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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陷落》 第 六 章
《灵魂的陷落》 第 六 章
2011-03-20 19:35:52
文正音
《灵魂的陷落》是一部描写1957年“反右运动”的长篇小说。“反右运动”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其凶残、野蛮、疯狂、毫无人性,一直在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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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陷落》 第 六 章
第
六
章
一
随着“深入挖掘”,右派人数急剧猛增,若按现在运动的发展速度和定性标准,到年底将有可能达到百万,这样,战果辉煌是辉煌了,可是知识分子阶层从一个角度看,可能出现瘫痪迹象。当然逃过这一劫的知识分子,侥幸之余,心惊肉跳的情绪怕还很难短时间消除;知识分子曾把知识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现在他们才明白生命比知识重要,因为,保尔·柯察金说过“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可是这么一个常识之见,中国知识分子经历政治运动才有所感悟,没有命,包括知识在内的一切 , 都等于零!所以,知识分子暗中发誓:什么也不说,而且必须放弃追求和奋斗。他们也是实在太愚蠢,还不知道什么都晚了。
据说,国外有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大军全军覆没了。对此历史沉默了很久很久。重要的是,这对人民共和国的形象是否会有所伤害?似乎没人关注;倒是知识分子的存在,不大让人放心,虽然他们的头面人物纷纷在报上发表《认罪书》、《投降书》、《检讨书》等等,但他们的骨子里未必心悦诚服,让他们夹尾巴做人未必就心甘情愿。
因此,反右运动在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必须“宜将胜勇追穷寇”。只是有小道消息,又有文件规定说:“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当百八十万右派已进入毛泽东张开的大“口袋”时,如果这个小道消息是真的,人们也不会感激涕零,只不过感到这又是一个“深挖”的策略,只是这个策略会让人欲哭无泪。“反右派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的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这当然是特制的障眼法!而这决不是什么小道消息,仅就说辞的语言铺排,一听就知道是谁说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反右是有章法的,不是随随便便的。然而依然是让人感到稀寡无味,因为这类香饵,人们吃过了,吃够了。有人说的好,对有些书,从反面看就看懂了;对有些话,从反面听就明白了。
如果说与过去的文件有什么新鲜的,恐怕就是“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一定要划清,“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
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了,说它是“好经”让小和尚念歪了,小和尚未必心服口服;把它和实际情况对照,几乎会让稍微有点良知者觉得是南辕北辙;对当事者一定会认为:不要再说讲理了,更不要再玩弄什么实事求是了。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的现实体制,若允许讲理,若真的要讲实事求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当右派的吗?如果说一次运动人们犯糊涂,两次运动人们犯疑乎,三次、四次呢?不是说“听其言、见其行”么,言,听得多了,行,也见得不少了,一个个结局都摆在那儿了,人们既明白其用心,也大略了解其目的。似乎有一个悖论,任何善意,必要时就变成恶毒攻击,任何为国分忧的举动,眨眼间就变成居心叵测。
中国没理可讲,因为,与人斗其乐无穷!
有一个小插曲,它是一个真事,反胡风运动中,某文化单位打成一个胡风反革命三人小集团。一位是和胡风的画家朋友有一两次关于出版年画的联系,一位是和胡风的诗人朋友有过一次通信,另一位是在上海听过胡风在一次文化集会上的讲话,“反胡风运动”一来,此三人就成了“胡风反革命反子”。
经过半年多的机关临时审判,见证了三人领导小组的确是苦心孤诣,然而打谁是胡风分子毕竟不是划成分那样简单——爷爷是地主,他儿子、孙子自然就是地主出身。总不能某某偶然和×××坏人碰过面、点过头就认定某某也是坏人。没有点真凭实据,不着边际的生拉硬扯,就定谁是胡风反革命分子,这也太超前了,这当然不是革命的要求,加之《文件》也有原则规定和具体指示,于是这个机关打成的胡风分子的三个人最终又坐到办公室的椅子上。其中有一位去市委要求给予正式平反,一位领导很幽默说,你们又从机关大门出来进去,这不就是给你们平反了?另一位终归年轻无知,居然对当时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表示不满。他完全忘了,不管大小单位,凡领导运动的都是大左派,你一个任嘛不懂的毛孩子,竟给人家以颜色,岂不是太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不知道敢和他们叫板,那叫玩火!难怪对方把一牙咬说,“你等着,下次运动见!”果然让人等着了。他万万没想到,反右运动一来,人家又是三人小组成员,这就是说,他的手可以随时扼住你的喉咙。
凡称为知识分子的,特别是大大小小都有点成就的知识分子,都有两大致命伤:一是个性,二是见解。个性的表现是率真和坦诚,见解的表现是既独到又较深刻。两大致命伤的同一形态就是习惯于“推心置腹”。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必然是特定时代悲剧的扮演者,因为这个特定时代对个性和个人见解不仅是“深恶痛绝”的,而且认定其中就有“反”的东西。有批判者说那是反骨。
万魁元去听《文件》的传达,散会后,他发现很多人都各走各的路,不像往常散会后,人们有说有笑的;他自己也是走自己的路,但心里觉得堵得慌,竟觉得文件好像是风雨一阵,迷雾一片,让你一身湿透,双眼迷蒙,瞬间,又有一堆乱麻一缕一缕地缠过来,总之,心乱如麻,什么也理不清,什么也不明白。
其实不仅他万魁元心上像被糨子糊了厚厚一层,参加听传达《文件》的也有不少晕晕糊糊的,因为直到现在上边还要求“深挖”,策略还是“诱敌、鸣放”还是“引蛇出洞”。《文件》依然是人们早已熟知的属于整人的有效策略。什么“必须坚持辩论方式”呀,“摆事实”呀,“讲道理”呀,据一些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讲,当时的整风文件也是这么反复说的,不过,在整风过程那些指示根本没用,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抢救运动”了!天哪,这一抢救不要紧,革命圣地的延安几乎人人既检举也被检举,很多单位都有了特务,有特务就得上刑,于是没有一个能扛得住的,自杀的,还有枪决的,细情细节却随着岁月不是消逝就是尘封了。
整人、整知识分子干嘛还要这样安排呢?没必要摆出冠冕堂皇的政策。人们倒是有了太多的体验,所谓运动的政策,都被不断变化的策略随意更改、随意衍生更随意的策略运作。所以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呀等等,仅仅是表明“君子治人不出恶言”而已;真要是“摆事实”、“讲道理”,政治运动就根本丧失了运动条件,也就无法进行!更谈不到在什么地方挖出多少右派!“摆事实”“讲道理”是某种政治真实需要的掩盖,是欺世盗名之谈”!其实中国政治的真实早被埋葬了。
应该看到,人们虽然不敢游离《文件》丝毫,但人们的良知还没彻底泯灭。当领导也有难处!难在没人敢说真话,更谈不到仗义执言!泱泱大国的《宪法》都患了失语症,其子民说什么都可能被当作反党。为什么《宪法》无作为?权大于法!而这一点,在人类世界唯独我们这样颠倒!所以民主呀、自由呀、人权呀、理想呀等等等等,摆在那儿,仅供让人们知道这一切我们国家都有,尽管这类似“痴人说梦”,但也必须如此看、如此说。
也许正是这种情况,从政者讨厌别人说真话,自己对真话又噤若寒蝉;从政者都非常聪明,知道什么叫“飞蛾投火”!人们才想起更现实更实在的民间一个经典谚语:“好汉不吃眼前亏”。
万魁元刚回到厂,连口水还没喝,市医院重病科来电话,说武志峰急需转院,目前市医院没把握进行开颅手术等等。
他当然得向市委汇报。武书记论级别与市委书记同级,转院的大事自然得由市委作出决定,所以他又骑上自己的那辆破自行车匆匆赶到市委。市委书记马上指示,转北京抢救!在抢救期间不用向市委请示,一切听从医院安排。
万魁元为难了,他知道北京的医院也决不是你一去医院就收下,特别是大医院能不能挂上号都没有任何把握,他一时乱了方寸。在屋里转悠了老半天,还是一脑子黑乎乎,没一丝阳光,忽然想到苏敬山的女儿苏雨亭,她刚刚毕业又在协和医院实习了一年,她门口熟,人脸热;能请她帮帮忙或许行,但她若要说我干不了这个差事儿,能怪得着人家么?不过万魁元倒是相信老领导苏敬山,因为他和武书记在延安就是知心朋友,还同时被“抢救”过,这个时候他绝不会袖手旁观。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来到职工医院。
他把情况和老领导说完,苏敬山立时感到这事十万火急,而且只有他女儿才有可能办这件事,于是打发一个护士把女儿找来。亭亭了解了情况当即表示,“救人要紧!万叔,您马上做好各种准备工作,越快越好。”
万魁元忽然想到市委书记的嘱咐,他心头一震,说,光小苏一个人也不方便,就让小宁也跟着去,市医院也要去人,一旦武书记住进协和医院,市医院的人又不熟悉北京,办什么事儿也会找不着门径,于是这位厂党委负责人决定,让小苏小宁一块留在北京一些时候,小宁陪床,小苏上下联络。他自己又不能离厂,再说医院总得有人和自己联系啊。
苏敬山一听让小宁也去,觉得很不妥,他看了看女儿,不知道女儿要说什么。她说,“万叔,咱不作交易,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我的仇人病在我的面前,我照码会千方百计地尽力去做,而武书记和我爸在延安时就是战友,现在理所当然地去请协和医院最棒的医生给武书记治好病,别忘了我也是个医生,我有责任!如果主治医生需要我,我当然会尽全力配合。只是我丈夫去,怕不合适,他的身份怎么有资格给武书记陪床?那很可能给您招致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和抖落不掉的是非。我们不能再把好事弄得一塌糊涂。如果万叔执意让宁慎去,不怕任何风险,我无权拒绝。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只要到北京,所有的事都由我办,我求我的导师抢救武书记。”
亭亭父母倒是希望小宁陪着女儿一块去北京,他们知道女儿已经怀孕了,她身边得有人照顾,可是也不好说什么,万一去了,有人发现了,举报了,怪罪下来了,也是了不得的大事,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么 ?!
