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临时替补的微积分教授年轻很多，身材比较瘦，肢体动作丰富得让我感到有些眼花。课才上了半小时，他就指着我对全班说：“这位年轻的女士懂很多，你们考试时尽量坐她旁边。”
坐在第一排的我又一次脱口而出答案时，他突然向我下跪！
全班都惊讶地看着他，我的嘴巴更是张得大大的。
“你什么都知道！我不配教你这样的学生啊！”
全班都笑了。我突然想起了古装剧里那句台词：“爱卿平身。”
虽然每个教授都在夸我，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夸法。下课后，备受鼓舞的我到电脑中心去编程序，虽然第一次考试得了98，但这门课我还是要下功夫。这不，我的程序无法运行，便举手寻求辅导老师帮助。看到那位亚裔老太太朝我走来时，就感觉不好。我没怎么跟她打交道，但从来没见过她对任何人笑，总是板着脸，讲着生硬的英语。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她脸上的疙瘩让人更加想远离她。
和很多美国人相反，她一不微笑，二不问候，直接拿起我的鼠标：“我知道问题出在哪。”
我以为她下来会给我指点迷津，没想到她却把我的文件保存好后问：“你的USB硬盘呢？”
“没有，因为我有多少就能丢多少。我通常都是把作业存在邮箱。”
“打开你的邮箱。”
正当我打开邮箱时，她却立刻制止：“在这不能用私人邮箱，用学校的邮箱。”
我立刻火了：我跟所有的教授都用我的私人邮箱联系，没有任何问题，怎么到她这就不行？
但我肯定不能发作，就忍着听话照做。
“拿起你的书包，搬到电话旁边的电脑，因为我还要负责接电话。”我理解她的工作职责，但这种下命令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
“在我帮你之前，你给所有公式都增加一个空格。”
我吃惊地看着她：“我的教授说这些地方的空格可有可无啊。”
“没错，但加上会给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等你加完空格，再来找我。”
我想骂人了。一边不耐烦地重新加空格，一边在心里泄愤：“我恨你！我恨你！”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呢。只要她看不顺眼的地方，即使是对的，她都要我改过来。我稍微一抗拒，她就盯着我：“同意不同意？”有时，我感觉她把我象犯人一样审问。就因为我的每一步程序都必须听她的，浪费了我将近一倍的时间才完成作业。
“你是中国人吗？”她问。
“是的，你呢？”虽然极度郁闷，我还是礼尚往来。等她的答案时，我心想：千万别告诉我你是中国人，最好是日本人，因为我真的恨你！
“我也是中国人。”被这个答案打击的我还是不死心：“你讲粤语吗？”
她摇摇头：“我是大陆人。”
在美国生活了近两年，我已经被美国人的教养给宠坏了。熟悉的人夸我，陌生人只要目光接触，都会微笑，说声“你好”。离得远的，也会挥手致意。而今天，我第一次被粗鲁“虐待”，却是因为自己的大陆同胞！比起那个美国教授的“顶礼膜拜”，真可以说是“天上人间”。
怪不得有些人把父母接到国外后，日子很难过，有一位婆婆当着洋人的面斥责儿媳妇。儿媳妇对同事解释说：“那一代人，是在政治运动中长大的，被人整、整别人早就成了固有的生活方式，什么善良啊、信任啊，通通都不存在。”
眼前这位来自大陆的中国老太太，让我多少有些明白那个儿媳妇的话。即使飘洋过海，政治斗争的烙印，却早已刻在骨子里。
想起了曾经打击过我的一个老师。他来自农村，本想大学毕业后能永远跳出农村，但就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毕业，象其他在1989年被惩罚的大学生一样，英语专业的他被“流放”到一个没有设置英语课的小山沟。为了摆脱被埋没的痛苦，他通过考研，再一次来到了城市，但代价却是惨重的--拼命苦读让他变成了弱视。
我对他说：“老师，将来我想利用工作的时间，在附近的景区旅游，再搬到另一个城市，开始下一次潇洒的旅程。”
“我想在你背后猛击一掌。”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让你清醒过来，面对现实，不再幻想。别忘了，你是农村的。做梦只会让你更痛苦。”
他打击了我，但我没有怨言，因为我同情他已经被现实摧垮的内心。他只是一个农村的苦孩子，想在城市里找一份工作，但却还是被那场政治风波改变了命运，削弱了意志。老师不仅是传授知识、答疑解惑，更要激励鼓舞。但教书对于我的那位老师，却失去了激励的作用。相反，他明确告诉学生，做梦会让你更痛苦。我相信他，他没有撒谎，因为他要跳出农村贫困的梦想，给了他很多年痛苦。
还好，固执让我实现了那个梦想。紧靠本科的学历，我就在西安、深圳、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生活了一圈，而现在，身边的美国教授则对我说：“你将来要去很多地方（这句美国俚语意思是你将来会很成功）。”
课程顾问说：“一开始我建议你学工程，你直摆手，现在你终于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理科拿到博士学位。你有了‘大梦想’，真是太棒了！”
在中国，我为自己的数学自卑了十几年，却从未采取行动，去图书馆没想到要借理科书籍。只要听说是外语专业的女生，人家肯定很宽容：“你们外语类专业不会算账，再正常不过了。”
而到了美国，促使我对数学“下手”的，是一组数据：在法学院入学考试中，成绩最高的考生往往来自数学专业。当时想去法学院的我，就开始从儿童图书馆借数学书。仅仅两个月，我就自学到了微积分。而现在，每天都喜欢做题的我，开始考虑把数学作为双学士来攻读。就这样，我开始相信很多教授都在对我重复的那句话：“对于你，天空才是极限。”
国内的一个老师非常惊讶我在理科上能得心应手，因为文科生转理科，过程一般都象蜕皮一样痛苦。我的成功，首先感谢大力支持的Jeff。他是第一个建议我学数学专业的人，紧接着他说本硕连读。半年后，他说“既然你能拿下硕士，为什么不直接读个博士呢？”他给我指出了新的目标，而现在，他说既然我每天都想做数学题，那就顺便再拿个双学士。每当我为学费发愁时，他就说：“赚钱的任务交给我，你就心安理得上学。娶到这么好的中国女人，我可是赚美了。不要觉得你在白花我的钱，你这聪明的小脑袋，就是我的投资银行！”
当然，身边这些教授的表扬和鼓励更是增添了动力。不象“三好学生”奖状上那句枯燥的“以资鼓励”，美国教授的表扬形式多样（尤其是那位朝我下跪的），反复传递给我一个信息：做大梦、做大事。怪不得奥巴马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做大事。”
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受到自由不仅是政治家的工作，也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身心健康发展。如果我们还象当年的闻一多一样，仰天长叹：“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那会有多少压抑在酝酿和涌动？那么多压抑的人熙熙攘攘中，当然会伤害彼此。把所有的经历都放在防人或整人，谁会有时间去挖掘潜能，服务社会？我不相信，整人的人在这些摩擦中，会有多快乐----除非是虐待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