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意识形态，就是左的思想
这个说法对吗？
如果说的对，那么现在不是文革了，就是右了。文革已是历史了，而我们无法回到历史当中去。那我们就只能一直右下去，想变也变不了？一变就会到历史当中去了。
未来就一次性地停在了这样人的口中，瞬间成为了历史。
如果只把意识回到文革，那是文革吗？恐怕首先要把黄，毒，贪，先消灭一番才能达到文革的状态吧？就算我们能再次进入文革，它的意识形态也是有左右。只有左的世界用不上这个字，那个是完全统一的思想，或者说它什么都行，反正都一样，人们看不到不同。
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用历史，现实，未来，这样划分的话，
文革就不一定‘总’是左的思想。现在我们认为它左，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思想右。
要是我们左了，就会认为，文革的思想又右了。
当时也会有左右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会有。
因为人们不可能不犯错误。人们的成功都是用错误来标记出来真理的痕迹，使得真理显现人 们面前。真理是存在的，但不自动显现。不是象宗教宣传那样，显灵来指导民众走到天堂。
人间正道是沧桑，形象地描述了历史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动态前进过程，也是个痛苦的过程。文革无疑也是中国人追求真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意识形态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呢？
这个左右主要是方向上的判断，不是程度上的判断。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能死人，谁能说死的程度不一样？错误带来的危害程度都不相上下，无从比较。
文革指向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是当时追求的终极目标。
结合当时的主要引发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看，它指明的具体方向毫无疑问也是对的。它指明了共产党的干部也会犯错，尤其是大干部最容易。因为大干部要时刻同时把握大方向和具体现实问题的方向，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比较难把握。
这个比较难把握就只好到文化上去找原因，因为人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独立存在，必然是社会现实和历史作用的产物，必须要能挣脱束缚也要保持不要走到另外的束缚当中去。用个比较烂的词汇就是，不要左也不要右。
[与不追求共产主义的人的最终目标不同，他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方法。]
是什么原因使得干部问题变得如此重要呢？
当时大多数的共产党人都是有群众支持的，因为他们是从群众来的，成绩是实打实地摆在那 ，很有说服力。群众也确实和共产党一条心的，是很想听领导的指示，达到了盲听盲信的地步。对错都集中到了领导人的正确性上了。但如果他们领导能力不好，方向引导错了，具体问题就来了，大的方向也因此受到影响。干部好坏，主要指认识问题本质的能力，这是解决当时会不会做错的重要因素。
标准主要是看是否脱离群众，成了用官人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看实际问题 ，分析问题，以至失去了指导意义。
沟通不能离开实际，辩论不能离开现实。问题的解决不能靠等，离开现实远了，就不容易抓住本质，‘等有了高深理论’也不自觉地成为‘背’理论。等到了，离现实远了，用不上了，再等。很多时候不能直接用上，不想忘只能背，想用还要再结合实际，又是个等待的循环，最终‘背’打败‘用’，屡背屡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挣脱背理论的束缚，真正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的干部必须要有此润之矛的精神。
这就要求干部必须从群众来又会到群众中去，形成有效率的沟通基础。人民监督是个关键条件，其一就是防止干部单独存在去偷懒。
张子善那样的问题当时不是很多，却是个很坏的苗头。说明了‘人民监督’不够，自己监督自己不可靠。以往的经验和成绩不可靠。从这个事情上看，润之矛当时就下了决心要实行人民监督的方法。推广决心的坚决程度可以从1952之后到贪污屡禁不止的事实当中反映出来。可以肯定地说，1976之前，贪污少，老百姓不认为当时的贪污成为了严重的社会公害。
出了事再解决，可能有个结果，但不能防止损失的发生。一个人犯错后改了，另外一个还犯错，还是同样的错误就还有损失发生。未雨绸缪是必须的，人民监督也是关键条件。大家参与，大家学习，大家受益。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好处。