但万魁元自有他的理由,而且认为理由很充分。他解释说,“我决定让小宁去,决不是为了自己良心得到某种补偿,而确实是小宁去最合适,如果小宁不去,势必还得派一个女同志去,有合适的么,能跑里跑外操劳么,要她去这儿去那儿,她能分辨东西南北么;再说,小苏若有个身体不适,不是小宁在她身边最方便么。”
“老万,你说的也在理,闺女去北京也确实身边需要有个人照顾——”
“我知道老领导要说什么,不就是小宁的事儿么?这你放心,市委书记嘱咐我,关于老书记治病的事一律不需要再请示,只有一条,只要能治好老书记的病,一切让我安排。即便没有这把‘尚方宝剑’,我也有权这样做。如果真有不测,我也能顶得住,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书记,我的责任我担承,我不怕有什么意外的后果,即便有人无缝也下蛆,也无所谓;不怕老领导笑话,近些日子我好像才真正懂得:做任何事不能与自己的良心背道而驰,受良心的责备常常是致命的;所以我想开了,大不了开除党籍,再大不了我也当右派,把我撵回家去种地;我现在才体会到追求名利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危险。人不能老‘假’活着,尽管‘真’活着不易,也该真活几年呀。”
万魁元这么一解释,苏家父女也就同意了万魁元的安排,立刻准备好一切。这样,给小苏小宁婚后的最初生活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但对亭亭来说,这份责任给她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她父亲却反复嘱咐:“你们一定要谨慎,所有花费一定要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更要多照顾病人,除非医生允许,你们一定自始至终守在武书记身边。”
二
到了北京之后,还别说,若不是苏雨亭人熟脸熟,还真是连号也挂不上。来协和医院挂号的患者,几乎都是天还没亮就在医院大门外排起长队了,若真是排队挨个儿,按护送来的医生说,武书记的命,真是没救了。抢救这种病人必须抢到时间,否则,只有一个结果。护送来的医生握着亭亭的手激动地说,老书记的命是你给抢回来的,我回去一定向上级建议,请上级把你调到我们医院,我们医院太需要有大本事的外科医生了。
苏雨亭到协和医院找的是脑外科专家、协和医学院教授、她实习的导师岳剑。岳剑教授马上让人给安排病房,亲自给武书记检查,并抽血化验。检验结果是良性肿瘤,但还不能马上手术,因为病人身体太弱,得恢复几天,暂时用药控制。这样,几个人才松了口气。
而岳剑教授就有了时间想起第一次见到亭亭的情景。一晃儿就是 12 年前的事了,那时她妈陪着一位母亲来院为自己儿子景小毛做手术,那时,才十岁的苏雨亭叫林燕,每次见到她,岳教授就摸摸她的小脑袋。时间快的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转眼工夫(过了七年)亭亭考上了协和医院,入学的第一堂课就是岳教授讲的,教授看着她面熟,下课时教授突然叫了一声林燕,亭亭本能地说声:到!岳教授非常高兴地拍拍她的肩膀,往窗外一看,自言自语的,时光太快了,好像你昨天还是个小毛丫头,今天就成了大学生了,厉害厉害,没人能挡住时间的飞逝啊。亭亭把和母亲的经历简单地说了说,岳教授长叹一声说,我们祖国的灾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亭亭曾说一位教授到清华找他的教哲学的老朋友,聊完后老朋友送他上车,再三嘱咐他“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那个表示“一定一定”的就是岳教授。他最喜欢亭亭的勤奋和聪明,其实不光是岳教授,凡教过亭亭的教授就没有不喜欢她的,在她毕业实习期间,岳教授主动当亭亭的实习导师。不到一年时间,她参加三十多次开颅手术,而且都当岳教授的助手。岳教授在亭亭毕业前,曾建议:一是留校当他的助教,二是到医院外科当他的助医。
她都婉拒了,她当时很委婉地解释,“我舍不得在我们第二故乡生活的父亲母亲,他们那代人不是舍生忘死就是东躲西藏,根本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夫妻的恩爱;我的父母结婚十四年,竟有十三年在万水千山的阻隔中相互守望,这真是中国独有的婚姻宿命,从我生下来直到十三年后才见到我的父亲。您想我能离开他们么,何况我的丈夫就是为我才来到大堡。真的,我并不觉得自己如何优秀,再说啦,就是真的优秀也未必就是好事,就像一个人一旦被人们欣赏了,往往倒霉的事儿也就跟上来了。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得守住家、我得守住爱人。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没有自己必有的保留,也是很悲哀的。”亭亭说了这么多,就没敢说丈夫的遭遇。
正是亭亭与岳教授那种师生情谊甚笃的关系,才使得武志峰一到协和医院就立刻住院,而且经过会诊,很快就决定了手术日期,而且主刀的正是亭亭的导师,导师居然让亭亭做他助手。在手术前一天,万魁元来到北京,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同意手术”。那天一大早,万魁元看到小宁直盯盯地看着手术室的两扇门。他对宁慎连说“谢谢,谢谢!你们太辛苦了。”这时才发现小苏没在他身边,有点儿惊诧,小声问,“小苏出去啦?”“没有,她参加武书记的手术,是她的导师岳剑教授指名要她当助手的。”
万魁元噢、噢、噢了几声,紧紧握住了小宁的手,但似乎没敢看小宁的脸,只是让小宁听到了很轻微的叹息。大约五个小时,手术室的门敞开了,先出来的护士带着笑意告诉他们,手术完全成功。接着,武书记被推出来,万魁元刚要去看,被护士拦住了,示意不要惊扰。随后是亭亭由一位护士搀扶着缓慢地走出,宁慎和万魁元几乎同时疾步迎去,岳教授对他们说,“这次手术的主刀不是我而是苏亭亭,我是她的助手。”
“什么?亭亭主刀?”宁慎和万魁元一下子愣住了;岳教授很不高兴地甚至有点责问地对宁慎说,“你是亭亭的爱人吧?”
“我是她爱人。”此时他才发现亭亭快站不住了。
“你妻子怀孕了,你应该告诉我!怎么瞒着我?”脸色煞白的亭亭,摇摇头,费力地说,“他也不知道”。岳教授语气才缓和些,说,“小苏主要是太累了,你们想吧,怀孕的身子一站就是五个钟头,好在没动胎气,只要好好休息,不会有大碍,但一定要营养跟得上,这么说吧,什么也别干,就是休息,让心完全静下来,能这样就不会有影响;但要切忌,不能坐火车,车的启动和骤停对胎儿有影响。”岳教授最后问:“北京有亲戚吗?”
