了越南当局玩弄所谓‘停火’的花招完全是虚伪的。”说“花招”是“虚伪”的，那就不是花招，而是真停火。这成了一个政治性语病！下午，妙英打公用电话给外交部新闻司，对备忘录的病句提请注意。接电话的人说，这个事我们不管，让妙英转打给亚洲司。妙英说我是打公用电话，排队的人多，请你转告。对方说，再花四分钱打一个。妙英有点生气，心想难道我是舍不得花四分钱吗？但对方挂了电话。妙英给外交部亚洲司打了，对方态度好一点了，表示感谢。最后对方问是谁，妙英说，我也做过外事工作，现在是一个离休干部。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妙英在日坛医院动手术，是切除甲状腺癌。我写了两首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她又动了第二次手术。这时肿瘤医院已经搬到龙潭湖，我陪了她几天。她动手术后仍在沉睡中，我在她床边守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我看见她重新睁开了眼睛，生命之光又在她眼中闪烁。这一年她已经接近六十岁了，但在我眼中，她似乎仍是我初次见她时的二十岁少女！　　

第一次动手术之后她在家休养，太闲空了，我就建议她做翻译来打发时光。我提起斯蒂文森的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她也有印象。我就到社科院外文所资料室借到原版书，她看了非常喜欢，愿意翻译。一九四二年我曾在上海的旧书摊上淘到过这本原版书，但没有带到北京来。这本诗集在英国的诗界，是儿童文学经典。妙英译出初稿，我修改，最后讨论定稿。我们弄完后，给了人文社副总编辑孙绳武。没过几天，他说签发了。我问怎么没有三审，他风趣地说，章妙英是初审，你是复审，我是终审。其实是他当了责任编辑。萧乾看到这本书后给我来了信。我们的通信后来都在《读书》上发表了。 　　

后来我又跟妙英合作翻译英文诗。零散的篇目收入在《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里。上海的黄杲，送给我一些英文原版诗集，拿给她看，让她选译。她译了好几首。有一首华兹华斯的诗《给一个女孩》，在许多种版本的诗选中都没有，但在《英美少儿诗一千首》里有，她选译了，一共四行：“坚持小小的服务是真正的服务。／聪明人！别藐视任何谦卑的友伴；／雏菊投下自己的影子来保护／流连的露珠，免得被太阳晒干。”她对这首诗特别感兴趣，她选这首诗，跟她的性格有关。她就是尊重那种为他人默默奉献的人。还是由她先译，我润色，最后讨论定稿。 妙英晚年爱写格律不严的旧体诗。如《自由袍》四句：“拿起针线千斤重，七拼八凑缝棉袄。管它东肥又西瘦，自由人穿自由袍。”讲她为我做衣服，手艺不好，笔锋一转，忽然点出“自由”的主题。幽默中释出潇洒。她的《谢池春》落款是一九九○年冬，实际上写于己巳年五月初一之后。还有一首《早岁》：“早岁识君诗，清新如其人，嫁人还嫁诗？白首犹未明！”这是写给我的一首五言诗，我永远铭记她的垂爱。 　　

妙英过世后，我根据她的遗愿，把她的诗作收集起来，成一本书，名叫《云水楼诗抄》。这仅是一本打印的书，并未正式出版。其中收短诗、词八十余首。“云水楼”也是我建议，她生前同意用的。我们的用意是，云和水，既是无常，又是永恒。宇宙和人生，都是动与静的结合，但终归是在变之中。云水，就体现了这个意思。同时，云水也是自然的象征。我和她都爱大自然，都沉醉在自然之美中，这是我们永远的向往。云水，也是自然美的体现。浙江南浔作家陆士虎，我的年轻朋友，见到《云水楼诗抄》，非常喜爱，写了一篇文章：《云水：自然美的体现──读方谷绣的〈云水楼诗抄〉有感》，在刊物上发表。文中说，“综观《云水楼诗抄》，我犹如进入了方谷绣的暮年世界。……就内容来而言，虽有部分缅怀世纪伟人周总理，彭老总，陈元帅的诗，但大多还是写她的生活、家庭和校友，写她对幻美的追踪和剖析，写她以不屈的生命与病魔所作的斗争，写她对事业的追求和憧憬。在她的诗作中，既有力克洪魔的高歌，又有对穷奢豪侈的抨击；既有犀利深沉，又有委婉优雅。”“这些诗作虽然短小，但讲究意味，语言朴素、明快、自然、富有音律美，字里行间流泻著一种真情，常常显示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审美触觉。”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妙英看到申生的信，说申生是红颜薄命，欢迎申生到家里来，她包饺子给申生吃。妙英病重时，没有跟我讲，只对申生的妹妹董刚讲，说，我死后把你的二姐（申生）跟屠岸联结起来。妙英逝世后，董刚才告诉我。一九九七年，妙英发现淋巴癌，于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去世。妙英病重及快结束她的生命的时候，一九九八年的四月，我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两句：“春蚕到死丝难尽，蜡炬成灰泪未干。”我把李商隐的名句改了两个字。细推物理，不通，但在我的心里是通的。 　　

