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尽管其中不时有对基辛格略显吹捧的话语及党派之争的痕迹，但值得一读，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不敢说翻译的百分之百准确，但有把握声称远好于中国官方公开已经发表的译作。这里是一字不拉全文照翻。
基辛格大夫的中国处方
尼尔-佛格森
《新闻周刊》五月十五日
国务卿希拉利-柯林顿认为中国政府害怕阿拉伯之春，她最近对大西洋月刊的Jeffrey Goldberg说：“他们在担忧，而且他们试图阻挡历史，这是一种愚蠢的举动。他们做不到。”
无法想象这种无节制、缺乏外交策略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的言论会出自她的前辈亨利-基辛格之口。
自从基辛格赴中国执行他的秘密使命，为尼克松总统随后的历史性访问铺平道路，至今已经40年了。从那时起他已经50多次访问这个国家。如果说他从中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真正愚蠢的举动是逼迫中国人。
自基辛格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以来世界已经改变了许多（在1971年，谁敢预言美国的头号敌人会是潜藏在巴基斯坦高墙大院里的一个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但是，美国外交政策至少有两件事保持不变：在冻结了20年后被基辛格复苏的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以及他本人一直作为从肯尼迪到奥巴马的每一届总统正式或非正式的（对华政策）咨询顾问。他的新书《关于中国》告诉人们为什么美国的领袖们至今还需要听取他的意见。到这个月就是88岁了，他仍然是无人能取代的战略智囊。
对中国的开放是基辛格已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他和尼克松如何觉察到这个国家可能成为针对苏联的战略平衡力量；他如何在巴基斯坦假装称病，然后却秘密飞往中国；他和周恩来总理如何反复推敲为尼克松的正式访问拟就了外交基调（上海公报）。最后的成果如他所说就是：“一种准同盟”，尽管它最初是为了遏制苏联，但最终却比冷战更具有生命力。
然而，在本书中基辛格能够借助于最近揭示了中国方面关于这个故事的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同时也是中国对美国的开放，最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对于被包围的担心。1969年毛对他的医生说：“看看吧，苏联在我们的北面和西面，印度在南面而日本在东面，如果所有这些敌人联合起来从北、南、东、西攻击我们，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医生无法回答，毛说：“再想想，日本的背后是美国，，我们的老祖宗没有开导我们远交近攻吗？”为了探询联美的可能性，毛召回了四位被疏散到外地的军队元帅。当时在乌苏里江上已经发生了苏联和中国武装力量的小规模冲突。1970年毛命令中国最高层领袖们撤离北京，并且解放军进入“一级战备”。中美同盟这个“赌注”的风险对于中国来说比对美国更高！
正像基辛格所揭示的，对毛来说遵从“‘我们老祖宗’的教诲”绝非不同寻常的决策。尽管他一生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与他亲近的战友们同时也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叶剑英元帅建议：“我们可以效仿诸葛亮的办法，魏、蜀、吴三国相互争斗时，联合东面的吴国对抗北面的魏国。”基辛格解释这个典故出于《三国演义》，一部14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关于所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的故事。（译者注：看来基辛格对中国历史还是一塌糊涂）
中国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从遥远的过去寻找灵感并非偶然。基辛格认为，对他们来说，更古老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孙子兵法同样重要。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类似这样的原理鼓励中国的战略家们像下围棋一样思考国际关系。（围棋在西方称之为Go），“一种用棋子围起来的棋类比赛”。
毛与革命前的中国领袖们抱有同样的观念，即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拥有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中央王国，或更准确地说是处于“中心的国家”。历史上有很多时期甚至是“天下”，“天堂以下的一切”。对这样一个帝国来说，最好的为外交策略是“让蛮夷打蛮夷”。如果这种策略失败了，则最强大的蛮夷被接受并且被教化。（就像满族）
“刚愎自用又压倒一切，残忍又孤独，诗人兼武士，既是预言家又是施暴者”，毛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不是列宁而是公元前 221年统一了中国、焚书坑儒的“第一皇帝”，秦始皇。基辛格指出，现今的一代中国领导人从孔夫子的教诲中汲取灵感。他们的目标，基辛格认为不是控制而是 “大同”：真正的和谐。
自此便涉及到了问题的核心。1971年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大约五倍于这个人民共和国。40年后由于毛的继任者邓小平启动的工业革命，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可能超过美国。这是苏联从来不曾达到过的成就。不仅如此，中国现在是美国债卷最大的海外持有者，这些债卷是中国庞大的三万亿外汇储备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将如何运用它新近拥有的经济实力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很少有哪个美国人比基辛格处于更好的地位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与四代中国领导人打过交道。