万魁元当即说,“小苏的婆婆家就在北京。”
“那好,我让救护车送去。”
亭亭有气无力地摇摇头。宁慎说,“武书记这儿得有人陪床。”
“陪床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了,我们有办法。”
“要不我陪几天,行吗?”万魁元说。宁慎介绍:“他是我们厂党委负责人。”
岳剑想了想,“您一定很忙,再则,也不是几天的事儿,一个大厂的负责人怎么可以扔下厂子来陪床!先由我们解决陪床问题吧。”一回头看到宁慎,“当然宁慎同志能来陪床,最好了,也方便联系。”岳教授又对万魁元说,“顺便拜托,您可以向市委汇报,苏亭亭这次对武志峰同志的开颅手术做的相当成功!我很早就认为亭亭是个难得的人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留住她。如果大堡不好安排,请对亭亭放行。”
“好的,我会向市委书记汇报,至于他能否放行那绝对不在我了。”
当时协和医院好像没设置特殊的高干病房,要说有特殊,那就是一人间的病房,而且大都根据病情的需要。大概协和医院认为病人都是平等的。武志峰在单人间病房。万魁元走在软木地板又铺着特质地毯的楼道上,没有半点脚步声,他深有感触,医院的全部设置和全部所为,必须从病人出发,即,有利于病人恢复健康。相比之下,我们那边的医院就有很大的差距了。过些日子,万魁元再次来到医院想看武书记,走到病房前,一位很年轻的女护士很有礼貌地问,同志,您想看的是哪位病人?
“武志峰同志,他是我们厂的党委书记,我是贵院岳剑教授允许我来的。”万魁元说到这儿,有一位外国中年女人向护士问询什么,护士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回答那位外国女人,对方非常满意的但很生硬地说出一句中国话:谢谢!这让万魁元十分惊讶,似乎让他知道这里的护士必须具有外语能力,而大堡的护士有个“卫校”毕业就很不错了。
在没进病房前,那位护士对他说,“您有什么话可以说,但不要要求病人回答什么。”
万魁元小声问护士,“怕他激动吗?”
“怕。最好什么也别说。这样吧,我去看看,如果他在睡,您就不必看了。”护士进屋看了一眼,出来对万魁元说他睡了,待他什么时候清醒了,我可以转告说你来看过了。”
武志峰在“三反五反”后,身体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批判俞平伯的时候,按说这个批判与他毫无关系,他只是觉得不应该让所有的学术观点都必须一致,什么都一致了,也就没有学者了,何况学术的进步必须在不同观点相互碰撞中才有可能,他真不清楚一部《红楼梦》就掀起那么一场大风暴!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这同时,竟联系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如若俞平伯在延安,很难估计他会有怎样的命运。武志峰是在“ 12 · 9 运动”后与好几位同学走出清华园来到延安的。
12 年后即 1947 年,他在行军途中听说在同一行军队列的王实味被杀害了,他不大相信,没听说在他们的队伍里有王实味,不过,后来他知道王实味确实被杀害了。这给武志峰极大的震撼!但他不会忘记自己也险些“说不清楚”。革命怎么会是这样啊?由一本《野百合花》的深挖和开掘,居然论定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和托洛茨基分子。他 16 岁就进入北京大学,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马列著作,在抗战前夕去了延安,谁敢想、谁能相信他竟是革命的敌人!竟然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奸细分子!他竟会死得这样不明不白!武志峰非常怀疑:我们真的认识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吗?人的生命可以如此随意杀掉吗?而且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居然以革命名义杀人!
武志峰在清华学的是土木工程,但从参加革命就与“土木”没有关系了,延安时期各类书籍奇缺,苏联小说还是有一些,也就是苏联的小说让他喜欢上文学;进城后由于他是学“土木”出身,便当上那个大型国营机械厂的党委书记,还是市委委员。当然,他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提升,都因自己感到心力不足,不能胜任高职。来工厂相对宽松些,市委书记告诉他,能看文件就行,别的事不管,闲心不操,到车间看看,到家属院走走,和小青年聊聊,了解了解老工人的生活有什么困难。一切一切必须量力而行!
但他的整个业余生活却是读文学和欣赏艺术。也许正是文学保卫了他的良知,坚守了道德伦常,为俞平伯教授飞来的横祸,既有几分同情也有几分不平,但他无可奈何,心里难过了一阵子就过去了(后来有消息,俞平伯老先生没被批判死,风平浪静之后,还得以升职晋级,万幸);没过多久,“反胡风运动”突然暴发,几乎一开始就定性胡风是反革命。这让关注文化界的武志峰更百思不得其解。尽管他没读过胡风的多少著作和诗文,但在清华大学时就知道胡风,因为胡风早年就是清华的学生。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最关心民族命运的诗人、文艺理论家,是清华一个口碑很好的校友;政治上没有任何劣迹,就清华人来说,他是崇拜鲁迅的第一人。武志峰几乎被这个“大案”吓得傻乎乎的了,这让他不得不在内心发问:如果这样的运动一直搞下去,用不了 10 年 20 年,至少在建国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可能打成反革命!不过还是保住了共产主义者鲁迅!(毛泽东赠予的称号)
凡与胡风认识的、有点来往的、读过他的著作表示赞赏的,这都认为是有了瓜葛,于是全国性的大搜查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迫于无法抗拒的政治镇压,胡风的朋友不少为了活命而“背叛”了,良心难在,道德堪存!《七月诗人》肝胆俱裂了,就这样,绝大多数的志同道合者,自然在劫难逃。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清华老同学、老战友写信告诉他,受胡风一案而吃“挂落儿”的人数多达两千余人!谁信在共和国天空之下,竟出现如此惊天大案!冤案!
武志峰有了疑问,这让人们拍手称快呢,还是把人们向往民主自由的冲动给震慑住了?牢狱中的胡风是否还记得自己,从 1945 年重返上海后,致力于革命文学活动的日日夜夜!大概知情者只能哑言藏匿于世,或许海外朋友等待时机写出真相。
尽管“三反五反”前后,武志峰偶尔也觉得身体不适,住几天医院也就好了。可是从胡风判了重刑之后不久,武志峰在当年的秋末冬初感觉身体特疲乏,有懒洋洋的样子,而且读书看报也看不在心上,好像迷迷糊糊的,偶尔还见他神思恍惚。但没人敢设想武书记的这种病灶,是受了“反胡风运动”的刺激。
显然,武书记得住院了。没想到一住就住了一年半,身上不疼不痒,有时精神还不错,和病友们还能谈点记忆中的事儿;大夫也告诉他,如果你能把最小的事情从记忆中挖出来,你就完全健康了。于是他真的试着在大脑里搜寻起来了,但不灵。
后来医院发现有点不对劲,他老愣神儿,连动也不想动一下,老是昏昏欲睡的样子,可五脏六腑又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脑子里有毛病了。这就非得去北京了。
手术后的武志峰虽然清廋些,精神却相当好,宁慎陪床也已两个多月,因亭亭怀孕之后,行走多有不便,偶尔亭亭由婆婆陪着也来过几次,多是向岳教授打听武书记手术后的恢复情况,或是想了解还要住多久才能出院。而宁慎一直陪护着武书记。武书记有时催宁慎回家看看,可是协和医院在东城,自己家却在西城,一个来回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宁慎很怕在离开的这个时间里,武书记有什么情况发生,自己就不好交代了。他非常清楚,这个时候若有什么差错,绝对是政治事件,其后果那比当右派还要惨重。
所以来京两月回家两次,亭亭也让他把心思放在书记身上,把责任尽到了,对大家都好。亭亭还告诉他,她每天都能充分地休息,只在院里由母亲陪着散散步或做些轻微活动,母亲对我那算是无微不至啊,把我当个小孩子呵护呀,叮嘱呀,该躺一会去啦,该到院子里散步啦,她的心让我和胎儿给占满了。饮食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自然是着重有丰富营养的,所以咱的小东西发育良好,就等一朝分娩啦。
亭亭和丈夫说的这些自然是实情,但宁慎也只说,宝宝能健健康康地来到世上,这是咱家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福份了。亭亭了解丈夫心里的痛楚,一句话,宁家被运动摧垮了。哥哥离婚了,姐姐和男友分手,侥幸的是,小妹宁馨和男友小提琴家吕聪利用出国演出机会不回来了。若不,也就是右派帽子等着呐。按说,亭亭与宁馨那不用说了,亭亭与吕聪那也是情同兄妹呀,而且现在都成了亲戚。亭亭还是在协和医学院学习时曾在假日或节日去拜望过吕家一家人,那时吕灵姐姐已留学美国,今年春吕聪也走了(宁馨通过关系作为随团医生跟着走了)。吕家的爷爷奶奶还都健在,吕爷爷不能坐诊了,诊所由侄辈吕大有和他媳妇高秀云操劳,收入不错,街面上的口碑依然非常之好。可现在宁慎和宁家的这种情况,亭亭和丈夫怎么去!不要说他们自己缺少勇气,就是吕家看此情景,那不是把清静的小院给搅合的太烦心了!运动,把一切都肢解了。更严重的是吕家还出了一个“叛国分子”,亲家还出了两个右派,这种情况,两家还敢有来往么?
