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恨绵绵
曾宁
唉，乡愁，多么陈旧的字眼！ 乡愁，又是万古常新的情愫，我去国多年，回去多次，仍旧纠结于斯，绵绵无绝。
我儿时的记忆由无数的青苔铺成，黛绿色的低级植物，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占领了暗红色的砖墙上还不罢休，蔓延过弄堂后院密匝匝的丝瓜花和喇叭花，企图爬上电线杆。爬山虎底下，是它把一幢幢日据时代的连体别墅彻底染绿，也是它，蔑视岁月一年年涂抹在过道上的土黄色，执拗地要加上一份清新。
儿时弄堂里，道路每天是一如既往地干净，落叶和尘土及时进入掌扫人的垃圾桶。青苔一般的扫地声，刷刷刷，在凌晨的梦境中搔着。
弄堂的女人们傲然穿行在干净的街道上， 她们对待容貌一丝不苟。从前，灰不溜秋的“红卫装”外衣，从领口不经意地翻出俏丽的花边。清汤挂面式的短发，末端老是无意地往里卷曲。男人们昂首挺胸身穿蓝布工装，最好戴上有血般鲜艳的“文攻武卫”字眼的袖章，至于领口袖口，则是挺刮之极的雪白，上海人都知道那是假领子和假袖口。
年幼的我们没来得及学会这等“穷则思变”，早晨一个荷包蛋一碟咸菜一碗泡饭，匆匆上学。在一号的门口，梅已经在等我。她家是印尼华侨，她是公认的好学生，从不迟到；五号，栩栩也匆忙出来，背后追着她外婆的埋怨：“还没有吃早饭呢”，老实的栩栩回头甩一句：“来不及了”。栩栩何尝不知道，她妈妈因为出身资本家，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安徽农村，她也在低矮的茅屋出生，注定她只能有农村户口，尽管已在上海“借读”了的好几年。弄堂里最漂亮的晴，也慌忙奔出，嘴里嚼着好吃的零食。
我们一群麻雀似的小姐妹，在我外公的带领下，慢慢走向路口的小学。我们的步伐越来越快，外公渐渐拉在后面。直到有一天，笃信基督教的外公的身影永远消失在弄堂口。人们这才惊觉，每天凌晨为什么再也没有刷刷的扫地声？
栩栩的户口没有着落，她必须离开上海，她的哭声在我童年的记忆划下深深的痕，那份伤心那份绝望，令一旁不相干的大人也落了泪。我们借此惊恐地发现，“外地”意味着贫瘠落后，而不是书本里的牧童村笛，柳暗花明。我的童年伙伴中，唯一在“外地”生活过的栩栩，为何这般怕离开上海？络绎不绝来上海的外地亲戚，有意无意都回答了我的这个疑问，“外地”就是乡下，乡下无疑是“落后”的；乡下人无论衣着打扮，吃喝用度还是谈吐，都比阿拉差一大截。更让我们焕发优越感的是，“乡下人”毫无例外地梦想着上海户口，在月工资35元可以养活一大家子的时代，上海户口的价码，是两万元外加过硬的“上层关系”。
栩栩的哭声，在弄堂尽头细成晨风的低语。同一天，在灿烂的阳光下，我搬进大学分配给爸爸的新公房， 在大学城里，我接触到了“海外”。那时，大学生们争相出国，尽管官方传媒讲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恐怖。第一批东渡者带着沉重的“大件”回来，手持厚厚的“兑换券”出入外汇商店，羡煞多少人！所有的官方宣传立刻被击溃，原来上海之外，还有更美好的净土！上海的出国潮一浪紧接一浪。
晴第一个出嫁，对象是一位帅气男生，他是最早的“海龟”，来自日本，他拿出打工挣来的“巨款”，在上海建立服装厂。出身于商人世家的晴，踌躇满志地下海，第一桶金捞得非常顺利。九十年代初期，一些微妙的变化浮现了。海外的大笔投资注入上海，我们小时候羡慕不已的“中外合资摩天大楼” 渐渐多起来，“土鳖”的生意开始经受跨国企业的挤压。晴的女儿刚刚出生，晴就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另辟蹊径，出走澳大利亚，甘于当“黑市居民”，那一“黑”，竟然持续十八年！
