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暂别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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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28）第一夜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第一次，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尽管下面是波涛汹涌，但机舱里一片宁静。我的心，却静不下来。虽说是受人之托、虽说是为人搭台、虽说是客串，但无论做什么，我都是百分之百的投入。这六个月的奔波，把心跑野了，现在要回归平静的书斋，这心，还收得回来吗？好像有点难。
持续了十几个小时的航行，一直在浮想联翩。机长的广播，才把我拉回到现实时空。快着陆了，空姐在分发要填写的入境表格。记得其中有一项，要回答“你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纳粹或其它恐怖组织？”我们事先得到训令，一律回答“NO”。当时心想：“美国人真有意思，居然把我们的伟光正和那些组织相提并论。”过了许多年，才明白，美国人有他的道理。起码有一个地方，他们是共同的：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恐怖组织可以把一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一颗炸弹；纳粹则把一部分他们认为属于劣等的生命送进煤气室；GCD 则认为“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把所有的生命，都当作齿轮和螺丝钉。
我要去的那个Gainesville，是个很偏远的大学城。去那里，中间要停三站：旧金山、纽约、亚特兰大。在旧金山机场办理了入关和转乘手续，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去纽约的航班。落地窗外是一个小院，绿树、草地、喷泉，这是我脑海中留下的对美国的第一印象。两股喷泉，一高一低，水柱又粗又壮，突突的，仿佛无尽无休地在诉说着什么。说什么呢？既没有热情，也不是冷漠。也许，它不过是在那里自言自语罢了。
转机到达纽约JFK 机场，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十点。到机场来接机的，除了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人，还有两位未曾谋面的朋友，一位老王，一位小王。老王是王传智，蒋敏美的老实丈夫；小王是王平，王安时的聪明女儿。老王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小王在纽泽西的史蒂文斯学院念书。
同机到达的还有其他的中国学生，我们一起搭乘总领馆的面包车进城。在国内见惯了轻薄的日本车，美国车的厚重结实也让人印象深刻。总领馆在曼哈顿42 街和十二大道的街角，原来是一家旅馆，我将要在那里留宿两个晚上。
车窗外突然一片璀璨，我们进曼哈顿了。这时候差不多已近午夜，42 街还是灯红酒绿。九月纽约的深夜，已经相当有寒意。目击到的窗外的景象，让我惊呆了：满街是从事特殊行业的粉领工作者，浓妆艳抹，只穿着比基尼，一边在寒风里簌簌发抖，一边仍不忘搔首弄姿。腐败的美帝国主义，这回可是铁证如山了。
红色中国的总领馆，坐落在红灯区，哈哈，有意思，红到一块儿去了。
朱利安尼的铁腕扫黄，是许多年后的事了。那时候我再去纽约，42 街变得和其它街道一样普通、乏味。我东张西望，想发现一星半点当年的香艳，却一无所获。不由得感到一些惆怅，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现在，只能从百老汇的音乐剧“42街”里，重温当年这条街的辉煌。
不过，也有网友告诉我，不必惆怅，香艳文化也是西学东渐，现在大江南北，早已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了。
进了总领馆的铁门，首先是要缴费。住一个晚上，要缴十五美元，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考虑到我们公费生一个月只有300 美元，这样的地方，不吃不喝，只能住20 个晚上。据说这是总领馆的创收项目。一位对美国情况显然比我熟悉的同学在低声抱怨：“他们这是非法经营！”抱怨没有用，进了这道铁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地。在这里，GCD 说了算。
领馆的一位领导（教育参赞？），给我们简单地训了话，宣布了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如不能单独外出之类。有一条告诫让我刻骨铭心：要准备一些零钱，最好是一张20 美元，放在你的上衣胸前的口袋。如果遇到抢劫，千万不要反抗，举起你的双手，示意对方你放钱的位置，让他们自己取钱。切记不要自己伸手，以免对方误会你是在掏武器，因此遭到不必要的攻击。这条训示后来还真派上了用场，看来这是在纽约人生活的必备常识。
