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高的收入的背后，麻醉师们有着不为人知的工作压力和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据报道，2010年1月，一位妇女在手术中因液体吸入肺部而死亡。她的家属告麻醉师没有采取应有的防范措施导致她的死亡，最后陪审团判给病人家属2千万美金的赔偿。尽管这样的意外很罕见，但使麻醉师对每一个病人都得万分小心，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大祸。
另外，和其他专业的医师相比，美国麻醉师有三高：一是吃官司率高，二是用毒品率高，三是自杀率高。因此，当一个合格的麻醉师，除了需要高超的技能，还要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和果断的应变能力。
我们这里所讲述的是一位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来的麻醉师的成长史，也是改革开放后一代留美华人的缩影。这个故事是根据三个多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的，除人物姓名之外，都是真人真事。
一、 童年
任翔生于1957年，是家里四个男孩中的老大。小时因父母都忙于工作，所以他是跟着姥姥长大的。因为姥姥没有儿子，而任翔又是大外孙，所以姥姥成了他的启蒙者。他和姥姥相依相随，任翔围着姥姥转，姥姥围着锅台转。闲下来的时候，姥姥会一边摘着豆角，或者手里拿着针线活儿，听着电子管儿收音机。任翔对那个不是家家都有的戏匣子也非常喜爱，他总是用稚嫩而高亮的音调跟着唱。时常的，姥姥笑着点着头说：“唱得好，再唱一个给姥姥听。”于是任翔便快乐地又大声唱起来。那是任翔对幼年家庭最深刻的印象了。
第二年母亲又生了大弟弟。后来姥姥忙不过来，父母只好把三岁的任翔送进幼儿园全托。那时候没有高档玩具，幼儿园经常让小朋友捏泥巴做塑型。小任翔心灵手巧，做了一只形神俱肖的小猪，被送到市幼儿博览会展览。七岁，任翔从幼儿园“毕业”了，上小学之前他已学会了汉语拼音和二位数加减法。
任翔上的小学是市里最好的试点学校，面试时任翔聪明伶俐的模样很受老师和校长的喜爱，于是一进校就当班长，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校离家较远，每天步行单程四趟，每趟半个小时，这是他从小身体健壮的原因之一。
任翔小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任翔的老师被隔离审查，母亲也因为是党总支部书记，首先受到冲击。但母亲不想让姥姥担惊受怕，没告诉家里人她被批斗的事情。任翔是从他的同学那儿听到的。正常家庭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好在母亲受批斗的时间不是很长，任家为人好，人们不难为他们，家里的生活很快趋于平静了。
二、少年
1967年，是任翔最痛苦的一年，他最亲爱的姥姥去世了，那年他十岁。姥姥对任翔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姥姥的开朗、坚强、勤俭，影响了任翔整整的一生。姥姥的去世，让任翔提早品尝到生活的艰难。后来妈妈又生了两个男孩，至此，任翔家有了四个愣头愣脑的男孩儿。由于父母亲工作异常辛苦，家务繁重，任翔不得不早早承担了生炉子、挑水、做饭、洗衣等家务。常常是父母下班回来，他已经把饭菜端到桌子上了。
那时呼和浩特的生活很苦，家里所有用水都要到外面很远的地方去挑，水要用手压泵从水井里抽上来。任翔每天要挑满水缸，他一趟一趟地挑水，从趔趔趄趄到健步如飞。如果洗衣服的话要挑更多的水才行。衣服也只能用手洗，家里洗床单被罩基本都是任翔的任务。大弟弟任安主要是在任翔做饭的时候拉风箱。任翔的厨艺越来越好，他可以自己蒸包子，包饺子，擀面条，做饸饹，蒸发糕等，并练就了一手好刀工。夏天要做煤饼烧火用，冬天到来之前要挖地窖储藏过冬的菜和腌咸菜。爸爸说“这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家任翔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可在学校，他却完全变了。姥姥的去世，家庭的重担，加上开始步入青春期，这时候的任翔变得非常淘气，是学校有名的捣蛋鬼。直到他把新的女老师气哭，实在没法子教他了，学校派了一个很厉害的男老师做班主任，任翔才老实了一些。即便这样，他考试成绩总还是全班第一名。
后来，十六岁的任翔快要高中毕业了，但还是喜欢调皮捣蛋。有一次全班集合练操之后，老师说了一声“解散”，接着就听黑压压的学生队伍里，任翔喊了一声“海尔希特勒”---这是当年一个很出名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德国士兵喊的台词，是“希特勒万岁”的意思----任翔当时只觉得好玩，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但有老师不喜欢他，就趁机上纲上线，说任翔在社会主义的学校里高喊反革命口号，于是学校准备给他一个严厉的处分。母亲发现后赶紧找关系让任翔转学到了另一所中学，避免了政治生活对孩子的影响。转学之后的任翔老实了不少，就这样好歹风平浪静地高中毕业了。那就是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这件事让任翔初次体会到了“少年愁滋味”的含义。
三、留城
任翔高中毕业时是1974年，正赶上上山下乡的高潮，当时大弟弟任安坚持要下乡，就这样，任翔留在了城里。由于正式的工作根本没有，母亲只好动用她的关系，找到一个建筑队让他做临时工跟着盖房子。
当时，内蒙古的冬天非常冷，气温经常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真所谓冰冻三尺。任翔天天抡大锤开地基，震得手掌虎口开裂。那时候任翔不到十八岁，一个月能挣到五十多元，这对家里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当时工厂的学徒工的收入是每月18元）。
他工作非常努力，不久就被工程队选为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到了夏天，任翔就已经成了壮劳力，和水泥、拌石灰等重活任翔都做得既快又好。他有空还学习上砖垒墙等技术活。几个月后，任翔砌墙砌得笔直。有一天，工程大队的队长找任翔谈话，说：“我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很有头脑，干活麻利，学得快，是个好苗子。我准备收你作我的徒弟。你知道我是不轻易收徒弟的”。任翔听了后很高兴，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没想到母亲有一个更好的消息要告诉他。
四、学医
母亲看着儿子不怕吃苦，磨练中逐渐成熟，心中高兴。但建筑队的工作终究不是个长法儿，她觉得大儿子是个爱学习的人，应该为他寻找一个更适合他发展的环境。于是她又找了关系，给任翔找到一份回民区医院学徒护士的工作。
高中时，学校开门办学，任翔曾和几个同学到呼市卫校学习人体生理、解剖等课程。从那时候起任翔就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回民区医院的外科主任左大夫和他们家就住在一个院子里。这位左大夫技术高超，为人也好，会英文、法文、拉丁文和日文等好几国文字，后来从内蒙古医学院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任翔当时的理想就是将来成为像左大夫一样的外科医生。这颗理想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任翔心中，左大夫的形象陪伴他走了一程又一程。
