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 ：“六个不搞”究竟是何道理？
——国事大家谈
吴邦国同志今年三月十日在人大会上所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六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反复阅读，觉得问题严重，事关党和国家的安危，涉及普世价值，不能不进行一番商榷。
一、 靠什么来保证党的执政地位
吴邦国同志，您说“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那么您要搞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一党执政了。如何实现一党执政？您在同一个报告中说了，要从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这里就暴露出问题来了。众所周知，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您要用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或曰领导地位实际上靠的是民心，即选民发自内心对共产党的拥护来实现。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候选人，选民有权投赞成票，也有权投反对票，即使投反对票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选民投了赞成票，使大多数候选人有了法定的多数票，光荣当选，这才使得共产党享有了执政权或曰领导权。每一张反对票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无疑都是一个负面因素；但是，反对票同样受到法律保护，选举制度才是民主的，获胜者的执政地位才是合法的。这就是相反相成啊！如果要以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那就要对每一位敢对共产党投反对票的人予以法律制裁，那就等于剥夺选民的自由投票权，那就意味着把共产党推到反民主、反历史的地位上去了。
想当年国民党就是以强权暴力维持其政权，最后却没能确保其执政地位，而是被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殷鉴不远啊！
应该说，共产党并不害怕批评者，因为共产党向称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可怕的倒是以维护党的名义，制造党与人民群众的对立。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二、 思想岂能垄断
吴邦国同志宣布“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其意是说，指导思想只能是唯一的。其实这个意思并非今天的新发明，远的不说，至少林彪就有这个意思。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革期间风行“七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国际大笑话。那时无数“造反兵团”、“战斗队”都不敢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打的旗号一律都是毛泽东思想。虽然那时毛泽东本人还健在，但是谁也判断不了究竟谁的指导思想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事过境迁，人们终于知道了，这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带给神州大地的悲剧竟是如此之深重而惨烈！
其实，思想不能搞垄断，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个人的思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另一个人的部分思想，但是要强迫另一个人接受其“指导”，改变其思想，则不可能。不但革命领袖做不到，警察对囚犯做不到，父亲对儿子也常常自叹“做不到”！不同思想观点相处的最好方法就是平等讨论、充分说理、求同存异。如果需要作出决定的话，那就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三、谁能对抗世界宪政潮流？
在被舆论称作所谓“五个不搞”的指示中，您宣布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这里已经包括了两个不搞，此前此后分别还有两个不搞，算起来一共有六个不搞了。
当今世界94%以上的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三权不得集中于同一个机构。三权分立，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这就是民主宪政的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谁也不例外。
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人类反封建、反独裁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任何国家都应当分权制衡，而不能高度集权。不能允许有一个至高无上、统帅一切、不受其他权力机构制约的权力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经过痛定思痛，也早已认识到：“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此外，为什么不能搞两院制？令人不解。
据统计，如今全球议会中，实行一院制的占55%，两院制的占45%。显然，这与姓“资”姓“社”无关。仔细考察，世界上中小国家大都采用一院制，大国大都实行两院制，而中国则宣称坚持一院制。
不过，中国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召开两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请问，每年两会是不是可以改为只开一会呢？我想那恐怕做不到。两会都要开，一个不能少。既然如此，为什么就偏偏不能搞两院制呢？这两会与两院制有什么本质区别？我倒是想，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不妨出份材料，讲讲一院制、两院制的来龙去脉，分析它们究竟有何优劣，让天下人独立思考，进行权衡比较。
四、 联邦制问题不妨研究之
吴邦国同志在不讲明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不搞联邦制”，确实让天下人大吃一惊，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味道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至今在国家结构上一直是个单一制的国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来也没有提出讨论要不要搞联邦制的问题。就我所知，倒是中国共产党1922年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本党任务和奋斗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七个国家中，有印度、美国、巴西、俄罗斯、巴基斯坦等5国实行联邦制，所占比例为71%；而在国土面积最大的七个国家中，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6国全部实行联邦制。因此，如果说联邦制比较适合大国的发展，应当说是有根据的。中国既是人口众多，又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对联邦制的经验，很有认真了解和借鉴的必要。
1960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对到访的日本友人木村一三先生说过：我们从中国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美利坚合众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从结论上讲，就在于“合众国”。美国这个秘密，对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新华社《参考消息》2003年12月9日第九版）
吴邦国同志，您看看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何感想？看来无论搞不搞联邦制，都大可不必把联邦制一棍子打死。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对联邦制问题不妨多多研究、集思广益，最后按程序办事，慎重决策。
五、 不搞私有化是什么概念？
吴邦国同志要求不搞私有化的这句话很含糊。简单地说，至少有两个问题：
第一，您所说的私有化是什么概念？用什么统计口径计算？譬如说，如果在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中，国有经济降为零，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上升到100%，就是私有化，那请您放心，这种单一所有制经济谁也办不到，因而永远不可能出现。
如果说，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总产值降到50%以下，非国有经济总产值上升到50%以上算是私有化的话，那么，中国工业经济早已私有化了。据《中国统计年鉴》系列数据，中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在1998年便已达到50.4%，尔后各年的此项比重依次是：1999年为51.1%，2000年为52.7%，2001年为55.6%，2002年为59.2%，2003年为62.5%，2004年为65.2%，2005年66.7%••••••
第二，如果按上述标准判定经济私有化，中国经济早已私有化了。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3年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现在再要求“不搞私有化”，恐怕为时已晚。如果现在您还要力挽狂澜，恐怕得发出以下号召：“必须降低私有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私有经济的比重”、“坚决打退私有化浪潮”……
真要照此逻辑搞下去，那岂不是极左路线大回潮？那还不把中国经济搞乱、把大好形势搞乱？我想您的本意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吧。
六、 国家大事要让天下人共议
“六个不搞”给读者的印象是不讲道理，或不屑于讲道理， 甚至概念不清、不知所云。这“六个不搞”的文风，倒有点像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过这种文风已经吃不开了。21世纪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敢于向领导干部问问“这究竟是何道理？”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包括常务委员和委员长）的工作职责和权限由宪法和人大议事规则等法律予以规定。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全国人大的基本工作方式不是一言堂而是共同议事、表决，即逐项审议和表决通过具体的议案和法律案，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任何名义对重大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做什么报告，要求全国公民和全国各单位遵循。对事关国家全局的重大制度问题的决策，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的职权范围。
吴邦国同志，您这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只用一句话（总共50个汉字加5个逗号和一个句号）就做了“六个不搞”这样的“指示”，您不觉得太匆忙了么？您心里就那么踏实吗？您不觉得这样讲“六个不搞”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越权行为吗？
如果换一种现代政治家演说方式，把“六个不搞” 改成“六个搞不搞”，把相关概念交代清楚，把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个人意见讲出来，征求各位人民代表和全国公民的意见，鼓励天下人各抒己见、热议国事，或许效果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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