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处方

2005年,BBC曾放过一个系列节目,“Making Slough Happy”(让斯劳幸福起来)。斯劳是伦敦西边30公里的一座小城【1】。BBC节目说的是一帮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在斯劳做的一次社会实验,其目的是在短期内(大概是三个月吧),让斯劳人民幸福起来,据说当时颇有效果(只是不知这些年是否保持了下来)。

 凑巧的是,2005年竞选保守党党魁时,卡梅伦提出了“幸福指数”的主张。去年(2010年)保守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后,卡梅伦(现任首相)决定让统计局建立英国第一个官方正式的“幸福指数” ( first official happiness index),来衡量英国人的生活质量【2】。不过,记得电台或电视里讨论这个问题时,主持人对抱支持态度的嘉宾(多半是政府官员)提问时,表情总是有些皮笑肉不笑,语气总是有些连嘲带讽。

 今年中国两会,“幸福”似乎成了仅次于民生一大热词。据称,增强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将是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主旋律。不少代表(多半是官员)纷纷提出建立“幸福城市”、“幸福社区”。也有人提议设立中国的幸福指数。

 看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设立幸福指数,应该会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其模型复杂性应该不低于那些在造成前两年金融危机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谁也搞不懂的金融产品。不过,在幸福实践上,还是有一些常识性的方法可以采用。

 作为尘世中的芸芸众生,说到幸福,大概首先要想到要有钱。王朔有句名言“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么钱和幸福的关系如何呢?BBC节目第一集中,就提到这个问题,并用一条曲线表示,我印象特别深。以财富为X轴,以幸福程度为Y轴,开始一段,幸福程度随财富按比例上升,然后有一个拐点,之后曲线几乎就平了,也就是说,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增加幸福程度。而拐点处的财富水平,是像葡萄牙那样的国家的人均富裕程度。

 所以,对于在拐点左边太远的人来说,提升他们幸福的主要方法还是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多挣钱。否则,自己不幸福,还容易让社会也不幸福,所谓“饥寒起盗心”或“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或非奴隶)。

 对于拐点右边的,像在欧盟国家中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要提升这部分人的幸福,又得另想新招了。节目中,那几位心理学家认为可以从几方面来实践:

1. 保持身体健康,合理的饮食,适合自己的锻炼,充足的睡眠。

2. 工作上,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增加满意度。

3. 对幸福感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是与自己周围人的关系。当然首要的是配偶(或家人),也包括朋友,也包括街上的陌生人。

4. 养成”感恩”的习惯。多想想自己应该感谢的人或事。最简单地,一天过后,想想自己还好好地活着。

(该节目开出的完整”幸福处方”见【3】)

 这些招数说起来好像都是常识,人人都懂。但最重要的,大概不是你懂得,而是你是否在实践,并且养成了习惯。比如,两口子一周有一小时无干扰的聊天,如果是新婚夫妇,或至少是七年之痒以前,也许不难做到。对于某些人到中年者(如我等),上班累个半死,下班吼小孩做作业又累个半死,好不容易坐下来,大眼都眯眯成小眼,懒得去看另外一双也是从大眼眯眯成的小眼了。再说,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该说的话好像也都说完了,什么样的狗嘴也吐不出象牙来了;不要说象牙,连狗叫声大概都显得有气无力了。

 所谓“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增加满意度”,其实不仅适用于工作上,也适用于生活中的很多方面。还是那句老话,“知足常乐”。那么,如何来知足呢?最简单地,可以有意识地想到自己还活着。电影“芙蓉镇”里面,男主人公(姜文)被抓走时对女主人公(刘晓庆)一字一顿的那句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方面的另一个光辉榜样是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大师弗兰克尔(Frankl)。他曾被关在纳粹死亡集中营,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使用意义治疗法,即“追索人生的意义”,坚强地活了下来【4】。人生的意义因人而异,也许是亲情、事业、或体验。对于中国人民,从小就知道人生有更崇高的意义,那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即使没有机会去奋斗,至少还可以等待。电影“活着”中男主人公(葛优)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孙,要等待,等着“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活着,也要尽可能自得其乐。象“芙蓉镇”里面,姜文一大早扫大街时,提着扫帚跳华尔兹。