一位网友还告诉我一个真实的笑话。后来有一个省代表团来美国访问，首站纽约也是住总领馆，经历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外事教育时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在外出时见到外国人，千万不要随便说“Yes”。之前曾有一位副省长带团考察，闲来漫步42 街，也算是考察纽约市容。翻译和随员走在前面，总领馆近在眼前，副省长大人在后面不慌不忙迈着方步东张西望，不时有外国人友好地和他打招呼，老先生很是高兴。其间有两个黑人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叽里咕噜讲了一大堆。副省长大人为表示上国礼仪之邦的友好，连声说“Yes！Yes！”结果被前呼后拥地送进了房间，直到姑娘上来扒他的衣服方知不妙！可怜老革命使尽浑身解数无法脱身，幸亏身上还有一张总领馆的联络名片，最后靠组织出面才算把人领了出来。后来如何处理不得而知，只是此后的外事教育多了这样的再三交代。
横跨太平洋、横跨美洲大陆，一连两个横跨，我已经是精疲力竭。回到房间就寝，已经是下半夜。两个人一个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原来浅色的地毯已经变成深棕色，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怪味，熏得我久久不能入睡。
在美利坚的第一个夜晚，睡得，不踏实。
百老汇音乐剧《42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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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29）赵鉴芳
CST公司总裁赵鉴芳
因为我只有从北京到纽约的国际航班机票，从纽约到Gainesville 的美国国内航班机票，要由领馆帮助安排，所以我在纽约多待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赶紧到外面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走出铁门，是濒临哈德森河的十二大道。不远处，能看到停泊在码头边的“无畏号”航空母舰，这是一个老古董，越战后退役，现在是博物馆。灰色的船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河水、灰色的马路，身后灰色的高楼林立，一切都显得脏、乱和破旧。和我在日本看到的光鲜和整洁，反差很大。我想，难道美帝国主义老牌了，也开始衰败了？
百无聊赖中，我想到有一个人在纽约长岛，口袋里正好有他的名片：赵鉴芳，美国计算机系统及技术公司（CST）的总裁。我已经忘记是在什么场合拿到了他的名片，和他不过是一面之交。一面之交就能引出后面的故事，这就叫缘分。
赵先生比我年长16 岁，山东青岛人。1949 年，他们的说法是大陆“沦陷后”，我们则称“解放后”，到了台湾，成功大学电机系毕业。到美国留学后，在华盛顿市立大学电机及计算机工程系当教授，还当过系主任。1971 年北美兴起保钓运动，赵先生是一方领袖，因此和一群热血青年走到一起，其中的几位骨干成为后来赵教授创办CST 公司的合伙人。
纽约街头的公用电话，比比皆是。我随意找了一个，开始好奇地琢磨它。当时的我，囊中羞涩，更没有那么多夸脱（25 美分的硬币），所以只能望机兴叹。我仔细认读刻在电话机箱上的使用说明，突然有了新发现：Collect Call！这是一种由对方付费的服务方式。于是我怀着一种忐忑的好奇，按机箱上的指示，拨通了赵先生的电话。我报了姓名，接线员询问对方是否愿意付费？接电话的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士，居然没有挂断电话，还同意付费！她把电话转给了赵总裁。我告诉他我已经到了纽约，下榻在中国总领馆，明天将会去佛罗里达。他显然很惊讶：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人，刚到美国第一天，就会用这种聪明的方式和他通话。他立即承诺下班后来和我会面。
傍晚时分，赵先生自己开车来了，接我去曼哈顿下城的China Town（中国城）共进晚餐。在这次见面之前，“赵鉴芳”对我来说，只是名片上的一个符号。就像我记不清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他的形象也模糊了。现在，面对面，可以仔细打量这位可敬的长者。赵先生方脸，往下倾斜的三角眉，非常有特点。黝黑的皮肤、高鼻、大嘴，嘴角的线条显露出山东人的刚毅。
CST 公司当时的主要业务是做PDP 计算机的系统集成，客户主要在中国大陆。李玉的姐姐楼叙真，在二汽计算中心引进过这样的系统。我曾帮大姐翻译过PDP系统资料，讨论问题时我常常能无师自通，偶尔也一鸣惊人。大姐是那种要安排别人命运的人，是她一锤定音：“阿南，你应该去搞计算机！”哈哈，就这样我改行学起了计算机。人家是“长青指路”，我这是“大姐指路”。
对了，也许就是那次和PDP 系统的接触，才有了和赵先生的一面之交？不过，这都不重要了，现在，我们面对面，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了。我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四通的成长。我用的语气越平淡，赵先生显然越感动。我说，我会先去佛罗里达大学报到，安顿下来以后，希望和CST 公司探讨可能的合作机会。