1975年，回民区医院招了包括任翔在内的七个学徒护士，都是靠走后门进去的，还不算国家正式职工，是医院集体编制的学徒工，每月只有18元工资，而且要等到六个月后才开始发。任翔觉得虽然钱少，但足够养活自己，最主要的是可以学习新的知识。经过6个星期的速成班，任翔被分配到手术室做学徒护士，那年他18岁。他在那里工作努力，心灵手巧，很快他的静脉穿刺技术就成了一绝。虽然他是手术室的护士，但病房里遇到难的病例，大家也找任翔去帮忙扎静脉。也许是从那个时候，任翔开始认识到医学工作将会在自己人生中担任重要位置，他兢兢业业地安守着小护士的角色，直到后来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在美行医的华人麻醉师。
对左大夫渊博的知识，流利的外语，任翔极为羡慕，他也开始学习英文了。年轻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在成长过程中好的榜样总会给予他们无穷的力量。那是1975年，任翔绝不会想到将来会用英文去美国谋生路。18岁的任翔当时最终的目标是当一个合格的正式的手术室护士。他庆幸自己能够在医院这个环境里遇到有文化，有理想，有技术的人，这是建筑工程队的环境里所没有的。
五、大学
1976年 10月，“四人帮”倒台，“十年浩劫”终于结束，邓小平再次复出，全国恢复高考，这对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不啻为一件改变命运的极大好事。这些被“文革”整整耽误了十年的青年们，终于又看到了希望。希望是人生中灿烂的金种子，它那么坚强、有力地鼓动起每个人前行的脚步。
医院领导通知任翔他们几个可以参加高考。任翔从小就渴望自己将来能上大学，只是过去没有这条路可走，现在机会来了，他兴奋得难以入睡。那时离高考前仅有三个月，任翔把数学、语文、物理、化学、政治等，稍稍复习了一遍之后，就上了考场。
考试分数下来，任翔认为自己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当时全国满分制是400，内蒙录取线是180，任翔考了240分。任翔不想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直接报了内蒙古医学院。不久内医的录取通知书到了，那年，任翔刚刚二十岁，他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著名的七七届大学生。
知识的海洋无边无际，在医学院的那五年，任翔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先背医学英语辞典，而后到校园里学习太极拳和太极剑。吃完早饭是正常上课。下课后除了看书他也积极参加学校的文体活动。他的歌唱得很好，那是从小跟姥姥听戏匣子练出来的。他也非常喜欢打排球和跳远，曾经是医学院排球队和田径队的队员。就这样，在内医的那段时间，任翔为日后行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英文亦有了长足的长进，并学会了吴式太极拳和太极剑的套路。
开始，任翔只想做一个左大夫一样的外科医生。但在学习病理解剖课时，因为王教授的课讲得非常生动，使他对这门课产生了极大兴趣。而任翔也比较擅长医学形态学，从这时起，他就改变了初衷，想在医学院毕业后攻读病理学硕士研究生。任翔从小在呼和浩特长大，从没出过这个城市，不想离开家，于是医学院毕业前他没多想就报考了内医病理解剖专业的研究生，结果一考就考了个全院总分第一名。但内蒙医古医学院没有录取他做研究生，也没有给出原因。
任翔当时非常愤怒，又没有任何办法。但大学毕业生是要分配工作的，当时他的大部分同学都留在内医附属医院或呼市其他医院。尽管他是全年级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上学前又来自呼市，理应留在呼市。但任翔却被分配到集宁市卫生学校当老师。霎时间任翔觉得生活异常严峻又十分荒谬。他感到社会在一步步扼杀他的希望。后来他才明白，遭受挫折，其中有社会上潜规则的原因，也有自己的性格原因。
任翔当时就拒绝了去集宁的工作，在等待重新分配的过程中，他的拼劲儿又上来了：继续考研！不信我任翔就没有出头之日，考不上你内医的研究生，我就考别的地方的研究生。任翔暗下决心，要给自己讨个说法。他报考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病理专业的研究生。
那时已经到了1983年的春天，复习的时间又是只有2-3个月，有些课根本来不及复习。任翔匆忙上阵，参加了考试。在考分下来之前，紧接着第二次分配把他分到包头钢铁公司白云鄂博医务所，一个离外蒙古不太远的地方。任翔再次拒绝了分配。
在家等待考试结果的时候，任翔的一位同学介绍他去了机械部包头第二机械制造厂（简称二机厂）所属的医院外科工作。在那里工作没多久，任翔的考试成绩下来了：平均成绩75分。不久，北京的研究生复试通知来了，这下让他看到了前景，信心倍增。
任翔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他复试的感觉还不错，教授对他的成绩表示满意。他感觉更深刻的是北京的风景和家乡的不同，甚至空气都弥漫着学术的馨香。在医科院教育处，他看到几个已经在学院里上学的八二届的研究生。在那群朝气蓬勃却又内涵深厚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位女孩儿，个子不高，面色白晰，一双清澈如泉的眼眸笑微微地看着他，让他忽然间感受到风吹海浪般的震动。他想，如果能进入医科院，能和他们一样在这里学习，实属人生快乐之大事。这时候任翔才知道自己一直生活在北方偏远城市，像是一个井底之蛙。如果自己在第一年就报考北京而不是内医，以他成绩和实力，绝对能考上。但就因为自己眼光太短浅，不舍得离开家，所以浪费了一年多的大好时光。
离研究生开学还有几个月，任翔高高兴兴回到内蒙古，继续到包头上班。没想到不久后他身体出了问题。回到包头后他又和同学们一起经常聚会喝酒，还是那种豪情万丈的喝法，一醉方休。没过多长时间，他感到身体很虚弱，有时晚上起来头晕眼花，浑身虚汗。终于有一天上着班的任翔晕倒在手术台上。他被紧急收入本院内科病房，查体时发现，他的血色素仅为六克，而一个年轻男子正常血色素应为十三克以上。他被诊断为酗酒造成消化道出血。任翔立刻就戒酒了。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慢慢好转。后来任翔收到了医科院的录取通知书，他考上北京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包头二机厂医院。
六、读研
1983年夏，任翔终于打点行装到北京去了。这时候，任翔虽然已经26岁了，但他似乎感到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首都北京的大气磅薄，给了他身心开阔的视野范围。他觉得自己的性格像压力下的弹簧板，有多大的压力，就有多大的冲击力。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生的生活是紧张有序的。任翔是医科院下属的阜外医院病理科的研究生。第一年修的是基础课，功课很满，该学的东西很多。共同的大课是在东单三条的基础所的阶梯教室上，任翔总能和两个来自内蒙古医学院的同学坐在一起，同时他还认识了许多其他研究生。
研究生期间任翔的研究课题是用培养的人体血管内皮细胞做模型，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他要用光镜、电镜、荧光显微等方法描绘出人体血管内皮细胞的形态学，并对细胞所合成的蛋白多糖进行生化分析。
