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作者：王彬彬 系南京大学教授，原题：《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插特务到抗大“潜伏”。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相关文章的结集。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这且不谈。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这样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在政治斗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中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专职对付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共党的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绩亦不好。一九三年建议对共党分子采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付共党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在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声誉，和共党在建国初期一样，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并不困难。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成员。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追源溯因，都是宽大政策之功。
万氏的意思是说，瞿秋白被捕时，国民党已对捕获的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依常理，瞿秋白不应该被处死，这个问题也姑且不论。我感兴趣的是万氏所说的这“宽大政策”本身，以及这政策产生的效用。
要说清这政策如何产生，还得从国共合作的破裂说起。
鲍罗廷依靠的“革命先锋”
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挥师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党”，不仅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还要斩尽杀绝。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相互杀伐。
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
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 “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将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
蒋介石的烦心事：前线拼杀与后援不继
在农村，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也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1927～1928：国共激烈对抗
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理解都会偏离真相。但是，北伐期间，中共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无疑是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给了蒋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国民党的大开杀戒，是指望能将真的共党杀光。即便杀不光，也让那些漏网者胆寒心惊，从此脱尽红色。但这实在是小看了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人决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兵变，意味着国共武装对抗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开会，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上，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决策者。此后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导下，中共奉行后来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大玩“血的游戏”。当时，瞿秋白中央幻想着立即“武装夺取政权”。他们的想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发动暴动，夺取一城一地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础上，举行全国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其时中共成立不过六七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异想天开。从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全国一百多处城乡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部分当场就失败了。一部分地方，当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都很短暂，迅即被摧毁。后来，连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玩弄暴动”。在“玩弄暴动”的过程中，中共也曾以滥杀报复国民党的滥杀。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尽量施行红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两湖省委，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在政策上，则实行“红色恐怖”。 (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235页)可见，“红色恐怖”，其时是瞿秋白主导中共的一个“政治关键词”。
中共的以杀抗杀，又使得国民党以更残酷的屠杀来镇压。所以，这几年的中国历史，就这样反复着……
《自首法》：中共的心腹大患
国民党开始“清党”后，中共便转入地下。一定意义上，陈立夫的“中统”就是为对付中共地下党而产生并壮大的。在一段时间的滥杀之后，国民党方面开始改变策略。滥杀并不能收斩尽杀绝之效，相反，于“党国”形象颇有损害。1927年后，国民党已是执政党。一个执政党，老是胡乱杀人，首先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对付共产党人，决定采用怀柔政策，不再一经抓获，即行处决，而是想方设法软化之，于是，有了《共产党人自首法》的出台。
万亚刚说，国民党1930年才开始对共产党“采宽大政策”，这应该是记忆有误。《共产党人自首法》，实际上1928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关于这个“自首法”公布的具体日期，我手头的几种资料说法不一。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国民政府纪事》，说1928年10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共产党人自首法》，凡九条。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则说1928年10月12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共产党自首法》。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依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档案，说《共产党人自首法》是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见杨著268页的注释部分)，这应该是最可信的。万亚刚说，1930年颁行了“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应该就是指修正后的《共产党人自首法》。几乎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决定在各地设立反省院，专供犯有“反革命罪”者反省、悔改。所以，《共产党人自首法》与“反省院条例”，是相辅而行的两个举措。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规定：凡是犯有“反革命罪” 而在被查获前主动自首者，从宽处理，减去应处刑罚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检举其他共产党人，而被检举者亦被查证捕获，则可免除检举者刑罚;虽加入了共产党但却并无现实的“反革命行为”，自首后亦得免除刑罚。同时规定：凡属自首的“反革命犯”，刑期过半而表现良好，确有悔悟之心者，可得保释出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