他说：“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方式，都愿意和你合作。”差不多是开了一张可以由我任意填写金额的空白支票。如果上海人说这样的话，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礼貌语言。但赵先生是山东人，他说这话，用的是山东人的实诚。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往往取决于一些细节。素昧平生的人来Collect Call，一般都是立刻挂断，因为这样的电话收费很贵，但那天接电话的女士没有拒绝。后来赵先生专门向我引见了她。她叫袁美南，公司的副总，也是当年保钓运动的热血青年。
（1984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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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0）觉不酣
学校大门口（1984年，美国）
1984 年9 月7 日，我乘联航（UA）的航班到亚特兰大，然后在那里换乘东方（Eastern）的支线航班去Gainesville（下文简称G 城）。这两家航空公司在完全不同的候机楼，而且相隔很远。UA 的航班经常性的晚点，今天也不例外。结果中间转机的时间相当局促，我拖着笨重的行李，人生地不熟，还要看懂指路的标识。紧赶慢赶，一身大汗，总算在起飞前登上了飞机。
刚登机，就起飞了。这是一架小飞机，噪声大、颠簸大，但有一个好处：因为飞得低，地面上的风景看得真切。当飞机在G 城上空盘旋的时候，下面是一片葱翠的原始森林。星星点点的水塘像点缀的蓝宝石。我由衷地用英语赞叹了一句：“This is a beautiful country!”(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别以为我英语有多棒，哈哈，我就会那么一句半句。句子虽然简单，来源却不简单。这是尼克松演说中的金句。当年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GESLC（成人英语中心）补习外语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听一些语音材料，其中有一篇尼克松的演讲，题目是“Bridge the Gap ”(为鸿沟架起桥梁)，说他首次访华，离开中国的时候，从飞机上看到的大地一片焦黄，飞回美国上空，看到的大地一片绿色，他由衷地赞了一句自己的祖国：“This is，a beautiful country!”赢得了听众长时间的掌声。我此刻颇能体会尼克松的心情，就这么学了一句。那时候我说的大部分英语，老美都听不懂。但这一句，因为学了他们总统大人的语调、节奏，坐在我旁边的老美听懂了，还应了一句：“Yeh, Particular in this area.”（是啊，特别是在这个地区。）
到佛罗里达大学来当访问学者的，除了我，前面还有一位中科院昆明天文台的陈培生。他自己不会开车，请了一位有车的唐同学，一起到机场来接我。途中，陈温馨提示，要我付唐同学五美元汽油费。我自然照办，同时感慨在美国人际关系变得如此简单，一切都可以明码标价。
横跨太平洋和美洲大陆的长途跋涉，又让纽约总领馆的刺鼻的地毯熏了两个晚上，中间的转机又是惊险紧张，到达目的地，已是精疲力尽。好想找一张舒服的床，蒙头大睡一觉。可是，磨难还没有结束。
我在北京时，已委托陈同学帮我找一个住处，他也回信说找妥了。这会儿，他告诉我，那个地方已经让人捷足先登。现在要去另一个地方，一栋破旧的House，有十几个中国学生挤在那里。我们到达时，房东，一个中年美国人，已在房间里等我们。那时候我们公费生的标准，一般是每月300 美元，我们所在的佛州生活指数低，只有270 美元。见了房东，先缴一个月的房租，90 美元。住房开支占一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在美国生活的常识之一。
付了钱，才让进房间。这不是一间普通的卧房，不，它根本就不是卧房。本来是和厨房连在一起的餐厅，现在隔出来，成了我的房间。别人都是木地板，只有我的房间是大块的砖地面，而且，布满了油腻。我顾不上这些了，和大家感了谢，道了别，关上门，倒头就睡。
你们一定会认为我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甜吧？错！刚关上灯，还没有来得及闭眼，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脸上爬。赶紧开灯，发现满地是成群结队的蟑螂，有许多已爬上了床！在强烈的灯光下，这些蟑螂立马躲得无影无踪。我叹了口气，开着灯，终于睡下了，但不踏实。
似睡似梦似醒，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尔变成的那只“巨大的甲虫”，仿佛就是蟑螂。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在这里呆久了，也会变成蟑螂！赶紧离开！是啊，人生一天，有三件要事：觉酣、饭香、便畅。这睡不好觉，绝对要让人“变形”。至于会变成什么，就不好说了。反正，得想个办法，赶紧离开。
很快，我找到办法了。
佛罗里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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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1）换房记
左起：我和老孔、小孙（1984年，美国）
