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涌
摘自2011年第6期《世界知识》
资本是个复杂的东西。就一般经济视角看，它是一类资源、生产要素，应当是个好东西；从人文视角看，则是个坏东西，著名作家狄更斯笔下那个“悲惨世界”就是资本肆虐的世界；从政治视角看，可能是个好东西，也可能是个坏东西，人民政府可以用钱给大众办好事，腐败政府则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资本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原始资本来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岂止是一般的坏东西，实质就是一种罪恶。垄断资本恰如洪水猛兽，但是若有效掌握在政府与国家手中，也可以“取那善果，避那恶果”，造福国家与大众；倘若掌握在私人手中，任由驰骋，则会奴役大众，甚至危害国家，祸患无穷。
垄断资本——钱力无边
现代国家通常存在或潜在三大力量：政治力量（或曰权力）、社会力量（或曰民力）与市场力量（或曰钱力）。从世界经验来看，那些治理比较成功的国家——兼顾经济效率、社会正义、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力量相对处于均衡状态。在三大力量中，最不老实的就是资本力量。资本有一个与生俱来、永不改变的动机，用经济学语言表达即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应是资本可爱也是可憎之处。就本质而言，资本是自私的、贪婪的、缺乏人性的。“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正是贪婪，使得资本始终有超越政治与社会力量制约、成为独占或垄断一切力量的强烈冲动。
俘虏政府。资本操纵政府由来已久，上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柯立芝的名言——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30年代，垄断资本的贪婪直接导致世纪“大萧条”。罗斯福总统以此为契机，向垄断资本宣战，让“太大而不能倒闭”成为“太大而不能存在”，开启影响久远的“罗斯福新政”。但是，资本突破权力的束缚一刻都没有停止。资本通过向政客捐赠“软钱”，逐一俘虏了政客，量变引发质变，最后俘虏了政府。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大、标榜最为民主的国家，实行着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的绝对统治，政府成为资本的玩偶。由垄断资本积极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明显伴生物，即腐败全球化。垄断资本用钱力开道，一个个糖衣裹着的炮弹，不是核弹，胜似核弹，将东道国有些高官炸个人仰马翻，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尤其是涉外经济部门，成建制地被跨国垄断资本俘虏。因此，那些超热烈地拥抱全球化、膜拜资本的国家，无一不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跨国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的附庸。
征服劳工。在私有制下，资本与劳工可谓“天敌”。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源泉，资本首先要驾驭、征服劳工，才有可能获得财富。资本征服劳工用心良苦，一是用“失业常态化”使劳工之间为有限的岗位而相互竞争。二是用所谓“滴漏效应”蛊惑人心，即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渗漏”方式，最终令大多数人实现富裕。很显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问题是，在长期内“我们都死了”。三是操纵舆论，鼓吹“政府是问题的源泉”，民众自由与政府威权始终对立，而自然人的命运与企业法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将劳资矛盾转移为大众与政府的对立。四是必要时直接操纵政府压制劳工。五是鼓吹、推进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征服劳工。
控制媒体。在西方，媒体常被誉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但是，媒体原本就没有真正“独立”的，总是隶属于某类利益集团，或直接成为政府的喉舌。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利用其强大钱力，竭尽全力向媒体渗透，越来越多的媒体由此被直接控制或被间接影响。
垄断资本不仅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强大的竞争力，还有强大的渗透力与强大的战斗力，对外实行扩张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公司帝国”，其势力无所不在，行动无所不能，攻坚无所不克。一些政治家、社会精英、知名学者纷纷屈从资本，时时处处生怕没有跟随“公司帝国”这一吹笛者的节奏起舞。
资本在中国的扩张与嚣张
自古以来，中国商人都懂得，权钱交易是实现发财致富的终南捷径。权钱联姻导致腐败猖獗。对于中国“发展越快，收入差异越大”的根本原因，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诸多精英们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不同方法、结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来剥夺无权状态的社会大多数，实现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
中国一些民族资本同样甚至更加贪婪。改革开放，中国实行经济转型，很多资本通过深挖社会主义墙角而发家致富，或通过极大压低劳动者的报酬而实现积累，或通过钱权交易而实现壮大。因此，中国的资本“原罪”色彩浓重，迄今蚕食国有资产、压低工人工资、权钱交易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近年来不断曝光的“黑砖窑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显示中国一些民族资本在原始积累阶段非常甚至更加贪婪。
中国一些民族资本同样甚至更加残酷。按照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工人的工资由维持劳动者自身生活所需、养儿育女所需与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所需三部分构成。但在中国，资本长期雇用廉价的农民工，工资并不包括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所需以及劳动者受教育及训练的费用，工资报酬被长期重压在最低线。在繁荣的珠三角，农民工的工资甚至几十年没有什么变化。