这段时间，任翔理所当然又见到了那个曾经心仪过的女孩子。这就是当初任翔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的时候看见的那位个子不高、有一双诱人眼睛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屈霖。屈霖的父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家里共三个姊妹。屈霖下过乡，就在北京郊区插队。高考恢复之后第一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也是七七届。毕业后顺利地考进医科院的研究生院，是八二届的，她算任翔的学姐。由于那年将开学时间从冬季改成夏季，所以屈霖只比任翔早入学半年。在屈霖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学院还没有电脑课。到任翔入学时学院开设了电脑班，屈霖也需要上这门课，于是就经常和任翔一起上课。这样他们时常在一起切磋和复习课堂所学的内容。任翔发现屈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上进心，懂事理，温柔体贴，刻苦努力的人。她的学习成绩也在学院名列前茅。任翔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
屈霖是医科院阜外医院生理研究室的研究生。她做的是心肌缺血保护方面的研究。她每天都要做动物实验，而她所在的实验室设备极为简陋。她要自己骑车去订购实验所需器材，还经常不得不把实验鼠放进有盖的筐子里，骑上自行车绕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大学借用人家实验室的设备。她那套装备真像从农村到城里来卖菜的妇女，谁能料到她是一个搞科学的知识分子？
屈霖很喜欢体育，别看她个子不高，看上去很瘦弱，但爆发力、忍耐力都不错。他们有几个同学经常一起约着到操场打羽毛球，屈霖经常和任翔搭档。任翔敏锐地感受到这个女孩子是喜欢自己的，同时自己也迷恋于她那双透明的眼眸，两个人相处很是融洽。
有一天任翔回到宿舍，一宿无眠。第二天晕晕地上了课，下午一个人在宿舍里休息。忽然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屈霖从女生宿舍过来找他打球去。屈霖看他脸色不好，就问：“病了吗？要不要看医生？” 任翔说：“没有病，就是有点累。来，进来坐会儿，我换双鞋和你一起去打球。”屈霖笑说：“是不是你脸色一直都这么苍白？记得上次你来复试的时候，并不象现在这样。你最好早点去查查。” 任翔知道她是真心关心自己，不由得心中很感动。嘴上却说：“没事，我身体棒着哪。我在包头工作的时候喝酒过量伤过胃，所以血红蛋白少了些，脸色就白。”他又调皮地说：“不过我皮肤本来就很白，没办法，天生皮肤就这么好看。” 屈霖很喜欢他这个调皮劲儿，笑说：“皮肤是不错，厚度也够可以。”两个人呵呵大笑起来。
这时候任翔忽然问：“哎，屈霖，你有男朋友了吗？要没有，我当你男朋友怎么样？” 屈霖见他半调皮半认真，自己也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好啊，我还没有男朋友，你可以当我男朋友，不过看你球场上能不能胜过我。”她虽然这么说着，脸却开始红，一直红到耳朵垂儿。那天任翔在球场上非常卖力，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屈霖。那时候男女关系是那么微妙和纯洁。任翔拥有着屈霖的爱，他也爱着屈霖。研究生毕业之前，他和屈霖领了结婚证。
1985年春节，任翔和屈霖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婚后单位没有房子，两个人只好住在屈霖父母家里。好在屈霖家房子还算大，是人民大学的住房，他们就把屈霖的闺房变成婚房，任翔那几年成了真正的“上门”女婿。
1986年7月，29岁的任翔拿到了医科院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证书。他写出的论文发表在中华病理学和中国生化杂志上，这都是国内医学界顶尖的杂志。同年2月，屈霖也拿到了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毕业后两人又都留在阜外医院工作了三年多。这期间他们又出了几篇文章，参加过国内几次学术会议。任翔和屈霖每天一起骑车上下班，从东城到西城，单程四十多分钟，他们也不觉得累。他们为自己的新家和新事业感到快乐。
后来任翔从呼和浩特买了些上好的木料，在北京请了木匠，然后就在屈霖家楼下做家具。任翔和木匠一起，做了整整一大套组合柜和一些小的家具。任翔还经常买菜做饭，洗衣刷碗，打扫卫生，把从小在家里养成的勤快习惯带进屈家，博得屈霖父母的中意喜爱。
不久，屈霖怀孕了。两人边工作，边准备着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但是有一天他俩一起骑车上班的路上，突然一个年轻小伙子骑车驶入逆行。他迎头撞到屈霖的车上，当时就把她撞倒在地。那时屈霖已经怀孕5个多月。她的手被擦破了，而且她惊慌地感受到腹中的小生命突然停止了胎动。他们都吓坏了。好在大约一小时之后，胎动又恢复了正常。经医生检查也一切正常，他们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从那以后，任翔担心屈霖会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蹬车，让屈霖坐三轮车上下班。于是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骆驼祥子”。1986年底，他们的儿子任勉出生了。小任勉一切健康，任翔和屈霖对儿子爱到心头，同时他们的生活也进入手忙脚乱而又甜甜蜜蜜的育儿期。育儿很辛苦，但双方的工作一点也没有耽误。他们兢兢业业地继续他们的医学科研工作。
七、出国
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很差，人事上扯皮和学术上混乱，处理人际关系比医学实验要浪费几倍的时间和精力。辛苦工作了几年，在一次职称评比中，没文凭但资格老的人先得到职称，而像他们这样高学历但工龄稍短的却没有评上。而当时的工资和住房都与职称挂勾，这让任翔和屈霖感到非常沮丧和不平。看到周围不少老同学纷纷出国，他俩的心思也活动了。
终于，在1989年8月，屈霖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她到弗吉尼亚大学做生理学的博士后。这时候的任翔，本来也联系好到德国做博士后。他当时的主任是希望他去德国继续有关血管内皮细胞方面的科研，但任翔却想带儿子去美国和屈霖团聚。为改道去美国这件事，他和他的主任闹得很不愉快。但最终他还是办成了去美国探亲。任翔还记得自己带着三岁的儿子任勉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签证官问任勉：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呢？小任勉一脸天真烂漫：“因为我妈妈现在在美国呀，我想她了，就去呗。”把签证官逗得哈哈大笑，于是第一次就签成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最后几天，任翔带着三岁的儿子，借钱买了机票，贴身衣兜里揣着50美元，手里拎着大大小小八个旅行包，怀着新的梦想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飞机到了纽约，他们得转乘汽车“灰狗”才能到屈霖居住的地方。任翔记得他买汽车票时操着中式口音对售票小姐说：“我去沙拉提斯微尤”。那位金发碧眼的洋妞一脸疑惑：“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原来因为他发音不对，人家听不懂。最后一个慈祥的老头过来帮助任翔，问道“你要到的地方的前一站叫什么？” 任翔说：“是Washington DC。”任翔这句英语老头听明白了，“哈，你是要去是夏洛次维尔（Charlottesville） ”。中文简称为“夏城”，是弗吉尼亚大学所在的城市。