那栋爬满蟑螂、挤满中国学生的房子，是早年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海外艰苦生活的一个缩影。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出类拔萃之辈。后来在全美学自联的幕后，有个留学生精英组成的CC 俱乐部，其中有一位骨干，叫陆文禾，就是当时我在佛大的校友。
佛罗里达大学座落在一片原始森林里，校园里有漂亮的爱丽丝湖，湖边有醒目的标示：“小心鳄鱼！”我仔细观赏过他们，体型不大，是一种短吻鳄，学名alligator。佛大有名的是足球队，其队名就是alligator：鳄鱼队。学校的校刊，刊名也是alligator：鳄鱼报。
我从鳄鱼报上看到一则广告：转租（sublease）二楼公寓、一室一厅、全新地毯、冰箱厨房、设备齐全。先电话预约，按约找上门去。房主是一位带眼镜、相当斯文的美国女孩。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对房子有兴趣。她带我参观了一下，宽敞明亮、干净整洁得让我叹为观止。然后开始谈条件。她说原来的合约还有三个月，因为在学校找到一份课余工作，提供她条件优惠的住房，所以已经搬走了。房子的租金是每个月270 美元。我很快盘算了一下，这样好的房间，再找两个人来分租，应该不难。于是表示愿意租下来，但有一个条件，要免一个月的房租。我说明，我已经付了那边房东一个月的房租，没有能力同时付两份，但希望马上搬过来，因为在那边我不能很好休息，你这边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美国女孩犹豫了一下，看我诚恳的样子，就痛快答应了。
我回来约原来的房东，想找回一点房租。旁边的中国学生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也知道不可能，但还想试一下，权当是学习在美国的生活常识。我对房东说，我要搬走，因为休息不好。我只住了三天，应该付你9 美元，所以你要退我81美元。他非常不高兴，迟疑了半刻，虽不情愿，但还算痛快，全额退还了我90美元。我很快找到两位新室友，一位孙同学，在电机系读本科的年轻小伙子，我们叫他Tony；另一位孔同学，和我年龄相仿的访问学者，我们叫他老孔。
这边免了我90 美元，那边退了我90 美元，我第一个月的房租是0！小孙和老孔，一起享受首月免租的福利，皆大欢喜。呵呵，刚来三天，就折腾出这么个结果，让许多中国学生对我侧目而视。唉，我能感觉到，不完全是好评。
对了，忘了给你们说帮我联系学校的毕克茜了。她和陈春先的太太毕慰萱是亲姐妹，在生活习惯上，却大异其趣，不，简直是两个极端。姐姐随意到马马虎虎，妹妹讲究得一丝不苟。我来美国的时候，带了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替她带的，小箱子是我自己的。在家整理行李的时候，李玉颇有烦言。我说：“宁可自己的东西少带，也要替她把东西带上，人家帮我联系了学校，要还人家这份人情。”
我到G 城的当天晚上，毕克茜就来看我，取走了她的行李。她还带来了一些罐头、水果和生活用品，介绍了学校的环境，交代了注意事项，还送了我一辆二手自行车。这就叫人情还人情，中国人之间，就是有还不完的人情债。
毕克茜来访，还给我带来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原来答应收我的那位教授，在我风风火火办公司的那段时间里，已经不幸过世了。现在我要归到谁的名下，要由系主任来重新安排。据小毕介绍，这位系主任平时相当难讲话，尤其是对外国学生很不友好。
看来，我的留学生涯，一开始有点不顺。
约好了，第二天，9 月10 日，星期一，我去找系主任。
校园里的爱丽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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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2）周教授
我们在周教授家作客（1984年，美国）
我心情忐忑地站在系主任面前。硕大的头颅、往后梳的稀发、无边眼镜后面的眼神透着威严，系主任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我按照准备好的、背了无数遍的说辞，介绍了自己。他间或皱一下眉头，我明白他没有听懂某几句糟糕的发音。我感觉自己额头上冒汗了。
出乎意料，他的态度非常友好。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出于对刚故去的同事的眷顾。他示意我坐下，当场亲自打印并签署了一封给系里其他八位教授的信，详细说明了我的情况他要我拿着他的信，分别去和这八位教授面谈一下，然后把最后决定告诉他。
刚谈到第二位，我就决定了，就是他，周教授。周教授是早年从台湾来美国读书、毕业、任教的中国人，说一口标准的国语。和其他的美国教授比，沟通起来方便太多了。周教授的专业领域是计算机局部网络、以太网。这方面我完全是外行，既然我已志不在此，专业不专业，就无所谓了。
周教授是我平生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说话不疾不徐、轻声细语，从来不说“你应该怎么样”，而是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诚恳细致、循循善诱、体察人意、成人之美。不说做学问，仅如何做人这一方面，我就从周教授那里学到了很多。