宁慎的父亲宁庄之定右派之后,还算得到关照,虽说丢官罢职降级,总算还没给流放边陲,不但允许留在家里,每月还有 2 、 3 百来元的薪水;他的精神似乎毫无消沉迹象,正在编修旧稿。对亭亭说,宁家的希望就指望你了。说罢老泪纵横。
亭亭语出惊人,“爸,咱不要希望,咱就要命!希望,是靠施舍的,命,是靠自己支撑的。只要活着,我们不要别的了。”亭亭抱住父亲,“明年您就当爷爷了,您该高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不是吗?”此时的宁庄之,居然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表示对儿媳妇的赞赏。亭亭不忍看公公擦眼泪,安慰着说,“爸,如果您还迷信我们这个国度有什么民主呀、自由呀,您就会痛苦得难以自拔,怎么办呢?我想只能顺其自然,爱咋咋的!活该它!您什么都没少,硬要说少,倒也有,那就是:没资格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长期共存’、‘相互监督’。”
“可我是替你们年轻人悬着心哪,你都看见了,老的,就这样了,也确实无所谓;再则,也不是我一个人落难,在我们那群人里对我还是够客气的了,我是想开了,不把你当人看,你还要什么人格尊严?所以,后来我不再费心思和他们辩驳了,请随便吧,我就一个想法,国无法,必无天,我们百十万书呆子从来是对他老人家毕恭毕敬呀,没招惹什么呀。人有旦夕祸福,这我信,但总得先有不测风云吧?可是你和宁慎今后怎办呢?”
“爸,您千万别为我们操心,我们毕竟很年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一辈子倒运!请爸放心,我和宁慎生死相依,我非常赞赏他在会上为佟正平义正辞严地大鸣大放!”。
在一旁的婆婆掉眼泪,亭亭又劝婆婆,“妈,您甭伤心,用不着伤心,受大苦大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计其数,政治运动就是清洗,我父亲告诉我,这是跟斯大林学的!非常残酷,有很多人扛不住了,以各种方式了断自己的不在少数。其实毫无价值!咱们不做蠢事,大不了受点罪,咱们只要往宽了想,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更重要的是咱不要什么信仰和理想,对什么都木然了,大家也就都放心了。再说,没人把绞刑架立在家门口吧,这就行,咱们活咱们的!”
“多亏你有这些话,让我听得好痛快。前些日子,我们一天连吃什么、做什么都不想了,好像有一院子霉气吹不掉!”
三
有一次亭亭来看武书记,武书记还问她是谁。亭亭让他再好好看看,笑笑说,“我是苏敬山的独生女苏雨亭。”
“谁的女儿?”武志峰怕听错了。
“就是担任职工医院院长的苏敬山。”
“你是苏敬山的女儿?”
“是啊,这还能错吗?”
武书记闭上眼睛,沉思片刻,连连说了好几句,“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是 1940 年我得了伤寒,还是你父亲给治好的;那时你父亲在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称赞你父亲是他得力的助手。后来,在 1942 年冬我和你爸给扔进破窑洞,等候‘抢救’——你懂得什么叫‘抢救’吗?”
“不懂。大概像您刚来协和医院岳教授抢救您一样吧?”
“不是不是!抢救就是已定你是特务或是反革命,把你从特务或反革命的罪恶中抢救出来,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若不抢救,就是死路一条啦。”
“这是说,您和我爸都因抢救才活下来了?”
“是,抢救过来了。”
“有没有没抢救过来的?”
“多了去了。那时你爸爸没少鼓励我。在延安,你爸爸的口碑最好。医道好,人性好,对上不奉承,对下不小瞧,这么说吧,是难得的大好人。你父亲今年多大岁数啦?”
“四十九岁。”
“噢,比我大八岁。没想到进城不久我们又碰面了,你父亲这个人有句口头禅,能治好一个病人就积一分德。他最不想干的就是所谓当官。你父亲的性格也是常人不好理解的,你让他回家种地他没意见,但让他当市长当什么官的,他会和组织部门吵起来;有一次我俩下相棋,我问过他,你为什么不想当官?你猜你父亲怎么回答(亭亭没说话,但很专注)。你父亲这样说,当医生的是最珍爱生命,所以不忘病人。他这句话我这辈子是忘不了了。论级别你父亲大概比我至少高两级吧,不,可能高三级,可他就是心甘情愿在那个小医院为病人尽心尽情,他从没有闪过所谓高官厚禄的念头。这样的老党员、老革命才是人们所敬佩的。说到这儿我问你,你知道你爸爸什么时候入党的?你绝对想不到!”
“我光知道我爸很早就入党了,但不确切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他从不谈这件事。”
“告给你吧, 1932 年 12 月末就入党了,介绍你爸入党的是刘志丹部队一个叫熊云阁的团长。地点就在你姥爷的‘同济堂’药铺。”
武书记说到这儿,岳教授走进来。看见亭亭在,他急问:“这么远的路你跑什么呀,身体行么?跟你说几次了,老是不当回事!”
“不碍的,我坐三轮来的。”
岳教授示意宁慎得管着点亭亭。
随后他看了看武书记的气色,对武书记说,“恢复得很好,我放心了。”
“这是说我可以出院了?”武书记非常高兴地问了一句。
“那是你说的,我可没说你可以出院。”岳教授一脸调侃后的微笑,又说,“你什么时候不想问题了,就可以出院了,因为一想问题就要找答案,而任何答案必须有逻辑、有推敲、有理论、有其无可辩驳性;你想想为某个答案的成立有多少脑细胞牺牲了,现在可告诉你,你这个开颅手术是个大手术(亭亭用手势告诉教授别说是她主刀),你不知道你脑子里长了多少瘤子,反正多得让我们震惊。因此对健康的恢复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对!你可以想些有趣的往事,聊聊开心的话题。总之,聊些能让你轻松让你快活的‘琐事’而绝不是‘大事’。一句话:养病不需要政治更不需要哲学;要心静如水。好,我和你聊点别的。”
“你认识她吗?”岳教授指着亭亭。武书记说,“方才她告诉我了。”
“你了解她是学什么的么?”
武书记摇摇头。
岳教授笑呵呵地说,“你这个书记官僚啦,苏雨亭跟我学了四年跟我实习了一年,她是我们协和医院的高材生,是她找到我,你才住了院;她为我当助手给你做了开颅大手术。”岳教授说到这儿,觉得老说手术事儿怕露了馅儿,便把话头一调,“就我个人来说,能认识你这位在‘ 12 · 9 ’运动后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很光荣,这也是缘分。只是现在,我是从你身体健康的长远考虑——”
“怎么,让我练太极拳,还是让我无所事事成一个二流子。”武志峰的急性子没变。
“不是不是!我想建议你最好暂时放弃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鸿图大志;具体说,作为医生我不能不建议,你最好请辞你这个书记职位。”
“什么?不让我革命到底啦?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有过不干革命的想法,也只是一闪念。我刚过不惑之年就让我当甩手掌柜的,你不要说了,这办不到!”
“你这个老革命呀,我怎么是让你不革命呢?让你有健康就是让你能革命。再说,你得容我把话说完,这里不是你的办公室,你可以尽情发挥,这是医院,我是你的主治医生,你就得听我的。”
“对对对,我忘了自己的角色变了,我是病人,病人就得听大夫的!对不起,岳教授,下不为例!”
“武书记,我非常尊敬你,我对你没有半点轻慢的意思,我是担心你的急性子对你的健康不利,你不能以为手术非常成功就万事大吉,这让我非常担心。先放下沉重的政治责任,譬如,到田园或乡间过清闲的生活,你的大脑再也经受不住各种事务无尽无休地缠绕,更不要说某种冲撞。过一种‘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生活,你将万寿无疆。武书记,我说的可不是笑谈。”
武书记竟爽朗地笑了,很惬意的样子,“我何尝不想呀,早想过了,跟你说点心里话,身不由己啊,我总不能不打个招呼就走吧,领导会说,你才 41 岁,怎么要告老还家!”
“这不是告老还家!这仅仅是为了你能继续革命,但没有恢复健康的这个过程,所谓为革命奉献就绝对是一句空话。”
“你说的太好了,我打算出院后先回厂子看看,自己心力、体力究竟能适应多少工作,我总不能一回厂就提出休养报告吧,那绝对不行!譬如,市委书记说了,老武啊,你一天到厂子走一趟,也就是打个照面,你说我能说什么?我能说不行么?我能说我什么也干不了,就得马上去疗养院?”
岳教授很同情地说,“也是的,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官差不由己啊。但不管怎么说,当医生的对病人的忠告那是责任,你提到疗养院,我倒觉得你既然有这个资格,可千万别浪费了!只是现在你还得听我的,也就是我认为你什么时候出院你才能出院,当医生的也就是有这点权威。”
武书记连同宁慎和亭亭都大笑了。岳教授改变了话题,先笑后说,开口叫了一声武书记,这一叫,倒把武志峰叫愣了,“你有什么话说?”