到了夏城，任翔一看，好家伙，屈霖来接他们了，开了辆半成新的小轿车，身手矫捷，唰的一声地停在爷儿俩面前，开了车门就抱起儿子。那一刻任翔对屈霖的佩服真是难以用语言能表达。他惊喜交加地说了句：“哇，你开上车啦！”想想几年之前屈霖还像农村卖菜媳妇一样骑着自行车，驮着实验鼠的筐子，到处跑做实验，现在竟然开上了连院领导都比不上的外国小车。而且这小车是屈霖刚来美国第一个月就买的，她第二个月就拿到了驾照。坐到车里任翔看着身边开车的屈霖心里想：妻子本事大我是早就知道的，但她这么快竟能开起他一辈子都没开过的车，她到美国才四个月，就这么长本事。美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让任翔既兴奋又迷茫。
八、在美国做科研
在屈霖工作的大学里，任翔震撼地看到宽大整洁的实验室，人家的设施那叫一个齐全，他庆幸屈霖再也不用骑着自行车，带着实验鼠筐，到外面去做实验了。这里做实验，专门有动物房饲养各种动物，实验用的各种药品设备应有尽有，再也不像在国内的时候，想订个药品要半年以上才能拿到。任翔希望自己也能在这样的实验室工作，不久他果然就获得了工作机会，和屈霖在同一所大学里。两口子都有了不是很高，但已经比国内多了不少的收入，这让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屈霖租的小公寓，厨房设备齐全，捡来的小床垫已经不适合他们用了，他们索性买了新的大床垫，又到旧货市场买了些旧家具。任翔带来不少国内的用品，从炊具到床单被罩样样俱全，把任勉从三岁到五岁的衣服都买全带来了。他们知道美国的物价很高，所以要节省着花钱。任勉进了幼儿园，虽然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毕竟儿子也开始接受最初的美国教育。
从中国到美国的转变，不论对他们夫妻俩还是三岁的小任勉，都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记得小任勉刚上幼儿园时由于不懂英文，也不认识别的小朋友，常常被一些爱捣乱的小孩儿欺负。每天早上哭闹着不想去幼儿园。直到几个月后他能听懂基本的对话才慢慢适应了。任翔和屈霖的英文开始也疙疙瘩瘩，只能勉强应付日常工作。美国同事闲聊时他们根本听不懂，也插不上嘴。万事开头难，靠朋友们热心的帮助和指点，他们逐渐走进美国生活，办好了社会安全号码、健康保险、驾照等等，工作上也渐渐得心应手。他们三人就这样暂时地安顿下来了。
这样的日子，从开始的兴奋，慢慢地适应，到后来感到还是有些苦楚的。他们没有绿卡，只能在这一个地方短期工作。绿卡在英语中叫“Green Card”，尽管它不是绿色的。它是外国人可以在美国长期居住的合法身份的证明。持有它的人可以不必绑死在一个地方，可以自由地到各地找工作。当时，他们的工作单位不能给他们办绿卡。要想拿到它，就得找到愿意给你办的单位。后来实验室研究经费要用完了，屈霖和丈夫正巧找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的心胸外科临床实验室工作，那里的老板同意给他们办绿卡。
1991年夏，他们搬到罗切斯特，中文简称“罗城”。这个实验室的大老板是心胸外科医生，因为有很高的收入，每年都要交纳很多税。但如果他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做科研就不用交税，所以他就办了这个实验室为他做科研，研究题目是如何在心脏移植过程中保护离体的心脏。小老板是个台湾人，给了任翔和屈霖超额的工作量，让他们手脚不停。每天他们要取出大鼠的心脏做体外灌流，试用不同的心脏保护方法。
1992年，他们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绿卡”！他们在那里共工作了五年，夫妇二人出了二十多篇文章，每年要开一次专业年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报于同行业的专家。屈霖还拿到一个三万多美元的科研基金。但他们的工资和待遇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工作量依旧很重。而且他们发现尽管出了那么多文章，真正有临床实用价值的心脏保护方法几乎没有。他们的心思又活动了，应该换个工作了。
他们两个想去公司工作会比现在挣钱多一些，也轻松些。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发现适合他们专业的公司很少。 他们又没有美国的学位，机会似乎就更少了。那时他们有些茫然，不知将来的路该如何走。
九、医山难爬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美国的医山难爬，但当时任翔并不知道到底有多难。后来得知，对美国人来说，先得上四年普通大学，而后只有优秀的毕业生才能考上医学院。上完四年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再做三到五年的住院医，拿到行医执照后才能独立行医。对外国人来说，如果你有美国认可的外国医学院毕业证书，成绩单，和三封教授推荐信，就可以申请美国医生行医许可考试（详情见后文）。如果考过了，才可以申请做住院医。这对象任翔这样没有美国学位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1993年，任翔夫妇得知一位国内的同学已考过美国医生行医许可，并开始了住院医的训练。这位同学就鼓励他们也去考医生。当时他们觉得那条路如同天路，遥遥不可仰视。但看见那个同学已经做上住院医了，前途一片光明。而他们两个还窝在这个实验室低头敛声地给人打工，工作艰苦又不稳定，公司的工作又找不到，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夫妇二人考虑再三，下定决心，要考美国医生执照，转行当美国医生。
他们知道这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因为尽管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基础医学研究，但是对美国临床医学的情况却了解甚少。他们需要自学美国医学院四年的全部课程并通过考试，同时还要工作，养家，带好当时才7岁的儿子。当他们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两个人的年龄都已经近四十岁了。这个年龄的人，脑力和体力大不如前。过去看一遍就能记住的东西，现在要看4-5遍还记不住。医山难，难于上青天吗？不爬怎么知道，有人已经开始攀登了，我们为什么不行？信心和勇气激励着他们，开始了医山的登攀。
美国行医许可考试有三个台阶，英文简称USMLE Step 1、 2、 3。其中Step 1 是医学基础课程，Step 2 是医学临床课程，必须都考过才能申请住院医。Step 3 是纯粹的临床病例题，可以在做住院医之前或期间考。这种考试对美国和外国医学院毕业生都是一样的，对外国毕业生还要加考英语。如果通过 USMLE Step 1和2 的考试之后，再经过三到五年的住院医训练，申请到行医执照，然后才能开始行医。在行医后的5年之内，还需通过专业考试，才能保持行医资格。以后，每隔十年，还得重新考专业考试，通过后才能继续行医。
考试的方式是多选题，十六开大的一页纸，有时半页纸就只有一道题，每一道题都是一个小病例，下面给你4-6个答案。这些答案可能都是对的，但只有一个是最准确的。考试共两天，每天上下午各三个小时，每个半天要答约180道题，平均每分钟要答一道题。考生要很快地读完题并做出判断，把不太可能的答案排除掉，这既需要速度又需要准确度，还要有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所以靠蒙和猜是不行的。