周教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漂亮的太太、两个可爱的儿子，小的才四岁，已经在学习拉小提琴。他邀请我到家里作客，让小儿子给我们演奏，咿咿呀呀的，我没听出什么名堂，但那姿势，却已经是有模有样。据周夫人说，是一个日本人发明的什么教学法，从小就给小孩子灌输一种理念：练琴，和吃饭、睡觉一样，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知道这样的教学方法能不能培养出天才。不过，据我所知，朗朗的钢琴差不多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我找机会和周教授谈了我的想法，介绍我的四通故事，探讨我们将来可能的合作。他显然饶有兴致。周教授明白我的兴趣在办公司，便带我去参观了三家风格迥然不同的计算机公司。
首先拜访了一位教授在自己车库里办的一人公司。乔布斯在车库里办成了苹果公司，使车库成为美国创业梦的吉祥地。这并不是唯一的成功故事，而是前有先驱，后又来者。早在1933 年，HP 就是从车库开始的，终于成为硅谷的鼻祖。后来的成功故事是Google，他们也是从Palo Alto 的一个车库起家的。
周教授又带我去参观了座落在森林里的“宇宙之庙”（Temple of Universe），呵呵，这不是真的庙，而是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的名字。一群年轻人，理想主义者，他们讨厌尘世的奢华和虚伪，躲到森林里，返璞归真，自己动手，一起盖房子、一起做家具、一起编软件。据说，他们编写的医疗管理软件，相当受医界的欢迎。
最让我兴奋的，是周教授带我去看到了IBM 的真身！从Gainesville 往南约300英里，差不多到了佛罗里达半岛的南端，有一个地方叫Boca Raton ，那里有IBM的一个研发及制造中心。周教授领导一个项目，和那里有合作，他们还提供佛大相当的经费。定期的，周教授要去那里向他们报告工作进程和交流情况。同行的，还有周教授的两位美国学生：乔和马克。乔曾经是赛车手，一路上都是他开车。是啊，对他来说，这点路，小意思啦。
IBM，以前，我只是从刘英武的嘴里听说过，从托马斯的书上读到过，已经使我悠然神往。现在，真实的IBM，尽管只是一部分，出现在我面前，我彻底被震撼了。
一个直径一英里的人工湖，绿水映着蓝天，漂亮得让我叹为观止。环湖，是一栋接一栋风格相似的浅色二层建筑，一万多人在里面井然有序地工作，IBM 小型机系列1，就是这里的产品。和HITACHI 的神奈川工厂相比，这里多了一分大气和从容。我要了一张这里的大幅照片，一直挂在我的床头。在我的梦想里，将来的四通，就应该是这样的。
许多年以后，大约是1989 年初，海淀区的史定潮区长带我去上地，那时候上地还是一片农田。史区长看着规划图，问我要哪一片。这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IBM 在Boca Raton 的图景，我依稀感觉到，离我的梦想，已经不是很遥远了。可惜，半年后的风潮，把这一切推到了永远的遥远。一叹。
IBM（Boca R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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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3）大学城
大学城街头（1984年，美国）
Gainesville 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座落在亚热带森林里，与其说是一座小城，不如说是一个大花园。学校的纪念塔、别具一格的传播系大楼、森林小路、爱丽丝湖、湖里的鳄鱼、小城晚霞……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勾起我许多温馨的回忆。
G 城约十几万人，其中三万多是学生（据说现在已超过五万人）。就规模而言，佛罗里达大学在全美列前五名，就质量而言，在公立学校里是常春藤。大学是城市的主体、中心、商业服务的对象。那时候，从中国来这里的学生只有三十多人，为了省钱，大家聚居在几处卫生条件较差的房子里。中国人就是不同凡响，到哪儿都能建立起自己与世隔绝的窝。
每天早晨，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迈步在两旁绿草茵茵的小路，经过树木森森的校园，绝对是一个静心读书的好去处。可是我的心，已经静不下来了，就像满地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小家伙总是瞪着明亮的黑眼睛，甩着松软的大尾巴，友好地和你打招呼。
不仅松鼠友好，小城里的所有人都非常友好。刚来乍到，要到市政厅去办一个社会安全号。我一边问路，一边在秋阳下频频拭汗。这时候，一位黑兄弟开车停在我身旁，问我要去哪里？我说了目的地。他高兴地邀请我上车，说是顺路，可以带我去。我却有点望而生畏，因为这位兄弟不是一般的黑，除了牙齿和眼白，看上去一团漆黑。我硬着头皮坐上他的车，才发现他的车也不是一般的破，仿佛是刚从汽车垃圾场开出来的，不仅座椅翻着花，连顶棚都掉着渣。开起来哐当哐当的，不用按喇叭，行人就躲得远远的。黑兄弟看我惊恐的样子，一路上直跟我说对不起。下车的时候，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由衷地表示了感谢。