《关于中国》最深奥的见解是心理上的。这些涉及到中美两国之间重要的文化差别。一个中国的精英可以回顾超过两千年的历史寻找灵感，而一个美国的精英可以参考的历史只有二百年多一点。这个差别当1989年六月美国人震惊于动用军队结束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时呈现了最明显的迹象。在基辛格看来，采用制裁作为对这次镇压的报复过于幼稚。“西方关于人权和个人自由的概念可能不是可以直接被一种建立在不同概念之上持续千年的文明所理解的。中国人长期以来对于政治动乱的恐惧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相干的时代错误，通过西方的启蒙只要加以‘修正’就能被驱散的。”
正如中国第一位讲英语的领导人江泽民1991年对基辛格申明的：“我们从来不屈从于压力，这是一个最高的基本原则。”
由于另一个文化鸿沟，美国和中国曾经在朝鲜卷入战争。当毛下令介入时美国人感到震惊，因为军事上的不利条件太明显了。但是基辛格认为，毛的动机更多的是改变心理平衡而不是在第一次军事打击中让对方遭受决定性的失败，不是刻意追求打败对手而是改变面临预期风险时的态势。毛是一位运用古代空城计的大师，这种计策是用表现出信心甚至攻击性来掩盖弱点。对西方人来说，他执著地表示不惧怕核弹攻击像是神经错乱或者冷酷无情（“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样？战争就是战争。战争年代总会过去，我们可以出生比以往更多的孩子。”但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虚张声势，或者称之为“攻击性威慑”。
基辛格在本书一节中的以下的评论应该不仅仅被美国的外交官，也包括美国商业人士在去北京之前潜心体会。“中国的谈判者是运用外交手段将政治、军事和心理因素都综合起来设计一个整体战略”。与此相对照，美国的外交策略一般喜欢‘富有弹性’；这种策略通常认为有责任提出建议打破僵局——无意识中在诱发新的僵局而引出新的建议。”在这里基辛格暗示我们可能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两件事，特别是孙子关于势的概念，以整体战略的眼光意思是“潜在的能力”。我们倾向于开出一个包含十个要点的日程表，然后一个一个分别处理。而他们是有一个大的行动计划。我们总是忙着结束日程，紧张地眼看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逝去。中国人更看重耐心，像毛曾经对基辛格所说的，他们的时间尺度是千年。
这种根本性的文化差异可能在将来导致与中国的冲突，基辛格警告：“当中国式的先发制人、抢占势的理念遭遇西方以威慑制止冲突的理念时，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可能造成：中国人出于防御的举动可能被外部世界当成攻击行动来对待；而西方出于制止目的的威慑可能被中国看作是包围。冷战时期美国和中国一直在这种困境中反复纠缠；从某种程度上说，双方至今也没有找到一种超越这种困境的途径。
美中之间可能再次爆发冲突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基辛格提醒我们，100年前当德国的崛起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挑战英国时就造成了战争。再进一步说，1970年代促使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的关键因素——中国人称之为“北极熊“的共同敌人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然而，有关朝鲜和台湾双方原有的难题依然如故。留下来的是一个 “中美国”，一种由于经济上的权宜之计结成的尴尬婚姻：一方只管存钱另一方只顾花钱。
用基辛格自己的话说，中国的崛起可能“使得国际关系再次两极化”，引发一场新的冷战（甚至可能是热战）。民族主义作家刘明富（音译）《中国梦》的作者，力主中国变“和平崛起”为“军事崛起”而且期望着与美国的“世纪决斗”。类似观点在华盛顿同样存在——显然也包括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内部——有人津津乐道于一种更富于对抗性的关系。
基辛格仍然对一些冷静的头脑在北京占据上风抱有希望：像智囊郑必坚，他力主中国“摆脱大国崛起的传统途径”，而且“不要效仿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之路”。基辛格建议，美国与中国一道建立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可能是更好的方式，而不要试图“在包含中国的基础上组织亚洲或为了理想主义十字军创建民主国家联盟”。
40 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早在中国显示出巨大潜力之前就及时抓住了机会。他曾经自语道：“看看吧，你可以冷静下来想象一下如果任何人和一个有效管理的政府体制控制了那个大陆将会发生什么？上帝啊……，那这个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力量可能甚至——我是说，你让八亿中国人在一个有效的制度下工作……他们将是这个世界的主导。”在我们的时代这个预言正在成为现实。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得益于亨利基辛格的努力对于美国来说还是有益而非有害。在这本书里他已经为他的继任者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指南以继续自他开始的中美“共同进化”。
张一凡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