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话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当时不过一有影响的民主人士，真正在国内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袁世凯，袁对孙就任大总统一职肯定不服气。在后来的孙袁交涉中，孙中山承诺袁世凯: 只要能说服清帝退位，就将大总统之位让给他。
1912年2月12日，清末帝宣统帝退位，孙中山第二天即向国会递交了辞呈，2月14日正式辞职。紧接着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坚持袁到南京就职。随后派出专使团北上迎袁到南京。北京忽来兵变，袁借口维持秩序，不能南下。且兵变为专使们所见证，电告孙总统。孙最终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以后的史实证明，孙中山等人犯了多大的错误，虽然后来袁当权势不可挡。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两个月后，迫使要求行使责任内阁权力的唐绍仪等辞职，同时要求黄兴裁撤南方革命军队。这引起了同盟会员的普遍不满。
宋教仁在1912—1913年
宋教仁就是随唐绍仪内阁的解散而下岗的。宋下岗后，深感同盟会实力的薄弱，于是，开始以自己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旺盛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吸收有志来归的小党，另组国民党。宋教仁和孙中山都是同盟会中的智囊，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搞的多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教仁搞的多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划。事实上，宋教仁的理论水平也不输于孙中山。民国临时政府的许多重要法律《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在民国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临时约法》几乎是宋氏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理论水平的组织家。
当宋教仁随唐内阁下岗后时，各省正为搞国会选举而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当时南北小党共数百家之多，但这些小党党魁若想当选议员，并非容易的事，所以他们需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时恰逢宋教仁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需招安一些“游击队”，双方一拍即合。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的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此时，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于前一日抵京，当天也出席了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1130票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可见宋教仁当时在党中的地位。这样，宋教仁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党之党魁，其锋头之健，气势之高，一时无二。
1912年秋冬，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参众两院大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根据法律，国民党即将组建责任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国民党选战初胜，多数党员难免骄纵，有人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袁世凯闻讯色变。为了安抚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袁世凯对宋教仁采取了传统的收买手段加以笼络。袁声称让宋出任国务总理，并派人给宋教仁送去一张50万元的银行支票。宋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到长江流域各省演说，阐述政见，声称要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并痛陈袁氏政府的腐败。
袁世凯见宋教仁顽固，一计不成，再想它辄。在听说了宋教仁发表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后，袁世凯也可能气得咬牙切齿，但目前并无资料显示是袁世凯下令杀掉宋教仁的。那么，宋教仁到底是谁杀害的呢？
宋教仁之死
1913年初春，在宋教仁旅行演讲锋头正健之时，袁世凯连电召宋氏前去北京磋商国事。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目前也无明确的资料可以证明。
顺便提一下，唐绍仪内阁解职后，陆征祥组超然内阁（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氏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2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组成“混合内阁”（不分党派），但由于宋教仁一贯主张组建一党内阁，这样会对袁不利。所以袁世凯提拔前任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因为明白宋教仁组阁的决心和实力，赵秉钧视宋为政敌，欲除之而后快。
宋教仁奉袁的电召于3月20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很多人认为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所以送行者甚众。当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廖仲恺等诸多送行者走向月台入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的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一时大乱，刺客乃乘乱逃去，无影无踪。
宋教仁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也不曾怀疑是袁世凯对他下的毒手，所以他临终还上书总统作最后的谏诤。有史料为证：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从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之言，尚祈见纳。
载1913年3月22日《民立报》
宋教仁忧国忧民的情怀，读来哀婉。袁世凯或许没有立刻杀宋之心，然赵秉钧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如果真是这样，袁世凯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了。
那么，凶手到底被谁所收买行刺宋教仁呢？
据调查，凶手名叫武士英。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原名应夔丞）临时收买，对宋行刺。武氏在穷困潦倒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说是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道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后，这两位学生阅报后提供线索，上海警方前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却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顺藤摸瓜，抄获大批原始文件后，暴露了应桂馨背后的那只黑手：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资金也来源于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赵秉钧。但抄获文件多为密电隐语，且多是洪、应二人的片面之词，并未取证于赵秉钧。
因为人证、物证不充分，所以在法律上难以确定元凶是赵秉钧或袁世凯。但义愤填膺的国民党员就认定是袁世凯指使的。有黄兴的对联为证：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宋教仁案”过去近一百年了，在当今法治社会，证据不足，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就是袁世凯指使的。但我们不妨推想一下：即使袁世凯不曾明示过要杀宋教仁，但手下人看出宋教仁是主子的心腹之患，心里明白如果除掉宋氏，上司肯定会高兴的，所以，自作主张，暗地里收买刺客，对宋行凶也是可能的。
佛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某次灵山大会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叶尊者就知道佛祖的意思了。在中国政治史上，有多少这样的大迦叶者，他们看到领导的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揣度出领导的意图，然后不声不响按照领导未加明示的意思办事，以讨上司的欢心。这种本领在英语中叫做“read one’s mind”。如果事情办得好，那会平步青云，深得领导的厚爱。一旦出现问题，你得为领导背尽一切黑锅，尽负一切责任。领导如果为了化解自己的责任，要借你的人头一用时，不管你情愿与否，你都得将头颅献出来，这才是义士。王朝时代这叫“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才是忠臣。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证据不足，不足以判定元凶。然而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人甚感蹊跷，却仍因证据欠缺而眼睁睁地看着诸事暂成“历史疑案”。宋教仁离世不久，凶手武士英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畏罪潜逃，赵秉钧竟蹙毙。这一连串事件，偶然乎？有人有意为之乎？
叩问历史，没有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