同一年，我放弃了演艺事业，走向美国，走向传说中的天堂。行李不多，但是步履维艰，只为那瞥一眼就无法放弃的大上海。
果然，到了美国第一天，我就嚷着回去：“天下最好的地方是上海！”
不过，我很快学会等待。那天，我坐在没有一丝流云的硅谷蓝天下，对自己说：“既然来了，拿到绿卡再回去吧！”风吹树响，沙沙有声，那嘲笑我居然没有听出来。 绿卡拿到，上海那边热火朝天地建设浦东，我说：“攒够安家的钱，才能回去。”在上海要多少钱安个家？那时两百万差不多了。可是，钱没攒齐，儿子出世了，稚嫩的哭声死死缠住我。我说：“等孩子大一点吧。”孩子大了，大到理直气壮地对我宣告：“我绝对不去中国，那不是我的家。”我叹口气：“等儿子上大学吧。”
我知道，这辈子只能无穷无尽地等，等到万事俱备，而青丝成雪，等到我不复是我。我被割成两半，一半属于家庭，另一半带着颗半死不活的心。
尚堪告慰的是，我可以回去，乡愁不可一锅端，但不妨在短期内扬汤止沸。今年六月，在迟来的梅雨中，我回到上海。
当年，栩栩赶上浦东开发的早班车，放弃外地省城房地产公司经理的位置，在上海打拼，先从最底层做起，沿街送广告，竟然有了起色。当她历经千辛万苦买下房屋，把自己的女儿送进贵族学校时，却惊觉年华老去，年轻的女大学生取代她的工作岗位，她失业了。此后四处求职，均遭白眼，40多岁，没有任何靠山的女人，在上海打拼谈何容易，经验和皱纹一样，成了负资产，她只好卖掉房屋，迁回省城。
我回来那天，栩栩刚刚离开。我望着从前她住的房子， 她童年时离去的哭声，又一次从心底深处响起————－
我的另一个童年伙伴梅，原本在上海一所小学当教师，在八十年代末期，辞职去了机会最多的深圳。这位稳重端庄的女人，很快受到老板娘的重用，被提拔为老板的助理。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上海女人，在商场游刃有余，不久便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老板娘事后才明白，“端庄稳重”的女人原来是原配的最大威胁！20年过去，不知经历多少坎坷险阻，忍下多少委屈欺侮，梅终于“转正”——和老板结婚了。梅怀着身孕兴致勃勃地回到上海弄堂，她说要让孩子定居在这个城市，上海，是别处绝难取代的地方。然而，这位高龄产妇很快流产，她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只是为了守候那个有妇之夫，同时，她和我一样，错过了上海滩多少春华秋实，物换星移。
还有晴，18年苦熬，18年期待，晴的心是不是被磨得坚硬如铁？她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大赦，可以自由出入那个国度和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却因没有中国护照而进不了国门。今夏她只能在香港跟父母和女儿见面，女儿18岁了，比当年的晴还要水灵，但早熟，敏感，一如成年人。晴的终生之痛，就是错过了女儿最珍贵的童年。
晨曦浸满了弄堂，市声隐隐然，从远处滚来。我童年的弄堂，被一位有钱有势的大款买下一部分，拆迁一如兵燹，满目败瓦残垣，幸存的房子，也受波及，到处是裂缝。下一步则要大兴土木，不朽的青苔，将被埋葬。
“正在谈判，可能要全部敲掉重新建。”舅舅说。“这弄堂有多少年了？”我问。“我出生前就有了，至少60多年了吧？搬来时我才5岁，整整齐齐的七间联体别墅，大红的砖块，青色屋顶，前后院开满灯笼花，四周绿草成茵，我只顾乐，忘记好好欣赏了-----”舅舅望着被毁坏的水泥地，声音低下去。
