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129/15/98286_2413584.shtml
民主与独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避免中国兴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国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的、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蒋介石的爱将宠臣及其他国民党人士。由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打江山，却和民主党派共享胜利成果，这不仅需要毛泽东有民主的意识，更需要民主的胸怀。这一制度曾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长级干部中非共产党员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代表团中更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至今还是一颇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六·四”和苏东巨变，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
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共和政体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理想固然好听，但在帝制余毒甚深的环境下根本不好用，导致袁世凯复辟和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也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涂上了浓重的“书生造反”的色彩。至蒋介石执政时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无半点民主的行动。
毛泽东本人虽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体系，但该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实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人来说，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参政重要。在毛泽东时代，领导干部普遍的廉洁奉公使人民对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及民主体制建设根本没有兴趣，也认识不到它的必要性。其次，毛泽东太高的个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文革”后检讨五十年代政策失误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曾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也是举手赞成过的”，这决不是谦词，原因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当对某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最终都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主席看得比我们远”。《毛泽东传》形象地描述为“当毛泽东思考时，他的人民已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相应的一部分关闭”。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谈。“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的出现将是必然的。很显然，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过错，这更多地属于历史的必然。
当邓小平在《决议》中批判毛泽东家长制作风时，他自己也将犯同样的错误。以军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内撤换两个党的总书记，不能说没有家长制作风，而且更严重，至少毛有家长制作风时自己正在“家长”的位置上。但在邓小平用非民主的手法处理“六·四”问题上，谁能说他全错了？这就是历史。
毛泽东拥有民主开明思想的另一例证是于五十年代末，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首次提出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两岸各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思想。然而，今人已将“一国两制”的发明权毫无疑问地送给了邓小平。如果说海外华人华侨的这一失误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则是令人费解的。作为毛泽东时代主要领导人，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一重要精神。但他面对群众误送上来的荣誉，并没有作任何的纠正。
当然，邓小平作为第一位成功实践了“一国两制”的领袖，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历史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