首先，他们花了上千美元买了二十几本厚厚的医学书，每天有空就看。任翔的医学英语基础较好，因为在上大学时他就曾背过一本医学英语词典，所以开始时并未觉得太难。而屈霖则记得在看第一本医学书时，一页纸看了两个小时，大量生涩难懂的长长的医学单词如绊脚石一般横亘在面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完一本书呢？她有些信心不足。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记下去，学下去。慢慢地，不断出现的已经记住的单词由石头变成淙淙泉水，清凌而过。看书速度越来越快。屈霖分析能力强，她觉得通过理解记忆效果更好。而任翔记忆力极强，他是靠大量读书，做习题，并记住例题，是题海战术。考试之前任翔曾做过上万道题目，他的战术最终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那一段日子，任翔和屈霖好像两个人共同驾小舟出海，不知道能不能捕到鱼，但行程中未知的风雨浪涛却可能随时让他们翻船。。。。。。在复习考医生执照的几年中，他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上。俩人的作息习惯不同，任翔还保持着从小养成的早起早睡的习惯，每天早晨4点起床，先看几个小时的书，然后再去上班，晚上9点多睡觉。而屈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等到孩子在 9 点左右睡着后才开始看书，直至深夜 12 点半或 1 点才睡觉。早上 7 点不到又起床，送孩子上学，然后自己上班。他们每天只睡 5-6 小时。在那段日子里，他们大概有3-4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其他娱乐活动，没有去过聚会或其他社会活动，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或一部电视剧。暑假期间管理孩子成了问题。这时孩子的钢琴老师帮了他们很大的忙，整个暑假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吃住，并教他钢琴，最后只象征性地收了他们一点点钱。他们至今仍对那个钢琴老师感激万分。
在复习考试这段时间，任翔还是蛮有号召力的，他把当地几个正在复习考试的中国朋友召集在一起，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讨论学到的知识，每个人讲一个自己较有特长的主题，这样大家可以取长补短，既节约时间，又可使自己学的知识更加牢固。任翔主要讲组织胚胎和病理解剖，他把很多东西都编成容易背的口诀，给大家一个短期的记忆方式。另外还有讲生理、药理、心血管、消化、儿科等等。最后他们这个学习小组的人基本上都考出医生执照并行医了。
开始，任翔和屈霖对是否能通过这个考试，心里并没有底。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复习后，任翔一次就通过了 Step 1 的考试。这让他们两个信心倍增。随后，任翔离开实验室，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专心打攻坚战以通过 Step 2 考试。因为任翔和屈霖都没有临床经验，所以Step 2 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他们只能通过大量读书和做题来弥补。功夫不负有心人，任翔在第二次终于通过了Step 2的考试，而英文考试他们俩人都是一次就通过了。屈霖也顺利地一次考过了Step 1 ，然后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试考 Step 2 ，只差一分没过 ，虽然有些遗憾，但也增强了她的信心，使她看到了希望。为了加快复习考试的速度，屈霖也离开实验室，在家专心学习了。经过不懈的努力，俩人都在1995年底以前通过了Step 1 和Step 2的考试。
这时任翔开始申请做住院医，同时为下一步进临床做准备，他没另找工作，而是要求去临床参观见习。经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的同意，任翔来到病房参观。这对他将来做住院医有极大的帮助，使他初步了解了一些临床知识。
在任翔开始做住院医前的半年时间里，夫妻二人都没有工作。那时候他们家里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以前的一些存款过日子。这种令人感觉脚下没底的生活让他们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不过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能达到既定的目标。但到后来他俩才知道，通过考试，允许申请做住院医，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十、在美国做麻醉住院医
1995年，任翔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位置时，发了大约 100 多封申请信，只得到 8 个面试机会，最后被费城的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下属的一家医院的外科录取。住院医生的第一年，也叫实习医（Intern）。一般来说，做完实习医后你还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如麻醉科、神经内科、眼科、放射科等等。做自己的专科时就叫住院医（Resident）了。如果你在申请实习医时已经决定做哪一专业的住院医，你可以同时申请住院医。任翔去费城就是做实习医。
1996年6月，全家搬到了费城。等做上实习医，任翔才发现他正面临着三大难关，即，语言关，临床关和系统关。先说语言关，这里包括听、说、读、写、认五个部分。你要能听懂医生、护士、病人及其他各种人的语言，并能互相交流。每天早上查房时，你要汇报你的病人情况，然后主治医会问问题，并告诉你应如何处理这些病人。这对非英语国家来的外国住院医来说，确实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你的医学专业术语还不熟的时候。你还要能以较快的速度读和写大病历。当时，美国医院的病历和医嘱都是手写的，非常潦草，加上很多人造的医学专业缩略语，所以很难读懂。
其次是临床关，任翔是1982年毕业的，学校用的教课书全都是中文的，毕业后又基本上一直从事基础研究。而进美国医院做实习医时是1996年，时隔14年，所面临的困难就可想而知。加上美国和中国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也有很大差别，很多最基本的东西都要从头学。从第一天上班起，每个实习医要管少则7-8个，多则十几个病人。每隔3-5天就要做一次值班医生，英文叫“On-Call”，即连续工作24小时，然后再继续工作一天，中间没有休息。一个班下来，就得三十多个小时。值班时如果幸运你可能睡几个小时，但忙起来可能一分钟都歇不下来。任翔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紧张工作仍然记忆犹新。
最后说说系统关，美国医疗系统和中国有很大差别。比如，在美国，病人出院时必须要安排好病人的去处，是回家，还是去养老院，还要考虑有没有人照顾他等等。而在中国，则不必考虑这些。所以，住院医要与各方面人打交道，安排好所有这些事情才能让病人出院。任翔刚进医院时，对每天医院的常规所知不多。所以做实习医的第一个月对他是很大的挑战。
任翔以自己加倍的努力和快速学习各种新知识的能力，很快就过了这些难关。他的工作也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当时，美国对住院医的工作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住院医的工作量是惊人的。住院医一周可能有2-3次做值班医生，每周工作的时间经常超过100个小时，工作的强度，可想而知。这种超负荷的工作量，甚至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所以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规定住院医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0 小时。