上海人说，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就是上海，离开的人们，都梦想有一天衣锦还乡。然而，离开了，就很难回来。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只是，弄堂里的青苔，在新建筑群里消失了。
曾宁
唉，乡愁，多么陈旧的字眼！ 乡愁，又是万古常新的情愫，我去国多年，回去多次，仍旧纠结于斯，绵绵无绝。
我儿时的记忆由无数的青苔铺成，黛绿色的低级植物，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占领了暗红色的砖墙上还不罢休，蔓延过弄堂后院密匝匝的丝瓜花和喇叭花，企图爬上电线杆。爬山虎底下，是它把一幢幢日据时代的连体别墅彻底染绿，也是它，蔑视岁月一年年涂抹在过道上的土黄色，执拗地要加上一份清新。
儿时弄堂里，道路每天是一如既往地干净，落叶和尘土及时进入掌扫人的垃圾桶。青苔一般的扫地声，刷刷刷，在凌晨的梦境中搔着。
弄堂的女人们傲然穿行在干净的街道上， 她们对待容貌一丝不苟。从前，灰不溜秋的“红卫装”外衣，从领口不经意地翻出俏丽的花边。清汤挂面式的短发，末端老是无意地往里卷曲。男人们昂首挺胸身穿蓝布工装，最好戴上有血般鲜艳的“文攻武卫”字眼的袖章，至于领口袖口，则是挺刮之极的雪白，上海人都知道那是假领子和假袖口。
年幼的我们没来得及学会这等“穷则思变”，早晨一个荷包蛋一碟咸菜一碗泡饭，匆匆上学。在一号的门口，梅已经在等我。她家是印尼华侨，她是公认的好学生，从不迟到；五号，栩栩也匆忙出来，背后追着她外婆的埋怨：“还没有吃早饭呢”，老实的栩栩回头甩一句：“来不及了”。栩栩何尝不知道，她妈妈因为出身资本家，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安徽农村，她也在低矮的茅屋出生，注定她只能有农村户口，尽管已在上海“借读”了的好几年。弄堂里最漂亮的晴，也慌忙奔出，嘴里嚼着好吃的零食。
我们一群麻雀似的小姐妹，在我外公的带领下，慢慢走向路口的小学。我们的步伐越来越快，外公渐渐拉在后面。直到有一天，笃信基督教的外公的身影永远消失在弄堂口。人们这才惊觉，每天凌晨为什么再也没有刷刷的扫地声？
栩栩的户口没有着落，她必须离开上海，她的哭声在我童年的记忆划下深深的痕，那份伤心那份绝望，令一旁不相干的大人也落了泪。我们借此惊恐地发现，“外地”意味着贫瘠落后，而不是书本里的牧童村笛，柳暗花明。我的童年伙伴中，唯一在“外地”生活过的栩栩，为何这般怕离开上海？络绎不绝来上海的外地亲戚，有意无意都回答了我的这个疑问，“外地”就是乡下，乡下无疑是“落后”的；乡下人无论衣着打扮，吃喝用度还是谈吐，都比阿拉差一大截。更让我们焕发优越感的是，“乡下人”毫无例外地梦想着上海户口，在月工资35元可以养活一大家子的时代，上海户口的价码，是两万元外加过硬的“上层关系”。
栩栩的哭声，在弄堂尽头细成晨风的低语。同一天，在灿烂的阳光下，我搬进大学分配给爸爸的新公房， 在大学城里，我接触到了“海外”。那时，大学生们争相出国，尽管官方传媒讲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恐怖。第一批东渡者带着沉重的“大件”回来，手持厚厚的“兑换券”出入外汇商店，羡煞多少人！所有的官方宣传立刻被击溃，原来上海之外，还有更美好的净土！上海的出国潮一浪紧接一浪。