岳教授一下子好像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武书记提醒他,“别着急,慢慢想、慢慢说,我听着呐。”岳教授说,“我的意思趁你有权说了算,能给小苏的父亲递个话,请他允许他女儿回协和医院,我们太需要小苏了。”
武书记当即回答,“我先告诉你,就是苏敬山给我这个面子,你问问小苏她愿意不?他们一家是太怕分离了,你想想,一家人居然十三年没见面,而且,是死是活谁都不知道,谁的心里能承受住这种思念的沉重!我告诉你实底儿吧,他们宁可死,也不再天各一方了。这是其一,其二,你已经知道为我陪床的宁慎是小苏的丈夫。说实话,他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他是我们厂技术科的,我们厂你见过的那个万魁元告诉我,说小宁 1955 年毕业后分到我们厂的,是厂子的技术骨干,给我陪床这些日子让我觉得宁慎这个小年轻太好了,认真负责,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一睁眼,他绝对就在我床旁的马扎上。我回去就和党委沟通,发展宁慎入党。教授同志,我卡住了宁慎,你还能要走小苏么?你还能让小两口两地分居呀,不行吧?当医生的,更得讲人道主义。”
“武书记,你说的我都明白了,我是太爱才了,而且像小苏这样的青年人,在大医院几年工夫就可以成为心胸外科专家;在市级医院就不好说了,因为那里临床实验几乎是零。”
武志峰直截了当地对岳教授说:“我们市委书记若听到你这一说,苏雨亭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大堡了。所以说,就是苏敬山同意他女儿来北京,市委书记会对苏敬山说,老领导呀,从打大堡解放您就来啦,您也知道要让大堡有个好模样,就得有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您不能光疼闺女,就不疼咱大堡了,老领导,您支持支持我,行不行?把闺女留给大堡。”
一直没说话的亭亭,因为谈到她,她总得有个态度,她说,“我先感谢我的导师岳教授对我的厚爱,我还要说声对导师的对不起,我已经决定就在大堡了,武书记说得对,我们家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再流离失所了。”
“我还要说一句,总得学有所用吧,且不说你的学医成绩,就是你的英、西(西班牙)、俄三种外语的修养,在大堡能有用场么?”
“请导师原谅,有没有用场对我不重要了,何况,我们国家不太需要你会多少东西,这个话题我不想再说什么。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在一起过日子;我父亲曾在阎锡山的土牢里,就幻想有一天能过上平安无事的日子,那是 1935 年的幻想,迄今已过去 22 年,我当女儿的应该让老爸的幻想变成现实。所以我的理想、希望和用场都在这里了,更何况我的丈夫所以放弃留在复旦和在上海工作,就是为帮助我实现老爸的幻想才来到大堡的,我怎么可以把丈夫留在大堡一个人去到别处呢!”
在一旁的宁慎保持沉默,他不能表示什么,因为武书记和岳教授还不知道他已经打成右派,所以他还必须保持平素的样子,亭亭叮嘱过他,赶走右派的影子,一切都要正常!
岳剑教授一听宁慎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不由得亲切地打量宁慎,“在复旦学什么 ? ”
“机械。”宁慎有些腼腆地回答。
“北方的生活过得惯么?我有机会去上海几次讲学,觉得不怎么习惯,太繁华了。”
“的确是这样,而大堡倒是谈不上繁华,可是风沙很厉害,而且城市太脏太乱,相对说,城市的文化结构似乎还需要调整和完善;就整体文化程度看,我觉得还是比较低些,这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会有影响。不过,我都能适应,我喜欢过简朴的生活,那里,不管是干部还是市民都非常朴实,不像在上海,哪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奢华。”
宁慎的几句话几乎同时引起武书记和岳教授的注意。好像出他们意外,不怎么爱说的宁慎,居然简短地几句话中,既有建议、批评和赞赏,还把一个最大城市和一个中等偏小的城市,给予恰当的比较,这太可爱了,这样的人,心里一定是很干净的。
武书记当面说,“等我出院回到大堡,我领你去见市委书记,你先好好准备准备,把你对城市建设的设想和应该怎样建设的具体意见,直接向市委书记谈出,我陪着你,你不要有顾虑,能坦诚相告,这是好品质。”
“我既欣赏小宁对城市建设的热爱和执著,也赞赏武书记的伯乐情怀,能彼此这样,什么事情都不会太难办了。我什么也不说了,大堡有你们这三位,大堡也可爱了。”
“让我也坦诚说几句。”还担心丈夫说走嘴的亭亭,这会儿也想说几句对应一下,“我听到武书记和我的导师对我丈夫的称赞,我真是很感谢也非常感动。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正在深挖右派,已经被公布的右派,他们昨天还是同志同志的,怎么现在就成了右派?只举一例:被定为右派的漫画家李滨声,不就是画了一副《无嘴奖》吗?很多被打成右派的无一例外地不都是祸从口出吗?反右运动进一步让人们明白,话是万万说不得的,可是不说话,那需要多么强的意志力,多么大的自我控制力!但人们也尽量争取做到有个叫雷海宗说的那样: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在这样的现实环境,能自食其力地生活也就心安了,我们不敢奢望有什么贡献,或者说我们也根本没想过自己有多么出色。”
武书记在沉思,岳教授却觉得亭亭的话有点不可思议,几乎没加思考就问,“我怎么觉得现在的苏雨亭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岳教授疑疑乎乎地。
“没事儿,我爸抛家弃业地干革命,也算是老革命了,能有啥事儿。真的,我倒挺替您担心的,您想啊,您方才让武书记‘卸甲归田’,万一有哪位大人揭发您别有用心…”
“什么?我别有用心!我用心在哪儿,岂有此理!我是根据病人的健康状况,建议他走进田园,避免政务的操心费力。站在那里指手画脚,既误了自己的健康也耽误了正事儿!”岳教授说的没错。
亭亭轻轻呼出一口气,稍稍摇摇头、轻轻点点头,“请两位长辈别误会,我下面的话是胡说八道: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错了么?快八十高龄的老人,不就是担心咱们的穷家底儿,迎接不了人口高峰的到来!不为名也不是为利吧,结果呢?不也领了一顶右派帽子?仅就理论之说,爱对、爱错,也不属于我这个小辈应该说三道四的。但若把很多事儿很多话儿,放进反右派的大环境,恕我大胆,听起来或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话,都可以使它面目皆非,进而会得出吓人的结论。”亭亭在讲这些时,没有半点情绪化地流露。好象很随意的样子。她意犹未尽,又对岳教授说,“大概您早忘了,我给您提个‘台词’吧,您有一次去清华,可能是在批判俞平伯以后,您和在清华教哲学的老朋友聊了几个钟头的唯心论和唯物论——”
“小苏,你还记得这事儿?我完全想起来了,咱不谈了不谈了,现在的情况比那时严峻得多了,谢谢你,小苏,对、对、对,好话也不能多说啊。”
你们师徒在说什么哪,让人迷了马虎的,怎么好话也不能说,什么意思?谁规定的?武志峰不解地问
“我规定的,你得听我的,不许参加任何讨论!要心静如水,健康是你的唯一。”
“我也该走了,再晚了,婆婆就急得不得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火急火燎的。”亭亭羞赧一笑。
四
亭亭走后,武志峰的病房又归于平静了。依然是宁慎陪着武书记,让人担心的是,一旦武书记知道宁慎已经是右派了,他会怎样?宁慎一家为此悬着心。
武志峰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老革命,是从清华走出的共产党员,似乎他总能让人感到有种亲和的气质,即便在脾气不怎么好的时候,也很少见到他盛气凌人,他从来没有粗暴地批评任何人,更不要说惩处谁。他总认为大家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都是想为自己的祖国出份力,能为祖国做些贡献谁都觉得是光荣的。而一旦觉得自己有用,生活就踏实,心里就舒服。人们又提到反右,他立时明白又开始整人了,但他依然不明白,中国知识分子隔个几年就挨整,怎么啦?好象不对知识分子用点手段,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受到威胁。可是我们毕竟要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疑义,建设得有人才,这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认识;但我们做什么了呢?我们既不保护人才,也不培养人才,反而通过频繁运动造就奴才!这样,国家还能发展么!我们正事不做,总疑神疑鬼地觉得有人要颠覆政权。为此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们真的前进了么?从江西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 20 多年我们丧失了多少好同志、好朋友和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
苏敬山劝过他,多次说革命不喜欢你这种性格。武志峰承认,说了,有时也后悔,可是一遇到事儿就拿捏不住自己。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一次,上边派来一个工作组,而工作组成员大都有优越感,觉得自己使命神圣,到什么单位都有盛气凌人的态势,而武志峰一见心就烦。他认为我们这里有党委,长年累月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里的人、这里的物,我们都了如指掌,我们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你工作组来个十天半月,那种金刚怒目的架势,那种不苟言笑的气氛,那种让人必须毕恭毕敬的眼神儿,真让人不由的想到什么时候我们又有了封建王朝的钦定钦差呢。特别是“三反五反”时来厂的那个工作组,把他烦得去找苏敬山“大放厥词”。他说,“工作组的能耐就是党的真传?他们一来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而我们就是在那儿摆摆样子,好像我们当一天和尚连钟都撞不响了,我们岂不成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
苏敬山听完老战友的这番话,觉得让武志峰当顺民是根本做不到的。他甚至想武志峰当年就不该去延安,留在清华毕业,当个工程师不也能立业么!进而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强烈的正义感和正直的本性,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这就说明儒家学说中的“侠义观”对老武类的知识分子影响太大了。就人性观点,老武太可爱了,就现实观点,他也确实迂腐透顶了。苏敬山知道,这种性体是长就的,更可悲的是,有这种性体的人,认为做人就该这样,正义和正直就是“性本善”的基本内涵。他们完全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纲领恰恰没有“性本善”这一条!