其实，校园里有巴士，到哪里去都还方便。只是车次少，一般要在巴士站等二十多分钟。也就是在候车期间，我有过一次“艳遇”。呵呵，别想歪了。我是说，“遇”到一位漂亮女生，她让我感到惊“艳”。这位美国姑娘，清新得像早晨森林里的一缕空气，飘逸得像蓝天里的一朵白云，俏丽得像夜空里的一轮弯月。我却像是看到了太阳，脑袋就像向日葵，不由自主随着她的脚步转动；更像是遭到了雷殛，目光直了，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她目不斜视，走过了人群。我还没有来得及失落，她突然回眸朝我灿烂一笑，摆了摆手，说了句：“Hi”。这声“Hi”让我紧张的神经立刻松弛了下来，让我从想入非非中回到了现实世界，仿佛大梦初醒。没想到这一声“Hi”，有这么大的功效，我暗暗称奇。后来我也学了这一招，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派上了大用场。
佛说，前世500 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如果这一次算回眸，那么还需要499 次；如果这一次算擦肩而过，那么前世已有过500 次回眸。所以我说，和这么多朋友在网上结缘，起码得有三生三世的情分，应当要倍加珍惜。
留在我记忆里的，除了这美丽的瞬间，还有美式足球的翘楚、佛罗里达大学的鳄鱼队。鳄鱼队不止一次在全美大学联赛中得冠，球队的粉丝称Gator，象征色是桔黄。我到体育场看过一场比赛，除了铺天盖地的桔黄色，桔黄的帽子、桔黄的T 恤、桔黄的纸花、桔黄的丝带……别的，没看出什么名堂。只看到两组彪形大汉，穿着盔甲、戴着面具，互相冲撞着、撕扭着。除了比蛮力，体会不到一点点体育的美。所以，我一直搞不懂美国人为什么要因此而疯狂。这一次，鳄鱼队在主场又是大胜，全城沸腾了，几个年轻人挤在一辆敞篷车上，挥舞着橘黄色、嚎叫着，特地去掉了汽车的消音器，听起来就像是放鞭炮，从我们身边轰然而过。许多年后，在电视里又看过几次美式足球比赛，算是明白一点了，但仍然不喜欢。不仅是不喜欢美式足球，我也变得不喜欢读书了。原来，我最喜欢的就是读书，学什么都甘之如饴、废寝忘食、过目不忘、出类拔萃。但读书需要心静，但现在心静不下来了。心不静便思动，很快，我又有了新动作，再次让周围的中国同学侧目而视。
鳄鱼队在主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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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4）找上门
在CST公司大门前（1984年，美国）
大学城很漂亮，但热带雨林里的那种湿热，让人有点受不了。我感到背部隐隐作痛，晚上睡不好觉。开始，我以为是床垫不好。那时候，我们的床具都是从垃圾场拖回来的。每到假期结束，毕业的学生把他们带不走的家具扔在外面，新来的学生就从里面挑挑拣拣。我到得晚，只捡到一个弹簧支楞着的单人床垫，每天晚上硌得难受。室友老孔有一个质量不错的床垫，他见我睡不好觉实在痛苦，友好地提议我们换铺睡。开始感觉好一点，但不久以后，依然是背疼。
这其实是心脏有问题的早期症状，但那时候不懂。我当时的饮食习惯非常不健康，为了方便，也因为便宜，只吃几种：米饭、鸡腿、西瓜、冰淇淋。尤其是冰淇淋，草莓的、香草的、巧克力的，买了三大罐，放在冰箱里，一碗一碗地吃，真过瘾，也真糟糕。眼角出现了可怕的黄斑，这是高脂血的典型症状。更可怕的是我的无知，不懂，还责怪床垫、甚至怪罪佛州的气候。
终于有机会暂时离开佛州的湿热了。10 月初，赵鉴芳教授邀请我到他的公司去访问一周。CST 公司在纽约长岛，G 城到那里没有直达的航班。虽说这次旅费赵教授主动作了承诺，但我还是想要尽量省钱。从G 城往东北70 英里，有一个城市叫Jacksonville，从那里有到Newark 的便宜航班。从G 城到Jacksonville，
有机场接送服务（Airport Shuttle Service），收费10 美元，而从那里到Newark的“红眼航班”（一种过了午夜后起飞的航班），单程是57 美元，合计67 美元。我从纽约来G 城的机票，领馆安排的，花了200 多美元。现在的花费不到三分之一，绝好的性能价格比。哈，小时候没在上海白呆，也学到了一点点上海人的精明。那时候我刚到美国一个月，所有这些安排，既让人侧目而视，也让人刮目相看。
提供便宜服务的航空公司叫“People’s Express”，像上公共汽车那样，在登机口排队交钱上机（只收现金），上机后自己找座位，坐满为止。托付行李一件5美元，机上的任何服务都要另收钱。这样，才能保障机票最便宜。不仅服务方式新颖，公司组成方式也特别：飞机是租来的，没有老板，所有的员工，从驾驶到乘务员，都是股东。美国人的创新能力，真是层出不穷。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公司后来不见了。在美国航空界，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但就是这“一现”，让我经历了，也留给我许多难忘的思考。
到达Newark 机场，是凌晨2 点。离第一班地铁，还有四个小时。我坐在一家通宵服务的饮食店里，要了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美国人的咖啡淡得像法国人的涮杯水。但是，法国人的浓咖啡要4 美元，只有一小杯，旁边只放两小块方糖；美国人的淡咖啡只要1 美元，可以喝无数杯，糖随便加。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新大陆和老欧洲的区别。也难怪，法国人从心眼里瞧不起美国人。
我坐在那里，一连四小时，不停地喝咖啡。喝得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想到咖啡，胃里就直泛酸水。在这四个钟头里，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容地、仔细地研究一下纽约的地铁线路。从Newark 机场，有地铁通曼哈顿34 街的Penn Station。CST 公司在长岛的Farmingdale，从34 街到那里，没有直通车，中间要在Jamaica 转车。我把中间要经过多少站，都弄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年轻，不光读书可以过目不忘，看地图也可以过目不忘。东方刚刚露白，当我踏上第一班地铁去34 街Penn Station 的时候，已经胸有成竹了。
