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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去世之后，老K 也来了一封信，他没有直接提到新民的去世，只是说有些事小米大概已经告诉你了，然后又说，“我已经戒酒了。”可是他没说他有没有戒烟。老K 是个把酒看得比诗还重要的一个人。以前会诗友的时候，谈诗之前先比酒量，酒量不够他就不屑于再往下跟你谈诗了。我们重逢的那次聚会，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酒量还是很大，也许更大。餐桌上的空啤酒瓶排在一起，象一片绿幽幽的小树林。如果每个瓶子里灌上不同高度的水，海风吹过敞开的瓶口，估计能吹出一首歌。老K抽烟的时候，小米跟他说，“你少抽点吧，对身体不好。”老K 听了，眼里那种讥诮的神情突然间就又回来了，他的眼睛半眯着，浅灰色的烟雾从他嘴里吐出来，再袅袅飘过头顶淡淡散开。隔着烟雾他笑着说，“如果活着连一点乐趣都没有，我还要活那么长干什么！”
岸边的潮水翻滚着细沙，那些细沙逐渐沉淀在海浪的泡沫里。时间过去了就不再回来，过去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它们不过是一些慢慢沉淀的记忆，介于令人迷惑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唯有现在才是真实的。那些被筛子一样过滤之后的往事，非常的纯净和寂寞。而我们对于过去的思念已经变成了一种洁白的爱情，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没有人来打扰。
我没有给老K 回信。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不用再说什么，他也一定不在等待我的回信。我那天读完他的信，就去吃午饭。大老板马克看见我出门，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买块披萨，因为离办公室最近的就是那家披萨店，我可以徒步过去，而且我根本就不饿，只不过想出去走走。马克说，“好好享用你的午餐，等我们这个项目结束了，我们小组一起出去吃饭庆祝一下。”那个项目什么时候结束我已经不那么在乎了，只要别加班太狠，反正总会是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等着人做，做哪一个不做哪一个没什么大的区别。
回来的时候，特别学校的大孩子们正在草坪边上散步，三三两两地走着。不远处他们教室的门前停着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有人在一摞一摞地往车上搬运新折叠好的披萨盒子。我猜想折叠那些披萨盒子一定是孩子们每天的活动之一。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对那些孩子来说，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跟这些孩子擦肩而过，看到他们脸上挂着的笑意，那笑容虽然空空荡荡，但是单纯无辜。没走几步，突然一个声音从我的背后追上来，“嗨，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停下来转回头去找那个声音，看见领队的老师正拉着一个男孩的手，他抬头对我抱歉地笑笑，然后柔声对男孩说，“过来吧，我们得回去了。”那个男孩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夹克衫，歪着头有点不情愿地被老师牵着手。我笑了一下，大声说，“我叫朋友！”
整个四月和五月，我就在办公室和弗兰克的理疗室之间穿梭，感觉好象度过了整个春天。理疗室周围的树木渐渐绿了起来，门前的花也一株一株烂漫绽放。有时我会告诉弗兰克，“你门前的郁金香开花了。” 弗兰克就笑笑，“我每天忙得根本没时间注意那些花。”我跟弗兰克有了那次的对话之后，我们突然变得既象多年相交的老朋友又象两个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我们仍然谈论孩子，谈论孩子们的日常活动，谈论一个家庭里长大的两个孩子的不同性格，谈论汽油涨价，谈论医疗保险公司的贪婪和小气。但是，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那些敏感的话题。有些事情，就象拉伤的肌肉筋骨一样，需要在一定的时间长度里慢慢调理和恢复。弗兰克是个出色的理疗师，他当然比我更懂得这个道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