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老王从海峰处回来，我问老王情况怎么样，老王说海峰跟他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联络玉琳，以后不会再去烦她了。
可是海峰已经交过好几期的广告费。在接下来几周的副刊广告页上，那则占据好几个广告位的寻人启事仍然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果然几个老友开始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先是老友周越的太太吴婉云，她是比较活跃的人，平时也好八卦。婉云说：“李芳，你知道吗，海峰正满世界找玉琳呢。现在找到了没有，你有点消息吗？”
我说：“我也看到广告了。没什么消息。”
婉云说：“这么看来，玉琳真的是躲起来了。她可真心狠啊，难怪海峰的妈妈一口一个‘孽媳’地说她，老太太还真没说错。”
我吃惊地问：“海峰的妈妈？她最近跟你联络了吗？”
婉云说：“老早以前了，他们还在这儿的时候。聚会过几次，老太太一有机会就跟我唠叨，回国前还打电话跟我数落玉琳呢。她唠叨了那么多，开始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后来还说玉琳拿了家里的钱要出走。这种事我没事也不好到处搬是非，一直都没跟你说。要不是海峰这广告，我都忘了。这么说玉琳真的不应该，婚是离了，那孩子人家也有份的，怎么能躲着不见呢。”
我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能全怪玉琳。”
婉云说：“一个巴掌当然拍不响，不过从这事上就能看出她果然不简单，真做的出啊，不管怎么说，对一个没剩几天生命的老太太，她有什么疙瘩也不能做事这么绝。哎，她跟那个小伙子是关系不清爽吧？”
我说：“不能这么说，玉琳和杰克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工作上有合作，生活里我打保票他们很清白。”
婉云说：“你怎么知道？这事又不是新闻，老太太一早都跟我说过。人心啊，没有大事发生你还真看不出一个人。李芳，你不是在犯糊涂吧？”
我心里说：你糊涂，你们全家都糊涂。可我记得玉琳的嘱托，只能哼哼两声。婉云没有挖出猛料，悻悻地收了线。
另一个好朋友，吴秋红也打电话给我。她认定我是知道玉琳联络方式的，因为玉琳去悉尼前只有我们知道情况。
秋红说：“李芳，你有机会就劝劝玉琳，人生要学会放下，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她的孩子以后会为妈妈的宽容大度而骄傲。海峰的第二次婚姻也不幸福，生活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惩罚，玉琳还要怎样呢？人太想着自己也不好。”
我实话实说：“我找不到她。她好像换电话了。”从上次玉琳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后，我的确再也没能通过那个号码找到她。
秋红最后说：“为一己之恨阻拦孩子跟父亲这边的亲人交往，作孽。人在做，天在看啊。”
我忍着想要对骂的冲动，没再表态。秋红义愤填膺地放了电话。
而事情却仍然没有终结。根据老友周越的提醒，那个寻人广告，被好事之徒贴到了海外华人经常爱去的一个网上论坛里，并以此为例写了一个评论文章“婆媳之争，孩子何罪？”文中说：“年轻一代华人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太少，以至于婆媳问题日益尖锐。做母亲的以此方法教育下一代，恐怕终有一天哭的是自己。”
因为婆媳话题的敏感性，那个论坛一下涌起多个讨论婆媳矛盾的帖子。有一个媳妇问：“天啊，我婆婆和我老公联合欺负我，我怎么办？”下面一串跟贴说：“学习聂玉琳，先抱着孩子躲起来，再找律师打官司。。。”后面又有跟贴说：“坚决反对聂玉琳的做法，让孩子牵扯进大人的矛盾，作孽。”聂玉琳这个名字，俨然成了悍媳、孽媳的代表。
我默默地看着这些文字却不能出声，执行着玉琳拜托我做的最后一件事：保持沉默。是谁说过谣言止于智者？是谁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只看结果不管过程的围观者、当无知无明的人群成为自以为是的“道德捍卫者”，我只觉得这个世界浑沌一片。
远在安城的陈阿姨却不知道这些。当海峰终于在家人的催促下空着两手回到陈阿姨的身边时，她已经不能说出话了。她默默地看着海峰，指了指照片上的安妮，和枕头边的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的是钱。只是她不知道，这些钱再也送不出去了。
陈阿姨走的时候很凄凉。她平时人际关系不好，娘家和婆家都没有人来看她，只有她退休前所工作过的西湾河小学的一个教导主任和两个老师来了一下。海峰和海虹料理了后事，海虹提出海峰回国帮着照顾父亲，海峰却没有同意。海虹说：“你是不是也该尽点义务呢？”海峰说：“这样吧，你照顾父亲，以后他们的那套房子卖了，钱都归你。”海虹听了这话就哭了，骂哥哥说的不是人话。秦伯伯气得要揍他。海峰却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离开家就回了澳洲，从此再没有回过安城。
（本故事纯属虚构，朋友们不必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