政治活动中，坏苗头基本都能及时制止，但没有可靠方法是不行的，还会犯错误。所以发动文革，找到预防和及时改正错误的方法，教会老百姓保证自己社会的稳定繁荣，这对热爱中国的润之矛来说就是必然的。
错误主要是两类，一是方向错
做个比喻，就如同你在山头看到对面的山头上的美丽女子，她的美丽和感人的故事使你下定决心，穿山过河，向你心爱的人的方向前进。
具体的行进方向变了又变，路途越长变的越多。具体的方向和最终的方
向在特定时期是不同的，这是难点。为了不迷失大的方向，每次走了一步之后都要看看最终的目标，结合实际调整具体的方向，以便最终走到希望到达的目标。
大的方向就是文革所说的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性质问题。找方向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如同地球上的人总是面朝东方，但脚下的路的延伸方向变化不定，路上的人既坚持沿着能走的路走，也时时坚持面向东方，不断挑选能保持接近目标的路。这个过程说的是具体的路线问题上不犯错误。
方向有了，接下来就是解决这个方向，即当时的路线问题和工作方法之间都要兼顾的问题。 只强调经验，不变更方法就比较容易犯右的错误。只强调大的方向不兼顾具体问题的小方向的调整，就容易犯左的错误。
分清现实和最终的方向，同时也要结合两者来解决具体问题。所谓结合就是要知道按照大方向及时调整小方向。方向是干部领导主导的，他们调整错了，尤其大方向错带来的问题就很严重。
二是方法错
成绩讲够，错误说透。看来明白，实际糊涂。错在强调了方法，忽略了方向。解决问题的方法里不说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成绩和错误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从成绩走极端，看看政绩工程。这样的领导多了，定是小问题变大问题，老百姓的问题没解决。
从错误追求极端，看看现在的律师。现在的律师比这做的更绝。尽量说好的，能力关键看能隐瞒多少材料不说。错误不说，本质更不关心。没有极端可走就到处疯喊。不说本质说对错有什么意义？没必要判断对错还要法律干什么？茶馆不好去非去法庭站着？
润之矛用过‘人至察则无徒’来警醒干部。如果公安局，检察院的人，也来个以对抗为美，不顾本质，细细划分，人人都是独立的人，且都不一样，人也就失去了人的本质，没有必要有人这个概念了。法律也都是一次性的，用了就可以扔了，要律师干什么？脱了裤子放屁嘛！ 一头扎进孤立中的人多了，尤其是这样的名人多了，社会就乱套。
认清本质要一分为二，也要合二为一。这个统一，对中国社会来讲，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如果律师完全以个人的名利为出发，以胜诉为全部追求。社会会什么样？
暂时看他的客户可能是得到利益的，但别的人就会继续走极端，让更大的错误发生来获得利益，因为律师为了胜诉是什么都干的。后来的客户带来的更大的错误，必然是要让社会中的其他的人来承担，保证自己获益，否则就不干，也不找律师了。
每个人都这样拼命给别人带来损失，前仆后继，社会中有谁还能受益呢？中国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让律师专门玩游戏他人的游戏？
中国存在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存在，而不是让个人利益最大化走到疯狂，迫使社会解体。
偏离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心成绩和错误就没有必要了。
以前的和现在的问题，充分说明了文革的方向选择是正确的，现在仍然对中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凡是要实践，要达到成功，就要不断纠正理论上的不符合实践要求的地方，甚至它存在的瑕疵，犯错要改。具体该怎么改，没有固定的方法，但联系实践期间的实际情况是必须的，分析重要问题，抓主要的矛盾是必须的。
润之矛瞄准的具体问题，就是干部问题。如果干部领导方向错了，不能时时把握共产主义的大方向，不能把具体的方向和长久的方向有效分开，也不会结合起来。错误是迟早要发生了 。
群众不知道自己是盲信，干部很骄傲，不知道错误离他们很近，自认为革命经验多没问题。 这都说明群众和干部犯错的原因主要是思想问题，文革就是要从文化上改进。让群众能主动思考，让干部能主动回到群众去，这样大家看到的方向才能一致，才能面对同一个问题，沟通才能有效建立，人民监督也就能有的放矢。突破这个困难，1949指明的最终目标就会比以前更清晰，人们看的也更明白。
正确的思想实际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发生激烈辩论的思想，因为历史证明人们认识真理是个痛苦的实践过程，也是发现真理的过程，引发争论是正常的。
历史，现实和未来都会印证文革，它的思想就是‘正’。正对了中国人文化上的缺点，缺少实践真理的实际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