 当然,知足,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比较。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那是因为不正确的比法。正确的比较方法应该是像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中老大的那句语录,“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比,越比越憋屈;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越比越幸福”。这是和同一时间与不同的人相比。还有就是把自己的现在和过去相比,经常“忆苦思甜”。记得我们小时候学校的忆苦思甜活动主要是请贫下中农来讲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后来是忆新社会中动乱时期的苦,思新社会中拨乱反正时期的甜。时过境迁,现在已走进了新时代,大概忆苦思甜应该是忆新社会旧时代的苦,思新社会新时代的甜了。新时代,信息发达,人们都具备国际视野,所以也应该从更大的地理空间上“观”苦思甜。最直接的例子,现在一些中东北非国家动乱此起彼伏,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这可以雄辩地说明,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多么的宝贵,象人民政府苦口婆心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动乱是祸,稳定是福”。正是俗话说得好,“宁做太平犬,莫为乱世人”。

 人民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呼而嗨哟),所以需要经常给人民忆苦思甜(当然还有维稳)。至于幸福指数,也许有一个简便方法值得一试。每个城市的闹市区中的过往人等应该是很能代表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的。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闹市区也应该是有很多闭路监控电视的(象伦敦中心地带,几乎遍地都是)。现在IT技术发展很快,比如影像处理,据说可以进行很准确的面部识别。如果不是要进行很精准的识别,而只是进行面部表情分类,在技术上应该更容易一些。所以,可以对闹市区的监控录像进行分析,根据人的面部表情分类,或微笑,或安详,或面无表情,或愁眉苦脸,然后根据不同表情数量的比例简单地算出一个“幸福指数”。那些一贯愁眉苦脸者,有拖低幸福指数(进而破坏社会幸福)之嫌,应集中起来,实施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屡治不改者,或实属天生愁眉苦脸者,可以政府出资,实施整容手术,整成随时看上去都象弥勒佛那样的一张笑脸。这样可以极大地提升这个城市的幸福指数。

 人民政府在提升人民的幸福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政府官员的幸福。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个笑话,说的是几个西方人和一个苏联人讨论什么是幸福。其他人说完后,最后苏联人说道:半夜有人敲门,开门见是克格勃,问我,你是伊万诺夫吗?我说,伊万诺夫家在隔壁。这就是幸福。以此思路,纪检委可以在“让官员幸福”的事业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纪委可以不定期给那些个人理财高手的官员打打电话,说是约谈一下,不过在确认姓名时有意无意地搞错一下,这样可以让那些官员极大地幸福起来。

 

注:

【1】当初前南下英格兰不久,在一家IT服务公司打工,有次出差,一大早和一位同事坐出租车去希思罗机场。路过斯劳时,那位同事随口说道,没事最好不要到斯劳,我问他为何,他只是说那里名声不太好。我再追问,他大概是意识到再说下去会”政治不正确”,便语焉不详地敷衍过去了。看了节目之后,在网上查了一下,有首诗,似乎还挺有名,和斯劳有关, Betjeman famously pleaded: “Come, friendly bombs and fall on Slough. It isn’t fit for humans now.”(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life_and_style/health/features/article588739.ece)。

【2】http://www.bbc.co.uk/news/uk-11833241

 

 【3】http://news.bbc.co.uk/1/hi/4436482.stm。 BBC的那个节目中就提出了十条方法:

1. 养一盆小植物,好好照看,别让它死了。

2. 每天数数至少5个自己应该感谢的人或事;

3. 每周一次与配偶交谈一小时且无干扰;

4. 给好久没联系的朋友打一个电话;

5. 每天犒劳一下自己;

6. 每天至少开怀大笑一次;

7. 每周健身三次,每次至少半小时;

8. 每天至少一次对陌生人打招呼或微笑;

9. 减掉一半看电视的时间;

10. 帮助别人,做一件好事。

 

【4】Viktor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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