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樊纲说出“基本的事实”
卢麒元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在成都的一个论坛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与听众的互动环节中，有人问他对郎咸平“政府投资4万亿的方向是个错误”的看法，樊纲痛斥道：“他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我不想评论这件事！”
这 件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在关注樊纲的言论。我希望他能够说出郎咸平所不知道的“基本的事实”。老实说，我很想知道他所说的“基本的事实”。老老 实实地说，人民群众更想知道这个“基本的事实”。然而，樊纲却始终没有说出这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开始忧虑了，难道真的存在一个不可告人的“基本的事 实”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其博客上以《我对“郎咸平现象”的看法》为题，表达了对郎咸平的看法，并指出，“郎咸平现象”反映的是大众普遍缺乏思考，普遍表现为阿伦特感到切肤之痛的“平庸之恶”。
汪丁丁很有才。他也没有说出“基本的事实”，却指责“大众普遍缺乏思考”，最后归结为“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是一个好词汇。我带者好奇心，阅读了汪丁丁的一些文章，我想寻找他们的“高贵之仁”。很扫兴，除了一堆的洋人牙秽，我找不到一丝的高贵，更看不到一丁点的仁。
经济学是一门学问。经济学家就是解释经济现象的专家。经济学家有责任告诉大众“基本的事实”。经济学家有义务启发“大众普遍思考”。如果，经济学是一种宗教，经济学家是传教士，我们就不用思考了，我们顶礼膜拜就是了。
既然你们认为郎咸平不懂宏观经济，那你们为什么不教授一点儿宏观经济知识给他呢？你们为什么不面对面与郎咸平PK一次呢？至少，你们应该用你们的“高贵之仁”来揭示大众的“平庸之恶”。一句“我不想评论这件事！”看似傲慢，其实是怯懦。
“四万亿”这件事情，不用太久就会有结论了。有些事情，经济史比经济学更有说服力。
笔 者有一点儿财政学知识。传统的财政学中，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概念，所谓的“积极”，不过就是“扩张”而已。扩张型财政政策是非常规经济政策，是不 得已而为之的权益性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若非遇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例如战争和灾荒），绝对不能轻易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道理很简单，任何扩张型财政政 策都是透支型财政政策。向谁透支？向子孙透支！中国人有句老话：饿死不吃种子粮。所以，古今中外十分罕见“积极的财政政策”。
樊 纲等如果真的懂宏观经济，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可能非常严重。经济史证明，大凡积极推行扩张型财政政策的政府，极少有机会善终。政府今天的财政扩张行为，意味 着明天的通货膨胀。政府的财政扩张行为，非常容易固化，并形成路径依赖。一旦政府反复进行财政扩张，恶性通货膨胀就无法避免。古今中外，无数的政府就是因 为不懂得财政自律，最终破产了。樊纲所说的“基本的事实”，到底是说历史还是说现实呢？
笔 者不认为樊纲读懂了凯恩斯。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的理论包含了三个前提假设：第一，市场是有效的；第二，政府是有钱的；第三，通货是紧缩的。在这个特定前提 假设下，政府增加投资可以产生“乘数效应”，从而拉动“有效需求”，刺激经济适度增长，进而保障一定的就业水平。如果，三个前提假设不存在，政府强行干预 经济，恐怕就不会产生“乘数效应”，而是导致生产效率递减，从而使国民经济陷入更为深重的危机。
笔 者必须指出，“四万亿”与凯恩斯主义没有必然联系。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经典的政策劫持。政策劫持的直接结果，就是逆向的财政转移支付。特殊利益集团通过 “积极的财政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普通国民的国民福利被严重地透支了。普通国民将在恶性通货膨胀中发现，他们的子孙将为昨天“积极的财政政策”付出惨 重的代价。郎咸平看到并指出了一些人邪恶的“高贵之仁”，所以郎咸平有幸与大众一起变成了“平庸之恶”。
汪 丁丁的话没有全错。中国的大众确实普遍缺乏思考。否则，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反对一些人的“高贵之仁”的。中国的大众太善良了，他们居然轻信了“积极的财政政 策”。他们不知道，“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就是预支老百姓的“未来税”。通货膨胀来了，老百姓终于开始被征税了。虽然，拥有“高贵之仁”的经济学家们并不 告诉大众通货膨胀就是不折不扣的百姓税。
我们期待着樊纲早一点儿说出“基本的事实”。在等待樊纲说出“基本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樊纲的高论：“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就这几句话，足以让人见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高贵之仁”了。
中 国的大众不会永远地“普遍缺乏思考”。中国的大众需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四万亿”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关系；第二，“四万亿”与救美国的关系。如果， 真的没有关系，仅仅是因为“不懂宏观经济”，从而导致国民福利和国家利益受损，大众或许可以原谅他们。否则，大众真的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是“平庸之 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