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每天上午大约十点左右，我都能在办公室里听到一段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不成曲调，但也不难听，叮叮咚咚象山泉一样。办公室隔壁有一家特别的学校，里面有十几个患自闭症的大孩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我猜想琴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那些单调的琴声有点象他们的内心世界一样，有些不协调的旋律，但是简单直接，手指落在哪个琴键上就发出哪个声音，没有谱好的乐曲，也没有排练。那些活在自己封闭世界里的孩子们，每天中午都会由两三个成人带领，分成两个小组，一圈一圈地绕着外面开阔的草坪散步，几乎风雨无阻，当然除了下大雨或者下大雪的天气。天气好的时候我也出去散步，如果天气特别晴朗温度又适中，他们会在草坪上玩球，有时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在野餐桌边坐着。我们彼此看看，我们生活在两个互相隔膜的世界，我们谁也不能理解谁。
项目快到了收尾阶段，却意想不到地出了一点差错。测试的时候老有些找不出原因的错误。大老板马克急了，脸上挂着霜，大家天天加班，我只好取消了一次理疗预约。也就是在那个礼拜，我接到了大学好友小米的一封电子邮件。从时间上看，信是半夜发出来的，信很短，只有几行字，“新民二月过世，肺癌。他的书《庄子传》已经再版。天妒英才，痛！”
我一时楞在那里。窗外阳光如泼，大孩子们正在散步。我隔窗看着他们单纯灿烂地走过，却感觉好象有些什么东西，哗的一声就那么碎掉了。两年前回国的时候，我见到了小米和老K ，新民远在沙漠里旅行。那时小米在单位刚被提拔，主管旧房拆迁，每天为钉子户发愁。老K 变得异常沉稳成熟。一起喝酒，找了一家露天海鲜餐馆，三个人在海边迎风坐着，断断续续地谈着些往事，小米沉着地一杯接着一杯喝酒，谈笑风生，而我两杯还没喝完就开始头晕。灰蒙蒙的海雾隔断了远望的视线，遮阳棚把她的胳膊一只挡在阴影里，另一只留在淡淡的日光下。海风一吹不觉我就湿了眼角，感觉有点像在梦里一样。当年的校园诗人老K 看看我又看看小米，调侃说，“你们俩，一个锻炼得炉火纯青，一个明显缺乏酒精考验。”
二十年过去，老K 已经不写诗了，他读很多古籍，没事儿就练书法，字写得越来越好看。你跟他说什么事儿，他都淡淡地表示理解，他变得象深谷的河流一样深邃宁静。当年的一头乱发已经没了，头发剪得特别短，那个曾经众多美女环绕身边的老K 已经跟这个世界握手言和，过着逍遥而隐遁的日子。我开玩笑说，“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放心了，还好你没变成一个脑满肠肥的老官僚。”同学中还在做学问的，就只有新民一个人。《庄子传》出版的时候，新民只有二十八岁，在大学里教书。那时我已经远在宾西法尼亚的一个小镇改学计算机。我一直没有机会读到他写的那本书，我想象不出来以他拘谨不安的个性，会怎样诠释庄子这样一个人，庄子应该由自由自在往来无拘的老K 来写感觉才对。新民是很少谈及自己内心的一个人，但至少有一点，挑选庄子来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人内心的一种态度。
最后一别是在新民的家里，老K 也在，可小米在成都。大家知道我要远行，一别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见面。新民问我，“你出去以后干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又说，“要不你以后翻译书吧，翻译点国外的小说倒不错。”我出去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往外走，我也跟着走了。老K 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不是个急于跳进生活中的人，你不是。”我那时是个哪里都不去的人，安安静静地活在校园里，在一个城市住了多少年，提到一些小巷，我有时会露出茫然的表情。那种时候，小米会讽刺我说，“你适合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新民会憨厚地笑笑，老K 则鄙视地看着我，眼里似笑非笑。可接着他又会说，“你这个样子，以后怎么活呢？！”然而鬼使神差，我却成了走得最远的一个。二十年后，当我，老K 跟小米终于又聚在一起在海边喝酒的时候，我拿出我们毕业时拍的合影照片，老K 呵呵一笑说，“哦，古时候的照片呐。”然后又对小米说，“她出国前的那两年，都是我在看守着她。”小米挖苦说，“你怎么看的啊？怎么看着看着就把她给看到国外去了？”
读大学的时候，新民读了很多美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的书，他逃不逃课我不知道，老K 一惯逃课。老K 恃才傲物，但他不和人对着干，他身材高大，跟人说话时总是微微弯下身子，随和并且笑容可掬，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常常流露着几分讥诮和满不在乎。老K 逃课的时候，不是躲在宿舍里看小说，就是跟诗友一起在外面喝酒。小米和我偶尔也会逃掉政治课，带上一两本闲书，然后在校园里找一棵低矮的垂柳钻进去，躲在四面下垂的柳枝底下聊天，将树叶一片一片扯下来，把即兴想出来的短语或诗句写到树叶上，最后全都撒在树下说，“有缘的人就会读到这些字。”
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在憧憬着一些美好的事物，而且也并不在意能不能实现那些美好的梦想。
那些带着诗句的树叶，也并不真得在意有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们存在过，仅仅存在过就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