妙英去世那天早上，八时半，我到宽街的中医医院。妙英侧身向左躺著，眼睛闭著，呼吸急促，喉管发出喘声。听起来觉得病人很痛苦。我的心被揪紧了！我急于想知道的是：病人是否有知觉，是否感到痛苦。女儿章燕说，没有知觉，不会感到痛苦，医生是这样说的。妙英哼哼的声音，使我心如刀铰。但又无可奈何。我拼命说服自己：她已没有知觉，没有痛苦的感觉。我渐趋麻木……忽而眼眶里涌出了泪水，但我又控制住，不让它流下来……　　

妙英的头发依然是黑色的。我用小剪刀铰下妙英的少量头发。我坐到她的右侧，在她的额上吻了一下，又在她的左颊上吻了一下。这是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吻！铰发和吻额吻颊都是我的单独行动，别人都没有见到。其他人都不在病房内。我把头发藏在书包里。回到家，我把妙英的头发放在我的日记本里，妙英去世后，我写下这样几句： 　　

A lock of hair from my dear wife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这一绺发，剪自妙英停止呼吸前约十二个小时。它还是乌黑的。经过化疗，她的头发掉了很多，却又长出新发来。她的生命力很顽强。现在，她的身体包括毛发已变成灰。这一绺发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她的身体的一部分。黑发如生，睹物思人。魂兮归来，心恸泪盈。　　

妙英去世时，我没有流泪，我回到家，蒙著被子，痛哭了一场。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在八宝山与妙英最后告别，当我一个人跟妙英待著的时候，我吻她的额，颊，泪水洒在她的脸上。我哭吻她的额、颊，那额，颊是冰冷的，这是一种感觉，同时又有一种感觉，感到那额、颊火烫，在燃烧……然而，她是那么安详，那么坦然，那么平静，那么超然……　　

我最后决定把骨灰盒接到家里。这样我觉得安心，好像妙英依然和我、和子女、孙辈在一起。九八年，我母亲逝世已２３年，骨灰还在我家中。每年清明节，把母亲的骨灰盒放置桌上，全家人，向我的父母亲三鞠躬。

送走了妙英，狂风暴雨之后的宁静，宁静中的骚动，骚动之后的余波，余波之后新的涌起……我对自己说，这个似陌生、似不陌生的世界，需要去适应它，适应它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很长，也许较短……　　
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是我跟章妙英的金婚纪念日，我中午出门，想买一束鲜花以置之妙英的遗像前，以纪念我们的金婚日。但到和平里东街北口，向西，到和平里两街，向南，一直走到和平里北街，都没有见到花店。大概季节不对。没花了！我想到妙英爱吃苹果，但她不想削皮，每次都是我削了皮给她，她就高高兴兴地吃下。平时都是她为我操心，洗衣，做饭……但削苹果则是我的任务。于是我在水果摊上买了一只苹果，化了一元钱。为什么只买一只？妙英崇尚节约。所以我不多买。　　

下午，我把苹果削去皮，切成片，放在碟子里，供在妙英遗像前。又找出两枝短的红烛（没有长的），置于两只小碟的反面，一左一右，放在妙英的遗像前。把火柴一划，点亮了两支红烛。此时天色已暗，电灯不开，室内顿起一种温馨的气氛。女儿章建说要向妈妈鞠躬，我说不用，这是你爸爸妈妈的金婚纪念，向一个人鞠躬　那一天，我在日记中写道： 　　

回想起一九五一年我和妙英在上海结婚的日子，不觉油然，凄然，怆然。那天我到南京路去买了一对红烛。店员问我在烛上写什么字，我说，写一副对联（其实并不工整）：“庆祝十月革命，建立革命家庭。”店员就让我用专用的毛笔蘸著金色汁液在烛上写下这两句。我高高兴兴地拿回淡水路家中。当晚，就在阁楼上，点上红烛，度过我们俩的第一个新婚之夜。我们关了电灯，让烛光照著低矮的阁楼四壁。那时妙英２６岁，我２７岁。红烛的光照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新娘，脸上泛起羞涩的红光。小窗外繁星闪烁，远处是上海当时的最高建筑国际饭店，上面亮著霓虹灯组成的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我们感到幸福。真的，感到有毛主席领导，有共产党领导，我们国家欣欣向荣，人民翻身做主人，真是幸福！个人小家庭也是幸福的，但这个幸福必须服从于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幸福。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胡风大冤案，五十万右派，饿死三千几百万人的“大跃进”，更不可能想到使几亿人遭受空前浩劫的“文革”！不可能想到，所以幸福！那个红烛闪光的洞房新婚之夜，永远深藏在我幸福的记忆之中。　

如果妙英能活在现在……　　

如果妙英能同我一起去英国和欧洲大陆拜访莎翁故乡，济慈墓，雪莱墓，华兹华斯故居，拜伦故居…… 　　

如果妙英地下有知，知道我在纪念今天这个日子，她会……

也许面上平静，但心里一定涌著欢喜的浪涛…… 　　（此书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