没有任何意外，没有一丝差错，整个行程顺利得让我觉得有点乏味。哈，从审美角度看，这就是谋定而动的缺点。当我按图索骥，拖着行李，站在CST 公司大门口按铃的时候，把公司所有的人都雷倒了。
赵总裁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他说，你们大陆人到了机场，只会做，也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开车去机场接。像你这样，不需要接，不叫出租车，乘公共交通自己找上门的，绝无仅有。
显然，对这位绝无仅有的年轻人，赵教授愿意提供任何方式的合作。
还能静下心来读书吗？好像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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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5）哈林区
行走在哈林区（1984年，美国）
赵教授热情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几位副总，都是他学生辈的年轻人：金震、黄湘、袁美南。金震豪爽、热情，方颚、大嘴，典型的猛男，太太是德国人，有一个精力十足、聪明顽皮的小男孩。黄湘，一个身材修长、相当清秀的小伙子，从名字就知道他原籍湖南，看来他是外省人的第二代，他和袁是夫妇。我到美国的第一天打Collect Call，接电话的就是袁美南。哈哈，幸亏她没有挂断电话，否则就不会有这次纽约行了。
赵总裁让他们分别给我介绍公司的市场、销售、工程、财务等方面的情况。他们主要做三种系统的市场开发：大系统是VAX780；中系统是68000；小系统是PC。客户主要是国内的单位。
他们真正的生财之道，没有讲。但通过几天实地观察，我自己发现了：他们把客户的培训费用，变成了不动产投资。那时候国内单位购买一台计算机系统，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在海外培训，例如1980 年我们在日本的培训。客户要为这样的培训付很高的费用：食宿、交通、师资、资料等等。我们在日本住王子饭店、吃伊藤博文老宅的中华料理，花的都是科学院付的钱。CST 则把这部分钱用来作为买一栋房子的首期，安排客户在里面住，冰箱里给他们准备了肉蛋、蔬菜、水果、牛奶、饮料和各种中国食品，由他们自己开伙。客户对这样的安排非常满意，CST 则把本来要付给旅馆、饭店的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转为房产的投资。你看，他们有多聪明！
当年在长岛他们所在的地区，买一栋很像样的房子，也就是10 万美元左右。那时候他们已经买了两栋。这方面的投资回报，可能远比他们的主业要高。
我自己会乘地铁，所以很方便单独活动。我约了王传智，蒋敏美的老实丈夫，在曼哈顿见面。老王原来在北外学英语，现在在哥大学美国外交史。哥大在曼哈顿的上城，再往上，就是哈林区了。
哈林区，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地方。这是曼哈顿漂亮脸蛋上的一块伤疤。据说，从110 街往上，其“危险指数”也与街号的序列成正比。老王住在129 街，呵呵，正在危险的中心区。一出地铁站口，我就被震撼了：焚烧过的破败公寓、满街的黑兄弟、诡异的目光……是的，一个壮实的黑男人，牵着一个黑黑的小女孩，他用诡异得的有点恶狠狠的目光，肆无忌惮地盯着我。不，是盯着我拎着的、港商吴为烈送给我的、漂亮精致的真皮公文包。阳光下，真皮的光泽加上金灿灿的铜锁扣，显得分外刺眼。
我加快了脚步，他同步加快，我的心跳也同步加快。我突然想起佛大校园里的漂亮女生。于是，我回过头来，友好地、一脸灿烂地，和他打了个招呼：“Hi”。我发现，他原来紧绷着的脸部肌肉，明显地松弛了。我又特别笑着和小女孩摆了摆手，亲昵地小声地再说了一遍“Hi”，这时候，黑大叔脸上也有了笑意。我知道，危险警报解除了。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在哈林区，我还是被抢了。那是晚上，我从外面回到老王的公寓。按了铃，上面给了信号，我推开了铁门。进屋的时候，旁边跟着窜进了一个黑影。我上电梯，黑影也上电梯。这时候才发现，是一个黑女人。她突然朝我跪下，不是抢劫，是乞讨。她咕咕哝哝说了一堆话，我只听懂几个单词：Children、Hungry、Money，大意是说她有一个孩子，在饥饿中，给点钱。这时候，给她一美元，甚至几个夸特，就可以打发。但我正好没有，只有在上衣口袋里按领馆指示给抢匪准备的二十美元，我有点舍不得。她见我没反应，又怕我离开，就一把抱住了我的腿。我使劲想把她推开，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胸部。她显然误会了，立刻就开始解扣子、脱衣服。我慌忙扔下仅有二十美元，夺门而逃。
气喘吁吁到了老王的房间，他奇怪我怎么半天没上来。我说了历险记。同屋的朋友们反应很平淡，因为他们都有过被人用枪顶着脑袋的经历。他们非但不同情我，还说我好运气，连碰到的抢劫，都是个温柔版。
当时和老王一起在哈林区混的，都非等闲之辈。我记得有大导演谢晋先生的儿子。还有一位和老王来往密切的朋友，就是后来蜚声画坛的陈逸飞。
