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第三次浪潮”中的激进派先锋们，曾以怎样的愤怒、敌视乃至复仇的心理，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矛头直指婚姻和男人。“前卫”的女教授告诫女学生说，婚姻和男人都是压迫女人的罪魁祸首，进而教导“自由”的女人们“不做妻子，不做母亲，不做男人的奴隶”，鼓励已婚女性冲出“围城”。后来成为西方女权时尚的“无婚文化”、“不育文化”、“离婚文化”等等，显然与此有关。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盛行的“社会性别”（gender）论，力图为女人不再行女人之道寻找更高级的信条。据称，除了躯体某部位的微小差异外，女人和男人原本是没有性别之分的，他们完全是一样的“人”（person）；是男人统治的社会把女人“做”（made）成了女人，把莫须有的“女性特质”（feminine）强加于女人；因此，女人要解放，就得彻底摒弃“女性特质”，做像男人一样的“掌权者”，成为最大限度“自我实现”的“人”。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的倒行逆施，令我联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浩劫中，我们曾领教过一个“没有女人的时代”。那时，一切妻性、母性、女人性，统统都在“横扫”之列；女人必须一反常态地压抑体内的雌性荷尔蒙，张扬体内那为数不多的雄性荷尔蒙，“脱胎换骨”地把“女人气”改造成“男子气”。一时间，“铁姑娘”、“假小子”、“女斗士”之类的“人”，成为新女性之表率；而流露出恋家恋夫恋子恋美的温情女人，则被斥为“资产阶级小姐太太”受到鄙弃，她们在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挣扎，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口号下拼比。
回顾西方女权主义论坛，追忆中国“文革”时代种种荒唐的往事，我实在难以苟同今天仍主张摧毁“女性特质”的那些海外奇谈，因而苦苦求索关于女人的真理。尽管尚未找到完美的答案，但已有的观察、经验、思考和觉悟，使我不能不与“无性主义”抗争。
其实，女人和男人天生是两类不同的族群，他们各自拥有由其生物性和社会性所决定的性别特质；生物性几乎是不变的，而社会性则随时代而变化；但无论社会性有着怎样的变化，都与男女各自的生物性保持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否则便是反常，便是摧残，便是泯灭女性，就像“文革”时的情形。男女的性别特质各有优劣，因而两性的结合就是取长补短，相辅相承。男人和女人，彼此需要，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同一不成。男女分工合作，共同创造着生命，哺育着文明，推进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婚姻以及由此组成的家庭，便是两性亲密合作的最佳形式，是人类智慧和崇高灵性的选择。
从人类现代文明趋势看，女人似乎有着更优越的生物性和与其生物性相匹配的崇高社会性：爱的施与，情的奉献，生命的耐受力，敏锐的直觉，创作灵感与形象思维，人际沟通和语言表达，合作与谈判的委婉及耐心，人性化管理所需的母性般温柔，防止腐败与暴力所需的节俭与克制，捍卫和平必须的对生命之痛惜，乃至带领家人和团队度过灾难险境所需的忍耐和坚韧。这一切惠及孩子、惠及男人、惠及家庭、惠及社会、惠及世界的“女性特质”，难道是社会和男人强加于女人并对女人本身有害的“女人气”吗？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跻入领导者行列，“女能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做了妻子和母亲的成熟而智慧的魅力女性，这种进步局面，难道不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对女性优势特质的发现、肯定和赞誉吗？
从哺育与呵护生命的意义上说，“女性特质”更加突显出其高贵性。在此仅以母亲角色为例。我国著名母教专家王东华教授在其《发现母亲》一书中这样说：“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是母亲；从优生学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还是母亲；从人才学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更是母亲。”他指出，孩子出生前那段“母子连体”的经历，使母体的健康对孩子事关重大，幼龄孩子的疾病与早逝多半可以透视出母亲健康的危机。实际上，某些孩子的不幸早在娘胎里就注定了：那些尚未生育就毫无顾忌地接连堕胎的女性，其伤痕累累的子宫怎能孕育出健康的胎儿？更有甚者，少数“前卫”女性声称自己有权像男人那样享受多性伴的自由，无意把一个健康、纯洁、不染纤尘的母体留给孩子；当母体已被欲望的魔鬼蹂躏殆尽时，可怜的孩子从何得到清洁母液的滋润？现代优生学还证实了“母子通感”的原理，指出母亲对胎儿的情感传递何等重要。一个沉溺于自我享乐的母亲，可能生养一个性情孤僻的孩子。婴儿诞生后，母亲的“肤爱”更是孩子成长的“第二子宫”，此时的精神喂养胜过母乳喂养，因此母亲在哺乳期是不应将孩子交付他人代养的。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好似一个灵魂支配着两个身心。据此，王东华教授呼吁：就像男人要服三年兵役那样，女人理应服三年的“母役”才对得起孩子，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母亲这一神圣天职。
然而，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在与男人争权力和平等的“革命”中，从西方到中国，女人的“性别特质”受到贬低，男女和谐的婚姻关系受到质疑，尊母爱幼的家庭秩序受到破坏，母教的功能受到损毁，其最大的代价付在了孩子身上。不知多少无辜的少年受到母爱缺失的惩罚，多少幼小的生命成为母亲过失的牺牲品。
因此，作为过来的女人，作为体验过妻子与母亲酸甜苦辣的职业女性，我由衷地呼吁社会，呼吁那些激进的弄潮者们：让女人做女人吧，让她们做妻子，做母亲，让她们以其胜过男人的“天资”去造福于孩子与家庭，让她们以超越男人的性别优势去贡献于社会。
女性是人类中优越而高贵的性别，女性的特殊人生价值需要社会珍视、酬答和永远肯定，万万不可迫使女性去做“女男人”。
近年来，我们又看到另一种倾向：商品经济的“魔力”将女性工具化、商品化、性化、妖魔化，以女性的躯体外观和男人从中品味出的“性感”成分，去评判女性的价值，促使一些有“肉体优势”的女性把自己卖给商家，卖给媒体，卖给男人；而天生躯体部位欠佳的“劣势”女性，则勇敢地在自己身上大动干戈，为变成“人造美女”而不惜牺牲健康乃至生命。
那些出卖肉体的妖魔女人，那些摧残器官的人造美女，多半难以做妻子、做母亲，也无法独立自主地去选择自己应有的角色和位置，其生物性和社会性都被大大贬损。说到底，这类女人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文化的牺牲品。当她们青春不再时，就可能被男人主宰的商业市场无情地丢弃。因此，我奉劝一切天生优越而高贵的女人，千万要珍惜自己的“女性特质”，做美丽的妻子，健康的母亲，这是需要，也是权利。
当然，在女人和男人这两个性别群体内部，还有着个体的差异，从体内荷尔蒙水平的不同到人生经历和际遇的不等，都使个人在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实现程度上不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