当任翔在费城做住院医的时候，他请求主治医让屈霖到医院跟着旁听见习，任翔的主治医破格同意了。屈霖就这样在任翔的帮助下提早开始熟悉临床，进入状态。同时，屈霖开始申请她的住院医位置，并和任翔一起准备USMLE Step 3考试。就在费城时，俩人也一次就通过了Step 3 的考试。
任翔虽然性格很急，但他也有能忍的一面。在费城做实习医时，有一次他所管的一个病人去世了，在通知病人家属时，任翔说：“Your brother is dead”（你弟弟死了）。护士长听到他说这句话后勃然大怒，当着病房全部同事，把任翔骂了个狗血喷头。原来在医院工作人员通知病人家属病人死亡时，一定要用词婉转，一般不用“dead”（死）这个词，要说“passed away”（去世）。任翔在复习考试时没有遇到类似这样的题目，同时他也不了解英文词所含的美国风俗，于是就犯了这么个常识性的错误。任翔像个哑巴一样，一声不吭地忍着。反倒是病人家属看不下去了，问护士长为什么这么羞辱任翔。他对众人说：“任医生始终是最关心我哥哥病情的，每次出现问题任医生总是第一个跑来处理，如果因为这个事医院给任翔医生麻烦的话，我可以到医院那里解释。” 任翔的主治医师听到这件事，也非常生气，因为任翔是他手下管理的实习医生，如果出现问题也应该由他来训导，一个护士长是没有权利当面指责医生的。主治医生要去找护士长谈，但任翔拦住了他。他觉得自己那么艰难地考过医生执照，又那么艰难地得到这个住院医的位置，这段路程走过来不容易，他不想让这一点小事儿把自己和护士长的关系搞僵，影响工作。
就在任翔做实习医期间，经过各科轮转后，他最后选定了麻醉专业。因为麻醉医师的住院医那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好找，而且做麻醉需要做很多技术性操作，而任翔的动手能力较强，对他比较适合。的确，做麻醉师是任翔在中国上医学院时根本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屈霖申请的是内科实习医，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难找的专业。为了两人能到一个地区工作，任翔申请麻醉住院医时的一个附加条件是希望医院能给自己的妻子找到一个实习医的位置。当时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就同意了任翔的请求，就这样俩人双双被安排到该大学医学院。1997年，他们全家从费城迁往华盛顿，任翔在那里开始了他的麻醉住院医的生活。同时，屈霖也在那里的内科开始了她的实习医的生活。
那时他们的儿子任勉正在上小学五年级。两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孩子怎么办？他们就请屈霖的父母到美国来帮忙。老两口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们顺利办好签证，在任翔一家搬到华盛顿之前就到达美国，担起了带孩子和操持家务的重担。因为他们一次在美国居留时间不能超过一年，所以后来任翔和屈霖的父母就轮流来美照顾孩子和管后勤，直到他们两人都完成了最艰苦的住院医前两年的训练。任翔夫妇都万分感谢双方父母的支持，没有他们，他两人是不可能熬出住院医的苦海的。
当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麻醉科一共只招到五个住院医，全部是外国人，而通常每年要招十个。这样，工作量自然就增加了一倍。做麻醉住院医时，按规定一年做三百例麻醉，但任翔他们一年要做一千多例。那时候，任翔每天6点钟进医院大门，到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家，第二天接着干。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如果工作超过晚十一点，第二天就必须休息。所以，主治医生们就尽可能的把这些新来住院医们在晚十一点以前送回家，这样，他们第二天还得继续工作。
除了超负荷的工作量之外，还有人为的因素。当时有一个越南来的主治医生，经常欺压新来的住院医，特别是外国住院医。有一次任翔下了夜班，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把剩余的事情交待给下一班的住院医生，回家休息。可是不一会儿任翔就接到这个越南人的电话，要他马上回去检查一个准备在第二天动手术的病人。当时已是下午六点钟了，应该由接班的住院医去看病人，而不是任翔。任翔觉得是故意刁难他，但还是忍声吞气地回到医院去看了病人。回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多工作了4小时。像这类事情还有很多，可任翔都尽量忍了下来。这也是他能完成住院医训练的一个原因。当时和任翔一同做住院医的一位巴基斯坦人就由于忍受不了这种刁难而中途改行。
这段时间，屈霖也经历着第一年实习医的艰苦过程。她的工作量虽没有任翔那么大，但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也是常事，平均每4-5天要做一次值班医生。第一个月对她是很大的挑战，但她虚心好学，工作能力强，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技能。她也碰上过“好人和坏人”，但她处事得当，顺利完成了实习医的训练。她清楚地记得有一个中国人做内科实习医时，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了，大概是因为达不到要求，并且受不了工作的辛苦和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1998年，屈霖被位于里士满的弗吉尼亚联合大学医学院神经内科录取，开始做那里的住院医。屈霖也提出要求把任翔转到此医院，获得批准。这样，任翔也随之转到同一大学医学院的麻醉科，继续他的麻醉训练。六月底，他们全家又从华盛顿搬到里奇蒙。可怜儿子任勉，刚熟悉了华盛顿学校的同学，又要进新的学校。但在那种情况下，哪还有别的选择呢？他们感到他们俩在做住院医期间一直都能在同一个地方已是很幸运了。他们就这样同甘苦，共患难，互相扶持着走过了这段艰苦历程。
到了新医院后，任翔发现这里已有几个中国来的住院医，人人工作努力，个个受到好评。任翔也拿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大家一样，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这个医院的主治医师比较好，没有像在华盛顿医院时那个越南主治医那样的人。任翔在这里心情好多了。他每天早晨4、5点钟起床，在主治医到达之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主治医来了一看自然心里就十分高兴。所以任翔在这里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波折。
在里奇蒙的那几年，屈霖在工作中却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坏人”,有些人拼命整她，给她最苦最累的活干，并给她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使她一度几乎不能忍受，想离开那个地方。但考虑到任翔不能再换地方了，任勉已经在四年内转学三次，那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是很难适应的。而且她自己也不想前功尽弃，加上任翔在精神上给她很多支持，所以她后来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韧性克服了各种困难，于2001年完成了她神经内科住院医的训练。
中国人工作努力已处处为人所知，正如后来一个美国主治医生说的：“你们中国人在工作上有“缺点”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工作起来太卖力气了，又很能吃苦，从不报怨。你们不是一个人这样，而是个个都这样。你们这样干活，把别人都比下去了，他们心里自然都很难受”。
