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年代初大学毕业进入国家机关工作，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公务员，那时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单位名称说出来都是一种身份和能力的象征，甭管你在里面是当官的，还是扫厕所，看大门的，工作证上可只写“职员”，证明你是该机关的工作人员，随便到哪儿，凡出示此证都令人敬三分。捧上了这么个铁饭碗，旱涝保收别提多让人羡慕了。
机关不大，七八个处室，百十来号人，级别倒不小，是个省级厅局，同样做个处科级干部在市级机关只能算是个科级和科员。在行政级别上，省级定职要比市级高一级或半级，职薪也就靠挂走高，同是大学毕业或其它途径门道分配调动进入国家机关的，仅仅省市级的行政待遇上的差别就人为法定地合理存在，那还有县乡级的，当个区乡长只等同于省级单位的科长，而刚进省级机关的毛头小伙随便到下面去跑个差，也会被市县，特别是乡镇级机关供奉为“省里来的 ”，好一番善待厚爱。
当年的同学分在省市区三级机关的都有，还有分到更远的工厂，郊县的。原来在学校时大家没什么差别，唯一能衡量的硬指标就是成绩，可是毕业分配去向定性后，现实的行政体系和机构体制合理合法地就把昔日同窗分成三六九等。在毕业分配前夕，原本和谐融洽亲密的同学友情气氛，突然变得沉闷，冷漠和紧张起来。工作以后，同学聚会见面时还是很亲切，可是玩笑中不免发泄一通对等级差别的讥讽，调侃一下命运遭际的荣辱兴衰。在省级机关工作的人少不了要被其它同学嘲讽道：“你们省里的人如何如何”，“让列宁同志先走”，“让省里干部先发言”等等，常常被他们弄得无所适从，啼笑皆非。
一毕业就踏进省级机关大门是幸运的，除了起点高，升官晋级的机会大，还能结识更多的达官贵人，建立稠密坚固的人脉体系，还有能搜索到高层有限的信息资源，先知先觉国家政策法规，先人一步设计规划自己人生等等仕途前程和经营个人小康生活的便利。记得局里杂志社的老孙，其实还不到四十，那时不兴叫李总，张处，王科的，三十以前都是小字辈，过了三十直呼大名，四十以后就尊为“老”了。老孙原本就是高干子弟，骨子里有种优越感，也有些叛逆，性格又活泼奔放，在一般俗人觉得体面尊贵的高层机关里，他却觉得沉闷压抑和憋屈，曾嘲讽说我们局是改革开放需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因在杂志社做编辑，信息灵通，老婆又在省文化厅工作，对当时刚刚露头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嗅觉异常敏锐，在当时人们还在满足机关单位风光安逸，稳定舒适的庸人生活时，他就借助既有的工作平台和关系领先下海创办文化产业了。
而局里绝大多数的人既没勇气和胆识，也没那个资本和能量选择弃官经商，自我创业，弄潮时代。机关里的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十年一贯制的朝9晚5，文山会海，对上请示回报，对下指示批评的官僚作风和刻板的工作程序。他们对此既怨恨厌烦，又享受依赖，尤其是年轻处级干部的，77，78届的进来没几年，正赶上文革后机关恢复和重新组建，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新老交替中属于突击提拔座直升机的一波，他们有下乡或其它基层工作锻炼的经历，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和学历，年轻气盛，学识丰富，是一代天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领导重点培育，委以重任提升。当时我的年轻处长，小马就是这样一位时代的幸运儿，只比我早毕业一年就是省级机关的处级干部了，领导着下属几个小不了他几岁的年轻人和一位老工农干部。真是春风得意，趾高气扬，前途无量。
年轻的马处长有四年知青下乡插队的经历，对乡村基层管理机构和官员及民情民风有亲身经历和体验，他还是知青党员，并带着党员的身份经历了四年大学生活，这种经历和身份培育出了不符合他年龄的谨慎和周密和老道，名牌大学历史专业的学历又给了他丰厚的理论知识，阅人越己的历史眼光和文字水平。说他时运好，那人家也真是有功底的，是比我们早一两届，可是我们没有他的阅历和岁月的历练，江湖上还嫩着呢。处里只有我和另一个女职员，对他的才干和为人还是挺敬佩的，也很服从他的领导。可是还有两个小伙子，不就是年经他几岁吗？也是名校名专业出身，一手好文笔，受制于他小马处长，心里就是梗梗的不舒畅，有他小马处长当道，他们要奋斗多少年才能熬到处长？还有那个无才无德，只有老资格，老僵化的工农干部老陈，革命大半辈子了，却落得个给比他小两轮的小马处长当副处，心里窝火呀。