人们不由得想,革命是人干的,人若不善了,革命的正义还有吗?
苏敬山当然不可能把这些东西讲给老朋友,但也不能对老朋友的“牢骚”无动于衷,规劝规劝,老朋友还是能听上去的。于是苏敬山语气温和地说了他:从医学观点说,老武啊,气大伤身呀,毛主席怎么说了?噢“牢骚太盛防肠断”,说得好啊。我是觉得你我干革命都 20 多年了,风浪经过,冤情熬过,却养成一种很不好的心态,就是太强调自己的存在。
我们有时候不顺心、有时候看不惯,心里就不痛快甚至生气或发脾气,没想到受到伤害的却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你我要活明白,抗日时期,你我被“抢救”过来,那等于我们拣条命,咱们亲眼看到有的给“抢救”死了,我们能去控告,去打抱不平么?
那时咱们还是只要革命,生死置之度外。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咱还要什么?咱只要这样一种心境,即这世界上,你、我,可有可无!咱就没必要对人、对事较真了,有个“咱不行”“咱没用”什么都过去了。比如说,觉得你这个书记当的不称职,那就很坦然地让位,领导相中谁就让谁来替你。你我 20 多年的经历还看不透这点,那就真是太没水平了。就说我吧,我不说肚皮外的话,一旦我感到或我发现,真的干得没劲了,真不被需要了,真被认为是障碍了,我绝对高高兴兴地走开,这才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呀。老伙计,你知道我从不说虚妄的话,一旦病人不需要我了,我一定离开,干嘛要死乞白赖呢?自问无愧于人,无疚于己,这才敢说咱活得心安理得!真的,咱们应该学会放弃,这种意识我女儿比我鲜明,争长论短这是做人的软肋啊。
应该承认,苏敬山提出这个“软肋概念”还是值得人们去思考的。其实,人都有软肋,软肋无论从生理学的观点还是从抽象的哲学观点,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说软肋的存在是必然的,是绝对的;但从政治观点,它的存在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存在。有例为证:武志峰的软肋就是爱摆事实,爱讲道理,说死他也不相信我们的现实社会既无“道”也无“理”;而武志峰没成为右派自然是他的侥幸。正是这次对他的开颅手术,让他堂而皇之地躲开了反右!
苏敬山的肺腑之言,武志峰自然心存感激,这勿庸置疑,因为他们平素也是推心置腹,何况他们共过患难!
从建国以来的所有运动,武志峰只参加过两次“肃反”和“三反五反”,而且常因身体原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不能出勤。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这位武书记根本不了解为什么反右。尽管早在 15 年前被抢救时曾认为“整风类似死亡之旅”,但今天的反右对百万知识分子的围剿,他还没认识到同样是“死亡之旅”。
因其开颅,他需要充分地休息,像政论文章、大块的评论以及国内外热点、焦点的时政要闻,都不允许他看。当然所有见报的“攻击党的大鸣大放”和下令“对右派总反击”后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武志峰一概不知。现在倒是允许他看点安徒生童话、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有时候护士看他情绪很好时,给他低声诵读冰心的《寄小读者》。宁慎找来一本《天方夜谭》,挑着给他念,如果他自己想看,那也有限制,看二十分钟,就必须休息二十分钟,而且一天只允许看三次。可是窗外世界是桃花绽放,还是雨骤风狂,他无从知晓。
那以后好些天,他琢磨着那天亭亭给岳教授说的话,话的中心意思是,现在这个反右大环境只要政治需要什么话都可能被扭曲,是非颠倒也就没什么奇怪了。武志峰这个老革命只是叹了口气,好象只要联系到“延安整风”,从政治运动角度,他也能意识到反右的暴力性和残忍性。只是无奈而已。客观看,他也只能无奈,他太认识运动所使用的各种招数,可谓千方百计让你低头认罪,加在你身上的“犯罪事实”要多少就有多少,谁能逃得出去!铁案如山!尽管如此,武志峰还不能想象,当今反右斗争的广度和深度;他甚至不敢相信 , 毛主席真把知识分子当敌人了 ? 毛主席多次说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没有知识分子我们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是变坏了,还是反对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是吧,举世公认中国知识分子是最爱国的!武志峰的猜想,构成了对现实社会最大的错觉。
人们不敢想,就在 7 、 8 年前,当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人们的幸福感是多么强烈啊,怎么这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
武志峰还想起亭亭说到岳教授在批判俞平伯之后去清华的事,但是说得含含糊糊,也许是对我这个老党员有所防范吧,若真是这样也难怪了,运动一来谁不胆战心惊!但如果要把像岳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这个社会的所有理想都会自生自灭了。但现实是多么嘲笑这个老革命!因为远比岳教授更有才能更有声誉的知识分子,已经给推进炼狱中了,还有很多很多知识分子在指定地点排队等候处理,有小道消息,据说,发配边陲或流放原始森林的处理措施,已经分步骤、分批地开始了。
现实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主持正义!而且只要给谁定性了,那就没人能救得了,不过根据历史经验,几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的若干时候,也有冤假错案得到甄别、得到平反的实例;尽管可能给留点尾巴或是某些结论尚有出入,但这也让人们表示感恩戴德。对此还有一个很形象的形容: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就不认母亲了?
对这种比喻,武志峰却非常反感,他认为谁有罪、谁犯法,就该由法院审理,有罪的,就判;无罪的,就放!干嘛要把全国弄得人喊马嘶、鸡犬不宁的?社会秩序经常处于动荡和混乱,这个社会还能稳定发展么?只要运动一来,不管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眨眼工夫好像就变成了公、检、法的派出机构,甚至还动用刑具。嫌疑人当即受审,对不招不认者,当然不像在旧时的日本宪兵队那里——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棍棒加身那就很平常了。至于熬鹰般地轮番审讯和威胁恫吓,不过是“逼供信”中惯用的手段。让武志峰非常担心的是,长久地这样搞下去,长久地人心惶惶,国家是往哪儿走呢?有一点值得怀疑:长期搞运动,人心呢?是越来越团结了,还是越来越四分五裂了?社会是文明了还是进步了?国家是繁荣了还是富强了?最根本的是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武志峰有点郁闷了,竟责备自己,我想什么哪,犯得着“先天下之忧而忧么”?我是什么?我曾是长满了一脑子瘤子的差点没死的病人,没有岳剑教授这个知识分子的抢救,不就是一个骨灰盒吗!不是说过要尊重知识、要爱护人才,怎么说变就变呢?说忘就忘呢?我们把这一切留给历史,让后人怎样评说呢?难道这就是我们必须走的路?
宁慎看出武书记的情绪有点不对,笑微微地说,“武书记,岳教授嘱咐过了,您千万不能想得太多,心一定静下来,您的脑血管不太理想,您也知道呀,不能脑子疲劳,您一郁闷,我心里特别难受,就跟我自己犯了错误似的。”
“我倒是有点犯了错误的感觉,有很多话,咱们回厂再说。咱们不能去阳台了吧?”
“不能去了,国庆节早就过了,十一月也快过去了,现在是初冬季节。”
“岳教授没谈到我什么时候出院?也该出院了,是吧?老这么住下去,会变成养尊处优的官僚啦,岂不是要乐不思蜀了?”
“您别这么想,脑子里的病不像别处,真得认真将养,不能大意,听医生的吧,不急,也不该急。好利索了,您能长寿,大家也高兴呀。再则,看岳教授的意思,目前不可能同意您出院,也就是他不会在出院单上签字——”
“为什么?能出院不让出院,有这样的道理么?”