2000年6月，任翔终于完成了四年的麻醉住院医生训练，拿到了毕业证，完成了从中国到美国，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变。他顺利申请到行医执照，开始找工作了。
十一、在美国行医
任翔毕业那年，工作不是很好找，但经好友介绍于同年加入了弗吉尼亚海滨城附近的一个私人麻醉公司。即使找到工作，也并非一劳永逸。一般来说，你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只是一个雇员，必须像做住院医一样任劳任怨地工作三年。这段时间，你只能拿到雇主工资的40-50%。到三年后，由雇主们投票表决是否将你留下。必须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雇主同意，你才能留下来继续工作，并成为雇主的一员，英文叫“Partner”。
社会行医和住院医的另一个主要差别是：行医时，你后面再没有人帮你了，不像住院医的后面永远有主治医做后盾。手术前，病人、外科医生、护士都看着你，等你做好麻醉才能手术， 压力很大。手术中如果麻醉搞不好，病人一下子呼吸心跳停止，没有了血压，可能就立刻死在手术台上。术后也必须确保病人的安全，有时小的疏忽也会造成生命危险。另外麻醉师还得处理由于麻醉护士的疏忽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
麻醉是外科手术中非常关键的部分。维持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三个要素，又称“A、B、C”：A是Air way（气道），B是Breathing（呼吸），C是Circulation（循环）。手术中这三项都是由麻醉师负责。做气管插管，即“A”，是麻醉师最重要的本领之一。给肥胖病人做气管插管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往往你将气管插管放到他们喉部时，根本看不到气管，因为他们太胖了。如果你把插管放到食道而不是气管里，那病人就会窒息或死亡。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肥胖病人的国家，所以，任翔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轻则二百多磅，重则四、五百磅的病人。给这些肥胖病人做静脉穿刺以维持正常的血压和循环，即“C”，也相当困难，因为常常看不到血管。给他们做硬膜外麻醉更困难，因为很难找到骨性标志，需要12厘米的长针才能到达所需的部位。肥胖病人术中术后更容易出现意外。所以麻醉是一项高危险，高压力，高强度的工作。每个麻醉师工作时精神都非常紧张，都得有在任何紧急情况下能设法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能力。
任翔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工作和精神上的压力都很大。他每天早上六点半上班，先把需要手术的病人检查一遍，然后给他们做麻醉，再交给麻醉护士继续做术中监测。因为一个麻醉师要同时监督三到四个麻醉护士，而每个手术室每天都要安排多台手术，所以，任翔经常一天要做少则十几台，多则几十台麻醉。中间还要穿插着做妇产科的硬膜外麻醉以及应付医院里其它的紧急情况。麻醉师工作起来既责任重大，操作不能有丝毫差错，又要马不停蹄地赶时间，其难度可想而知。
任翔曾经遇到几个惊险的病例，至今难忘。一次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性刚刚做完肠梗阻的手术。这个病人在一周内已经历了三次手术，身体状况不好。术后任翔特别嘱咐麻醉护士千万不能提前给病人拔气管插管，然后他又接着做下一台手术。到了吃饭时间，任翔在去往餐厅的路上忽然觉得应该再去看那个病人一下，以防意外。他回到监护室，看见护士正在给那个病人换血氧监测仪器，就问怎么回事。护士说那个仪器坏了，测不出血氧饱和度了。任翔再一看病人，心跳和呼吸都已经停止了。他知道不是仪器坏了，而是病人缺氧了。任翔当机立断，立刻让麻醉护士给病人做气管插管，同时他开始给病人做心脏复苏按摩，注射肾上腺素。几分钟后，病人的心跳和呼吸又恢复了正常，大家的心才落了地。如果没有任翔及时发现并处理此病例，病人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还有一次是一个体重二百多磅的病人刚刚做完甲状腺切除术。术前气管插管已经有点困难，但没出现意外。术后不久不知何故护士又把气管插管拔了。由于病人术后颈部有充血和水肿，马上就出现了呼吸困难。这时再做气管插管，却怎么也插不进去。任翔和其他几个医生护士又进行加压给氧，用其他方法插管，全都没用。眼看病人的血压和心率逐渐往下掉，急得任翔脑门冒汗。这时他果断地说：马上切开缝合线。当时外科大夫临时又找不到所需器械，只好手持刀片，在来不及消毒的情况下立即切开了病人的伤口缝合线。只见一个大血肿压迫在气管上，外科医生马上将血肿切开引流，病人的呼吸很快就恢复了，接着心跳和血压也恢复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另一次是给一个四百多磅的产妇做硬膜外麻醉。病人的背部根本找不到任何骨性标志。任翔沉着冷静，按常规消毒和局麻后，凭经验和感觉找到病人的脊柱中线，用12厘米的长针朝选好的位置刺下去。不到5分钟，硬膜外导管已经放在所需的部位。病人很快就感觉不疼了。过后这个病人拉着任翔的手万分感谢的说：“我过去生孩子时，也做过硬膜外麻醉。可那次四个麻醉师做了四个小时才做成。你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任翔微微一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他心里知道，像这样的病例，他已遇到多次，几乎次次成功。他的同事都知道任翔手上的技术是一流的，碰到复杂的病例也常找他帮忙。
任翔在前三年受雇佣的那段时间，虽然业务过硬，但时常还得忍气吞声。第一年，公司有一个印度来的雇主，不光老给任翔安排最苦最难的活，还老故意挑他的毛病，目的是想把任翔挤走，成不了雇主。就这样干了一年以后，任翔实在支撑不住。 一天下班回家说起工作上的事情，终于泣不成声。他和屈霖说：“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把房子卖掉，到别处去。”屈霖那时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任勉也刚在学校安定下来读书。经过多年的奔波，屈霖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家。她觉得应该和任翔所在公司好好谈一次再决定是否继续干。于是屈霖和任翔一起到公司去找当时的副主任，一位善良的韩国医师，说明了任翔目前的情况。那位韩国医师原来并没发现任翔有情绪异常，一直以为他在这工作得很开心。现在才知道他一直背着很沉重的包袱在工作。于是韩国医生和公司其他几个资深医师讨论了任翔的情况，并决定留下他。而那个印度人想挤走任翔的目的没有得逞，最后一走了之。从那以后任翔的工作仍然很忙，但心情比过去好多了。
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要通过麻醉专科考试。这个考试又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大约有200道题，要在3小时内完成。考过笔试后才能考口试。口试是给你2个大病例，10个小病例，考你如何诊断、处理和应付各种情况。考官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打分决定你是否通过。这个考试也很难，当年的笔试通过率只有46%，但任翔第一次就通过了。口试的通过率是50%，任翔考了三次才通过。因为口试的时候会有人为的因素：一个外国人的面孔，操着怪怪的口音，又没有很强的自信心，考官就会比较容易觉得你不够格做医生。所以除了要好好地准备外，还要自信自信再自信地展现自己。