当时，我很懊恼，懊恼为什么不随身多带点零钱；很心疼，心疼我这二十美元；甚至有些责怪，责怪领馆的告诫不够全面。
当然，也有感恩，感恩校园里的那位回眸一笑的漂亮女孩，还有那一声甜蜜的“Hi”。
1984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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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6）黄玫瑰
CST公司副总裁金震
和CST 公司的合作，谈得很顺利。我和赵教授一起为我们的将来，作了大致的安排：我在佛罗里达大学的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这个学期结束告一段落，然后转到纽约来。从1985 年1 月1 日起，从原来的公费转为自费。今后我在美国的费用，由CST 公司支付。赵总裁问我需要多少，我报了一年大约9000 美元。他没有任何迟疑，一口就答应下来。他相信、我也自信，我能为CST 带来的收益，远远不止这一些。
王传智希望我帮他找一份有报酬的业余工作，来改善他在哈林区的困境。我顺便把他介绍给赵教授，赵痛快地同意了。在我们的蓝图里，我将来会穿梭在美、中之间，而老王则可以算是我在CST 公司的常驻代表。在美国的公司里，没有免费午餐，更没有吃闲饭的。公司安排老王给来美培训的代表团当班车司机。老王很敬业，把平凡的工作干得有滋有味。
袁美南却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老王他开心吗？”。我理解她的问题，一个在美国名校学美国外交史的学者，现在做一个司机的工作，能开心吗？但是，我确确实实能感觉到，老王很开心。我想，这是因为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会有不同的需求层次，“Happy”（开心）的兴奋点也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革，下过厂、插过队，接受过再教育。对没有这些经历的袁来说，她确实很难理解，我也一时说不明白。
回到佛罗里达，我作了在那里的结束安排，准备转到纽约来。告别了可敬可爱的周教授，告别了相处时间不长的同学们。另外，给休士顿的中国领馆写了信，告诉他们从下个月起，不用给我寄270 美元生活费了；并报告了我的去向，转到纽约以后，我就归42 街附近的红色领馆管辖了。
CST 公司在纽约长岛，赵教授的家还在华盛顿DC。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回家过圣诞节。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美国家庭过圣诞。那天，到达华盛顿已是深夜，街区笼罩在一片薄雾里，我看到一个花摊，摊上摆了一大堆带着新鲜露水的黄玫瑰。我估计自己是摊主最后一个客人了，于是同他讨价还价，最后谈妥50 美元，把摊上的全部黄玫瑰包圆。呵呵，真正的一大捧，我准备把花献给女主人。
赵夫人叫玛丽，一位优雅的美国女人。赵教授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处在十几岁的青春叛逆期，基本上不会说中文。因为我语言能力差，所以很难和他们沟通。但那一大堆黄玫瑰，确实让夫人和孩子们都很开心，他们把家里所有的花瓶都插满了，还余下了许多。
但最开心的，是大家围着圣诞树，打开赵教授为我们准备的圣诞礼物。孩子们开心地朗声笑着，赵夫人矜持地抿嘴笑着，我也礼貌地有点拘束地笑着。不过，我确实很开心，我第一次得到了一份圣诞礼物：赵教授送了我一个旅行用的西装包，那种可以把西装挂在里面，然后折叠起来的旅行包。
赵教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小万，以后你可能要经常在旅途上背着它了。”之前，他去了一次北京，拜访了四通，见了老沈。他告诉我：“公司状况不错，但有一些问题，你应该回去一次了。”
赵教授继续留在华盛顿和家人渡圣诞假期，我只身去纽约，准备转机回中国。接待我的是金震，我在他家里留宿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送我去机场。吃早餐的时候，我第一次尝到抹面包的草莓酱，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好爽口。呵呵，可别笑话我老土，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我光吃冰淇淋了，还没来得及尝草莓酱。
但金震的太太，一位风趣的德裔美女，还是笑话我了。她说：“万先生，你可能会在机场出关时遇到麻烦。”我表示不解。她一本正经地说：“因为你违反了美国政府的规定，夹带了大量的美国植物种子离境。”
呵呵，她是笑话我吃了太多的草莓酱。
当然，我在出关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很顺利地，1984 年的最后一天，12 月31日，我乘坐的航班平安降落在北京机场。
1984 年结束了，我的“一帆风顺”也结束了。迎接我的，将是不顺利。非但是不顺利，而且是灭顶之灾。
（1984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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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