我们业务处是局里的核心部门，局领导对上的请示汇报和对下的指导批复的业务行文，都在我们处进行文字处理产生运作，小到写个请示，批复，通知，通告，局领导的发言讲话，会议报告，到市县视察工作，调查研究，抓试点，推广经验，写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大到省里开会，请省长讲话，写讲话稿，会议纪要，下发传达会议精神通知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几个写手根据领导意思炮制而成。那时处里有里外两间办公室，小马和老陈两位处长在里间，我们四个小兵拉子在外间，处里只有一个对外电话在外间，茶水，文件收发，人来客往的都在外间，很是嘈杂，很难静下心来起草文件。刚来的时候只是写写小的通知，通告，请示，批复，后来逐渐地几个小字辈也承担起大部头作品，写年终总结，全省工作会议领导讲话，典型经验调查报告等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
给领导写东西最怕的是领导事先没主意没思想，不动脑子就说：“你们处先拿个意见 ”，于是小马处长就说小张，小李，谁谁谁，你给局长拿个意见，我们也就站在局长的高度替局长放眼世界，纵观全局，高瞻远瞩。等到你写出一个初稿来了，局长有主意了，他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说你这个提法不好那个观点不对，让你改这改那，甚至全盘否定，重新来一遍。许多机关的领导文字材料的准备和公文起草程序都是集体讨论，个人执笔，这样起草文件才有思想理论和观点的依据，执笔人仅仅做做文字组织和加工，既概括表达了集体智慧又避免了执笔人的个人意念观点和思想的倾向。而我们那个老爷机关，领导就喜欢搞抛砖引玉，或者抛空引玉，甚至以砖毁玉。
我们外间的小笔杆子们最怕改老陈的臭文，说是让他起草个什么几十个字的小东西，那是给她面子，本来没有一点文字水平的人根本就不能来我们处的，既然站着这个坑就该做这个坑里的事。小马是尊重他老同志让他写点小东西，然后让我们小罗罗们给他改改，算是他起草发出的文件，可是他那驴头不对马嘴的语句，别字连篇，龙飞凤舞的笔迹实在无法修改，不改吧根本不能发出，小马也不会签字通过，还要责备我们为什么不把好文字关，改吧还不如替他重写，很伤老陈的自尊心，惹怒他还是我们小的被骂，难哪！就这样，老陈还跟小马阴一招阳一招，妒才嫉能的，在我们外间发发牢骚，吐吐憋气。几个小年轻也跟着他起起哄，闹闹场，说他是老革命了，大家抬着他一起混了。
小马处长因为年轻，虽然是处长了，局里的人还都称他“小马”，其实这样称呼挺亲切随意的而且感觉年轻。可是我们的马处长似乎很在意处长这个官衔的称谓，尤其是在正式场合下，如局内会议上，外出工作交际，都必须称他马处长，要强调鲜明他的身份。可有时在局里小马小马的叫贯了，到了该叫马处长的时候还真舌唇打架改不过口来。有一次，处里的小王和他一起去县里开会，会上小王开口就说：“刚才小马听了你们县的工作情况……”马处长当时就很恼火可是不能说什么，会上县里的干部可能也觉得小王口出狂言，出言不逊，对小王颇有看法。马处长回来在会上不点名地就此事件批评一通，让大家领略到了他处长的威严和对处长二字的敬重。
在我们那个正统腐朽的机关当个处长真是够累的。单是听传达中央红头文件就要听三，四回。那时周三下午是法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全局所有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凡有重要的中央红头文件从省委下来，局里先是传达至局党组成员，马处长荣幸前往聆听，然后是传达至处级干部，马处长又要领略一遍文件精神，再下来是传达至全体党员，马处长还要倾听一次，最后是传达至全体员工，马处长再次领会一遍，连他自己都无奈地自嘲说“我都成了红头文件的专政对象了”。自己手里还有一大摊子文字材料要处理，白天要听文件，晚上经常要开夜车赶材料，这样的工作压力也只有处长级别的人才有能力，体力和精神承受得起，而我们那帮小兄弟们就晚了马处长一年半载的，这个能力，体力和精神就要10年才能修炼出来，处长这种稀有官位可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的，小兄弟们可能就成了永远扶不起的刘阿斗了。
后来我出国了，听说马处长升为马副局长了，老陈调到机关服务社去了，其它几个小年轻，一个去了别的处室，另一个我几年前回国时见到他快乐地当着副处，自嘲说：“余生就象老头卖花生-----就这一堆了”。那个小王去了省人大，临行时赠言马处长：“你也就在这儿了此一生了”，而我在国外更是一落千丈，一掳到底地为生存苟活着，我十年的公务员生涯仅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