2003年，工作已满三年的任翔终于通过了麻醉专科考试，变成了雇主，留了下来。慢慢地，他对工作越来越熟悉，得心应手，压力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大了。后来任翔又担任了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同时也负责公司所有麻醉医生的排班。这也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因为无论你怎样排，都可能有人不高兴。所以，除了尽量把班排得公平外，任翔每年都给自己排的班最多。
屈霖于2001年完成神经内科住院医的训练后，于2002年开始了她自己的事业：独自私人开业。她从零病人开始，到2010年已拥有三千多病人，而且不断有新病人找她看病。她有自己的诊所，雇了2-3个美国人帮她干活。她一次就通过了神经内科的笔试和口试。刚开始开业时，她不认识任何一个当地的医生。而现在她已经有自己的医生网络，可以互相介绍病人，为病人服务。
他们两人现在工作稳定，收入丰厚。他们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漂亮的海景别墅，后院紧靠切萨皮克海湾，有个停船的小码头。于2006年搬进去后，过着美国中上阶层的安逸生活。工作之余，他们还有很多业余活动和爱好。他们喜欢打羽毛球、打牌、唱歌。他们周围有不少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闲下来他们也看看电视剧，电影。每年他们总要出去旅游1-2个地方。最近1-2年，他们还参加了几次羽毛球比赛，并拿到一些奖牌。他们还积极参与当地华人协会等社会活动。儿子任勉已经大学毕业，正从事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他们现在终于体会到苦尽甘来的味道。他们仍然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任翔的父母在呼市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宅，让老人安度晚年。他们夫妻二人终于安然回航，满载了辛苦所得，欣然开始了人生的成熟阶段。这些经历不是每个人都能面对或者承受住的，这需要性格上的坚韧，但也需要一种心理弹性。生活需要“四面埋伏”的紧张，更需要“高山流水”的舒畅。但在开始的时候，一切注定是艰辛的。
十二、大目标和小坎坷
在任翔的人生道路上，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人生目标，这包括当护士、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拿绿卡、考行医许可、做实习医和住院医、行医、成为雇主。经过不懈地努力，这些目标都一一得以实现。任翔现在又为自己立下了新的目标，这就是有一个好的身体，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这时候的任翔，经过岁月的磨砺，知识和经验的厚积薄发，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了。
任翔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过对自己不好的人，他们给自己的成长带来一些障碍；但同时也有不少好朋友完全无私地帮助自己。任翔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有机会学医并成为一名美国的麻醉师。一路走来，脚步遍天涯，伴着困难，伴着幸福。如果没有自己的亲人、老师、同事和那么多朋友的相助，就不会有他的今天。任翔真心地感谢他们。
从医这些年来，任翔最大的体会是：前面有了一个大目标，就向那个目标冲过去，路上有一些磕磕绊绊，甚至有人暗地里搁块石头想绊你一跤，都不能放弃。但小坎坷也不能忽视，如处理不当，它们会酿成大祸患。你跨过了一个个小坎坷，大目标就实现了。人生可能会经历一些失败，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能够正确地对待挫折，吸取教训，才能不断前进。
任翔总结自己的个性，他觉得更多的时候他身上那种儿童较真儿心理非常重。谁要是说他不好，做事不行，他几乎是马上翻脸，从那一刻就和说他不好的人不共戴天。而且他要立刻行动起来证明自己不是人家说的那样。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他的工作中，甚至也发生在他的生活中，他真的就像一个孩子，很较真儿。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了，一生无法改变。
任翔还总结他和屈霖在美国为什么能有今天。他认为：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从任翔到北京上研究生到现在，他一直和妻子屈霖一起学习、工作、生活，他们之间默契到一个眼神就彼此明白对方的意思。两个人取长补短，相互扶持着走过来的，他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这么多年他和屈霖无论多么难，难到似乎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但他们从没有分开过。最苦的时候双方都特别宽容，同心协力对付外界强大的压力。两个人虽然专业不同，但对于医学的探讨，生活的安排，甚至锻炼身体也同进同出。是真正人生历程的风雨同舟。
当问及任翔的爱好时，任翔说: 我最佩服的领袖是邓小平；我最崇拜的英雄是李小龙；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羽毛球；我最爱读的杂志是读者；我最爱唱的歌是“我爱你中国”；我最爱吃的是家乡的莜面；我最爱看的电影是007系列；我最爱玩儿的游戏是打牌升级。
十三、尾声
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生活的前景如大海一样明朗开阔。但人的生命也将最终回归自然，无论过程多么辉煌曲折，积累过多少宝贵的经验，也都难以完全传授于后人。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自然给予每个个体独特的体验，这样才形成绚丽多彩的人类社会，每个人在其中散发独特的光彩。
当你看到有一个人在华人聚会中大着嗓门真诚地和人说话，在当地春节晚会穿一身唐装潇洒轻灵地表演太极剑，和夫人同台演唱，在晚会结束时大力挥舞手臂指挥大家高唱《我的祖国》，这个人就是任翔。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又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和千千万万经历磨难而痴心不改的中国人一样站立在美国的土地上，他又在人群中与众不同地散发出他自己的光泽。
仿佛珠玑成串，可预示海外华人各自不同的人生。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故事都是一本书的内容，都是由自己和自己所影响到的他人个性填写而成。往事是陈旧的，由往事贯穿过来的生活是新鲜的。控制未来生活的方向不出偏差，最难的是把握好自己的现在。花开易见，果成渐甜。生活看似简单，但每个简单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方程解成。结果，就在天运之中，也在自己的运算之中。
二零一一年岁首于弗吉尼亚
致谢：在此衷心感谢张昭卿，朱青燕，朱真，王凤祥对此文的宝贵建议和文字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