中国一些民族资本不道德而且愈发嚣张。2010年的腾讯和360之争，表面看来是两家科技公司为市场而争夺，其实质就是资本之间为利润而争夺，在这一争夺过程中，丝毫没有顾及消费者的利益。中央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刚刚颁布，一些房地产商立即纠集某些专家学者、媒体与官员，丝毫不隐藏“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向中央政府叫板，蔑视政府权威，蔑视大众权益。
不过，与跨国垄断资本相比，中国一些民族资本的贪婪与嚣张还是“小巫见大巫”。不同的资本所包含的势能是不同的，跨国垄断资本在资金实力、专利技术、经营管理、政府公关、政治渗透、贿赂腐败等诸多方面占据优势，其嚣张度与扩张力更是难以言表与形容。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跨国垄断资本对中国官员的腐蚀愈发严重，不仅长期雇佣诸如“郭京毅”这样的官员，而且相关官员所在的部门，往往也成建制地被拖下水。中国企业发债需要外资补充审计（见《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2001年）；专门为外资企业而开放中国直销市场（见“直销管理条例》，2005年）；中国境内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见《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06年）；等等政策法规，充满对本土资本与机构的歧视，而颁布这些政策法规的竟然是中国的政府部门！
汇丰银行，历史上配合英帝国搞侵略扩张，对中国做了无数坏事和丑事。新中国诞生之际，汇丰在内地全部业务移到香港；在香港回归之前，总部搬到英国。汇丰在幕后操纵某“爱港爱国”人士，在中国内地大肆进行地产开发，赚取无数钱财。更为“离奇”的是，汇丰不动声色，略施巧计，就将一个多年来得到政府全力支持的“中国平安集团”收入囊中，并且依旧打着“中国”的旗帜。荒唐可笑的是，我们一些“可爱”的财经官员，至今还将这个“平安集团”当成中国的，而且还以国有企业“礼遇”。
中国：跨国垄断资本的乐土？
多年来，中国为了经济建设、GDP增长，长期用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甚至是“廉价主权”（超国民待遇）换取资本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的青睐，在珠三角的东莞市某镇，甚至特许开辟红灯区。在华外国资本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要深入中国经济腹地很快就有“进一步提高中国开放水平”。
全球化经营。多年来，中国以“在华外资企业即是中国企业”的实际操作手法、给予“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改革开放前已形成的独立的工业体系迅速解体，中国加入了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的贴牌加工厂。
全环节利润。依照国际经验，在完善的“产品——商品——消费品”流程中，各环节实现利润基本一致。中国却是“大制造”、“小流通”与“低消费”，将丰厚流通、零售利润送给跨国垄断资本，任由联合包裹、三井商社等外资物流企业在华驰骋，放任沃尔玛、家乐福等跨国零售巨头在华扩张。然而，中国的“大制造”获取的是“低利润”，“中国制造”出口平均利润率仅为5%。跨国垄断资本在华的业务，贯穿了整个产业链，并采用参股、控股、联盟、上下游整合等诸多方式，控制了从研发、投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因此可以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法，轻易获取垄断利润。
全市场覆盖。跨国垄断资本有着“水银泻地”般的渗透力。当今中国，只要是引进市场化的行业，都能隐约见到跨国垄断资本的影子。在“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领域，跨国粮商的经营面面俱到，不仅有研发、种子，还有农药、化肥以及各类农产品与食品成品销售；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不仅做农产品，还做相关工业品，做金融投资，做地产投资。这种多样化经营，不仅可降低风险，更重要的是可以相互呼应，操纵市场，如利用期货市场打击现货市场，或利用现货市场影响期货市场。
全方位控制。跨国垄断资本的本质特征就是要垄断，要独占，要控制，而且是全方位控制。跨国垄断资本通过资金、技术专利、经营管理、系统营销、“超国民待遇”等优势，使中国诸多民营资本成为其附庸，成为其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一环。在华跨国垄断资本不仅“拿下”了一个又一个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还通过持股直接控制或以广告利润间接诱导一个又一个境内媒体，如著名的XX报系以及一些门户网站，36小时即可炒热某一话题，由此操纵国内社会舆论，影响大众思维与政府决策。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跨国垄断资本不断通过舆论、学术、高等教育等渠道，用自由主义来“刷新”中国人的思想，培育出大批信奉“华盛顿共识”的人才，以此来引导、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影响甚至要控制政府决策乃至立法，制定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与法律。
因此，必须节制资本，尤其是要节制跨国垄断资本。所谓“节制资本”，是指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来节制不断扩张与日益嚣张的资本，节制资本与权力联姻，使权力、民力与钱力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节制资本”是个老话题，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是在中国倡导“节制资本”的先行者。他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民生主义之要义，即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土地国有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既能“防资本家垄断之弊”，又可“合全国之资力”以发展实业。
在全球化进程起伏跌宕、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似乎越来越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驾驭而不是放任垄断资本，要努力“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环球视野》第358期，摘自2011年第6期《世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