“就是因为您很重视‘道理’,岳教授才不放您出院的。”
“我不懂,我不知道协和医院还有这样的道理!小宁,岳教授和你说我什么了?”
五
宁慎心里很矛盾,不知道该不该把岳教授说的话告诉武书记。他很为难,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最后决定,泛泛地说说吧。于是宁慎说,“现在社会上的反右运动正处在全面‘收网’的关键时期,这么说吧,凡有知识分子的单位几乎都有右派分子,岳教授希望您不要想反右运动,因为您的脑子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不操分外的心,不要老琢磨是非问题,与您有关系的就是自己的健康!一旦失去了健康,大家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了。”
“谢谢岳教授,想得周到啊。”
“既然这样,您就当作自己不是书记而是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把自己完全放松,要想什么,就想美好的惬意的,我还会给您讲《天方夜谭》。”
“你先别讲了,我给你随便聊聊清华吧。不谈清华学堂怎么成为清华大学,就从我现在还有印象的聊点儿吧。我先问一声,你去过清华吗?”
“没有,我有机会去的,那时我姐在燕京大学,两校离得很近,她曾要陪我去清华看看,而我偶尔回北京就想在家陪母亲,没几天就又回上海了。”
“清华园是很让人留恋的,我留恋那座拱形罗马建筑风格的大礼堂,那座像张开双臂的大图书馆,留恋水木清华周围的一些典雅的楼堂馆舍,还有最北边的东西排列的红砖楼房,还有大广场和它西边的医务室和体育馆。就是生物馆的那群白鸽、灰鸽,有时想起来就在眼前的天空飞来飞去。更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是静斋(女生宿舍)后面的那片森林,月光飘进来,就会让人明白什么是光怪陆离,好像平添了一些审美情趣,原来明暗参差,才有曲径通幽之美。想起来好像那里每一株树干都认识我,而我对那里的落叶也很熟悉。”
“老书记,不知该不该问,当年是您一个人在森林里欣赏月光么?”
“我正要告诉你,你倒先问起了。看来你们年轻人对那样的环境总有几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兴致。好,我回答你。我和女友一起在斑斑驳驳的树影中,倾吐心灵的爱,但,分手了;那以后我又经历一次,如果说前次是生离,后一次当真是死别了。我不敢再爱了,我无权再爱了,所以我发誓独身到底。”
老书记说时,泪花在眼里转着,好像有种沉重的追念,似乎他的青春和他的爱情都有过伤害。宁慎估计到了,老书记的青春只闪了几下就不闪了,不闪之后的青春,伤痕累累。这是因为,差不多将近一年时间,青春在交代和批斗中被完全摧垮了,而留在记忆中的爱,让你不敢去碰它,心里流血啊……
“请您不要伤感,我不希望您再讲了。”
“我得讲!讲讲,我心里舒服点儿。在单位我能和谁讲?现成的两顶帽子摆在那儿了:一是资产阶级小情调,一是资产阶级意识根深蒂固,最后找补一句:还当书记呢!”
“只要您心里痛快、心里舒服、心里亮堂,您就讲!”
“我只能跟你讲我的初恋,而且你要答应回厂不和任何人说,但小苏例外。”
“绝对!我虽非君子,但掷地有声。”
“好,我相信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武书记高兴地拍着宁慎的肩膀,“你成了我的战友啦”,调侃地说了这么一句,随后说,“下面要说的是关于我的初恋。”
是在 1935 年春天,是“大一”后半年开始不久,在图书馆遇到物理系一年级的邱韵,开头只是碰面点点头,还有几分不太自然的笑,没多久就想和邱韵能散散步或是说点什么,但我丝毫不了解邱韵的心思。那时候,几乎每一个男生都绝对不敢在女生面前唐突,万一女生对你没有一点感觉,你却不知深浅地穷追不舍,她会撂给你一句警告:请你放尊重点儿!就这么一句话,能让你无地自容。
可是我好像真的得了相思病,见不着她就有百无聊赖的感觉。也是天助之,那天图书馆座无虚席,里面又没见邱韵,估计她有事没来,我刚要走开,忽然来了灵感:万一她也来晚了呢,我运筹帷幄了几秒钟,决定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等她!果然她姗姗来迟,一见我站在台阶上,有点惊讶地问,“是不是等谁哪?”
“我等谁呀?”
“不等谁,咱们进去吧。”
“没座位了。”
没座位了?扫兴!邱韵刚说完,忽地又一笑,若不,咱们去燕京大学遛达遛达,看看石塔和未名湖,燕大的楼堂馆所给人一种很典雅的印象,真是古香古色,但它又很现代,你参加过燕大的周末舞会没有?邱韵的声音像歌唱。
没有。我觉得清华就够漂亮的了。清华漂亮,它的魅力在于宏伟和壮丽,从另一个角度,清华出名人,出天才,让人高山仰止。武志峰讲到这儿像孩子似地笑了起来。
宁慎听得挺着迷,眼神里好像在问:老书记,您别笑话我,我想刨根问底,您们去燕京了么?我很想了解您那代人的爱情过程。
武志峰当然熟悉年轻人的这种眼神,于是他讲了,去燕京了,还体验到浪漫的滋味:从燕京回清华,一进西校门她就说,“我想周末你陪我再去燕京跳舞,阁下心意如何?”
“邱韵,你怎么文绉绉的了?”
“逗你高兴呗,你怎么对女大学生这么陌生?你知道么,如果你能说邱韵,你周末陪我去燕京跳舞,我会多么激动,我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和愉悦!”
“真对不起,你一定要原谅了,我很谨慎是怕我的语无伦次伤害了你,其实我是在寻寻觅觅一扇透明的窗户,能让我看清自己能不能打开这扇窗户。”
“现在你寻觅到了么?”
“寻觅到了。”
“你有勇气打开这扇窗户么?”
“邱韵问得好,老书记,您有勇气么?”
“小伙子,你都快当爸爸了,你怎么也学会穷追不舍了。每个男人在那样的氛围里,都是有所作为的。人生难以割舍的怕就是初恋的甜蜜和幸福。”
“老书记,您们那么好,为什么不结婚?”
“因为有比结婚更重要的事,再说我们还是个学生。”
“非得分手吗?不是很好的么。”
“好也得分手。”武志峰叹口气,好像有很多话可以说,但不知哪些话可以说明白。
“老书记,我觉得这个故事太沉重了,到此为止吧。”
“话说到此,‘止’不了呀,人常常在某种悖论中挣扎,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老书记微微闭上眼睛,回忆着二十二年前的分手。那是在一九三五年的秋天,他和邱韵都上大二了,两人的爱情正向成熟迈进,也许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恋爱,隔三岔五地去燕京牵手踱步,几乎是用诗的语言倾吐彼此心中的爱慕,坐在未明湖岸边的厚厚落叶上,欣赏湖中他俩相偎相依的倒影,情深意浓的《献给爱丽丝》的钢琴曲,从不远的琴房飘过来,他们吻罢,邱韵甜甜地在武志峰耳边说,爱情就是艺术。
武却说,“伟大的贝多芬却在爱情上始终没有得到厮守终生的伴侣。”
“你有所暗示么?”
武的一丝苦笑挂在嘴边,“你看我是个会暗示的人么?”
“你若是,我能让你吻我吗?”邱韵紧紧抱住武,她的头发有些蓬乱,武细心地为她梳理。也不知为什么一向乐观的邱韵竟流出眼泪,好像有些委屈,她说,“作家们写道,爱情有三部曲,我不知道咱们俩的爱情是在哪一曲上。”
“咱不是说好了么,毕业就结婚,而且咱俩同时毕业呀,今后是留在北平还是去你老家广州,一切随你,这就是我俩爱情的首要主题。”
六
在“ 12 · 9 ”运动爆发前的十一月,武志峰被批准为共产党员,介绍他入党的是蒋南翔,蒋是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当时党的最严厉地规定就是保守秘密,只能与联系你的或被你联系的接触,当然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没过几天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的“ 12 · 9 ”运动。运动过后敌伪相互勾结,反动势力异常嚣张,上级党组织决定,让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的大、中学生奔赴陕北,参加刘志丹和高岗组织的工农红军,在那里迎接毛主席和他的长征队伍。
武志峰真真是举步维艰了,他绝对不能说我不能去陕北,又不能告诉邱韵自己决定去,更不敢告诉组织,他想带邱韵一块去;即便组织同意,他还不知道邱韵是不是想去,更何况她的中产阶级出身能被革命接受吗?但他总不能悄悄就走了呀,他对邱韵总得有个交待吧。踌躇再三,还是冒着受处分的危险对邱韵说了。
邱韵当即就蒙了,好半天才意识到他俩之间有变故了,而且谁也没能力把这种变故改变一丝一毫。邱韵是太爱武志峰了,可以说打从第一天见到就爱上了,她现在看到自己心上人,此刻因无法抉择而深深痛苦的样子,她的心都快碎了;但她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她俩的爱情走到终点了。她不忍折磨她曾拥有的爱。
邱韵很理性地说,“你奔赴你的理想去吧,这时候的爱情是非常脆弱的,打补丁的爱情会让人心酸一辈子,我接受不了;但我俩真的是爱过,这在我俩青春的记忆里是永恒的。你走吧,我永远祝福你。 ”
“ 你有什么打算么?
“还没有,不过你可以放心地走,因我不可能知道你们走的时间和怎样地走法,更不能让你的同志和领导知道你曾有一个出身不好的恋人;所以我不能送你了。你可能走进战场,而战争对人来说,只有胜利和失败或者生与死;而这是在瞬间就见分晓的!我将为你——我深深爱着的人祈祷胜利、平安。”
武志峰抱住邱韵,眼泪簌簌地流出来,邱韵的手有些颤抖地抚摸着武的脸颊,邱韵喃喃说,天若有情,也许即便天各一方,你我的心上也会托着曾经的拥有。
“邱韵,你真的不想告诉我你是怎么打算的么?”
“不是!我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你难道不知道我已准备好嫁给你么!我怎么会对我爱着的人藏着掖着呢!只是我怕你扫兴,现在我真得说了。对共产党我不认识,对国民党我不了解,我就知道我应该勤奋学习,我还认识一点,不管社会如何天翻地覆地变化,也不管黎民百姓命运的大印由谁掌握,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会抛弃科学。所以我不愁没前途。
至于我是否也想去延安,说真话,我曾想随你去,但是太匆忙了,这么大事儿不和家里商量怎么行!再说我身体柔弱,从小就娇生惯养,我怕吃苦,更怕生活的不舒服,这样一个小姐身份,去了,不是给革命现眼么?如果别人对我这也看不惯,那也是一堆不堪造就地指责,你将怎样和我划清界线,我岂不是成了你的累赘!而那时我却没有退路了。”
“我也这样为你想过,就说行军走路吧,你能走多远?在北平,走哪儿走累了,很简单,歇会儿,实在不想走了,坐三轮、坐电车,在那儿,可真就是个大问题了。”
“咱俩也是有情无缘呐,没办法,很明显,你我将在两条不同的路上打发着青春岁月,如果历史真给作证,那就让你我各自奋斗吧。”
就这样,邱韵在清华实在忍受不了看不见恋人的日子,还没等武志峰等一群革命大学生启程,多情的邱韵已经悄悄离校南下了。她委托“静斋”(女生宿舍)的一位女看门人,把一封短信转给武志峰。他现在还记得信中的大意: 今后,我在清华因为没有你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我俩曾经走过的每一条小径,我都不敢再去走,我的痛苦是我没理由阻挡你去革命。你我的分手不是你我的背叛,是你我理想内容的不同,不容你我从容协调;你为公,我为私,这就是你我的宿命。你的走,几乎让我都没有勇气在祖国呆下去,幸好父亲同意我去美国,究竟在美国能学习多久,我现在不清楚,但,你一定要相信爱过你的邱韵,学无成就决不回国!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尽可能地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为难自己,既去革命了,一切就在现实中了。亲爱的,在梦中拥抱你,灵魂也在提醒我,该吻你了。
你的韵,于匆匆别离清华园前夕。
武志峰回忆到这儿,宁慎见他侧过脸,像怕被宁慎看见泪水盈眶的样子,其实宁慎也是趁老书记侧过脸时,他自己很快擦完了眼泪。宁慎想到亭亭,想到自己给她的伤害。同时他猛地想到那位多情的邱韵,她现在在哪儿?如果她当初也去了延安,命运赏赐给她的会是幸福还是灾难?宁慎给老书记送来一杯水,老书记笑笑,我还真是口渴了,接过杯子一边喝一边还在回忆邱韵。宁慎很小声地说,“有消息么?”
“没有,一点也没有!但她决不会恨我,主要是我俩谁都不知道谁在哪儿,不过偶尔我也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缘份尽了吧?”
屋里顿时静了。宁慎走到窗前,看见漫天大雪飞舞,心头不由一惊,原来 1958 年开始了,他还无法估计这个 1958 年他将在哪儿。
他当然不知道万魁元此刻正在他的家里,正在告诉他的父母妻子,宁慎要回厂等候最后的处理,而且一两天就得回去。出万魁元的意外,一家人听到这个通告相当镇静,好像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了。更让他感到惊诧的是苏雨亭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早在一个月前,亭亭背着人找到她的导师岳剑教授,把宁慎父子都打成右派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导师。岳教授狠狠地拍着桌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绞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老鼠么?非得人人喊打,才让全世界了解我们的革命无往而不胜!”岳剑怒气冲冲地。
请导师谅解我的不敬,我知道您只读书不看报,大概还有一个消息您可能不知道,我告诉您吧,您在清华的老朋友——
“你说冯友兰?他怎么啦?莫非——”
“对,是哲学家冯友兰教授,还有他的女儿作家宗璞都打成右派了。”
岳教授不可遏制地挥着拳头。怒视亭亭,好像是亭亭把冯友兰父女打成右派似的。
“老师,您别气着了,搞运动这是专政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强大的体现。而其它,那是后话了,错就错了,冤就冤了,押就押了,杀就杀了。谁敢翻案?翻案就是造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那还能活得了么?好在这是在今天,尽管它有时也常阴雨连绵,但毕竟阳光有时也很灿烂。历史告诉我们,若在当年江西苏维埃,一个区委书记就可以把所谓嫌犯活埋!比较起来,光让当个右派,幸运多了!我常说,有命就行!”
“老师,我今儿来是有事儿的,宁慎厂子来了人,要宁慎回厂等候处理,对这个我们都有思想准备,无所谓,人得绝症,必死;人冒犯了时政至少脱层皮!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武书记,您一定让他再住下去,等宁慎处理完了我告诉您。我是担心武书记闹起来。因为他和宁慎有了感情,您没听到武书记回厂还要介绍宁慎入党呢,他一点也不知道宁慎 56 年 2 月入党, 57 年 2 月转正, 57 年 7 又给开除了,现在还不知道把宁慎往哪儿打发呢。”
“这一切你都清楚吗?”
“清楚,清楚之后,我才决定马上和宁慎结婚。”
“你的父母同意你这个决定吗?”
“非常同意。我父亲有过亲身经历,他认为别说把你打成右派了,打成反革命也根本不需要有什么证据,只有一个政治需要就足够了。至于结局,得看你的造化。”
“这么说来,我真得小心了。”
“什么也不说是最好办法,装傻装得跟真傻一样就能比较安全了。还得说说陪床的事。”
“我派人陪床没问题,怕武书记不让小宁走,而且他肯定不让!”
“我和厂党委的万魁元定好了,就说我父亲身体不适,我又腆个大肚子,急需宁慎回去照应和守护。老书记一听我父亲身体不适,他绝对放行,他们是患难至交。”
果然一切顺利,亭亭随着丈夫一起回到大堡。夜里,宁慎听妻子肚子里的动静,辨别不出是胎儿的腿动还是手动,他的几滴眼泪落下来,也许胎儿觉察到有人偷听了。
在 1958 年 1 月 31 日清晨 ,宁慎在妻子的陪同下,迎着寒风向公安局走去。起初一家人都不同意亭亭陪着丈夫去,可是亭亭说,你们都怎么了?这个场景还有第二次吗?像河水一样,这波过去了,再也看不到它了,亭亭认为,在这个寒冷的清晨,一定要留下妻子为丈夫壮行的纪念,也是为这个城市的未来留下历史的风景。
当宁慎上了大卡车,亭亭向丈夫笑着挥挥手,还轻轻拍着肚子,最后向丈夫伸出大拇指。但青春深处,猎猎朔风凶恶地扑过来!
宁慎走后一个月,武志峰很健康地回到厂子,回厂后第一次党委会的议题是他提出宁慎入党问题。还向苏敬山老战友眯眯笑了几眼,其他党委委员才知道武书记还不了解宁慎的情况。万魁元不得不和盘托出。
武志峰一下子猛地站起,一边使劲拍桌子,一边连声大吼:你们还是共产党员吗?连个好赖人都看不出,把好人往地狱里推!你们还配建设共产主义!又吼了几声,武志峰突然栽倒……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了……
有 23 年党龄的武志峰就这样死在党委会上。他的死如何评定?是为正义、公正、理想还是真理?至少苏敬山这样估断:大概没人认为武志峰是为社会主义奋斗而死!不过历史也有它冷静的时候,也许若干年后,将重新评价共产党员武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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