晴第一个出嫁，对象是一位帅气男生，他是最早的“海龟”，来自日本，他拿出打工挣来的“巨款”，在上海建立服装厂。出身于商人世家的晴，踌躇满志地下海，第一桶金捞得非常顺利。九十年代初期，一些微妙的变化浮现了。海外的大笔投资注入上海，我们小时候羡慕不已的“中外合资摩天大楼” 渐渐多起来，“土鳖”的生意开始经受跨国企业的挤压。晴的女儿刚刚出生，晴就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另辟蹊径，出走澳大利亚，甘于当“黑市居民”，那一“黑”，竟然持续十八年！
同一年，我放弃了演艺事业，走向美国，走向传说中的天堂。行李不多，但是步履维艰，只为那瞥一眼就无法放弃的大上海。
果然，到了美国第一天，我就嚷着回去：“天下最好的地方是上海！”
不过，我很快学会等待。那天，我坐在没有一丝流云的硅谷蓝天下，对自己说：“既然来了，拿到绿卡再回去吧！”风吹树响，沙沙有声，那嘲笑我居然没有听出来。 绿卡拿到，上海那边热火朝天地建设浦东，我说：“攒够安家的钱，才能回去。”在上海要多少钱安个家？那时两百万差不多了。可是，钱没攒齐，儿子出世了，稚嫩的哭声死死缠住我。我说：“等孩子大一点吧。”孩子大了，大到理直气壮地对我宣告：“我绝对不去中国，那不是我的家。”我叹口气：“等儿子上大学吧。”
我知道，这辈子只能无穷无尽地等，等到万事俱备，而青丝成雪，等到我不复是我。我被割成两半，一半属于家庭，另一半带着颗半死不活的心。
尚堪告慰的是，我可以回去，乡愁不可一锅端，但不妨在短期内扬汤止沸。今年六月，在迟来的梅雨中，我回到上海。
当年，栩栩赶上浦东开发的早班车，放弃外地省城房地产公司经理的位置，在上海打拼，先从最底层做起，沿街送广告，竟然有了起色。当她历经千辛万苦买下房屋，把自己的女儿送进贵族学校时，却惊觉年华老去，年轻的女大学生取代她的工作岗位，她失业了。此后四处求职，均遭白眼，40多岁，没有任何靠山的女人，在上海打拼谈何容易，经验和皱纹一样，成了负资产，她只好卖掉房屋，迁回省城。
我回来那天，栩栩刚刚离开。我望着从前她住的房子， 她童年时离去的哭声，又一次从心底深处响起————－
我的另一个童年伙伴梅，原本在上海一所小学当教师，在八十年代末期，辞职去了机会最多的深圳。这位稳重端庄的女人，很快受到老板娘的重用，被提拔为老板的助理。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上海女人，在商场游刃有余，不久便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老板娘事后才明白，“端庄稳重”的女人原来是原配的最大威胁！20年过去，不知经历多少坎坷险阻，忍下多少委屈欺侮，梅终于“转正”——和老板结婚了。梅怀着身孕兴致勃勃地回到上海弄堂，她说要让孩子定居在这个城市，上海，是别处绝难取代的地方。然而，这位高龄产妇很快流产，她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只是为了守候那个有妇之夫，同时，她和我一样，错过了上海滩多少春华秋实，物换星移。
还有晴，18年苦熬，18年期待，晴的心是不是被磨得坚硬如铁？她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大赦，可以自由出入那个国度和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却因没有中国护照而进不了国门。今夏她只能在香港跟父母和女儿见面，女儿18岁了，比当年的晴还要水灵，但早熟，敏感，一如成年人。晴的终生之痛，就是错过了女儿最珍贵的童年。
晨曦浸满了弄堂，市声隐隐然，从远处滚来。我童年的弄堂，被一位有钱有势的大款买下一部分，拆迁一如兵燹，满目败瓦残垣，幸存的房子，也受波及，到处是裂缝。下一步则要大兴土木，不朽的青苔，将被埋葬。
“正在谈判，可能要全部敲掉重新建。”舅舅说。“这弄堂有多少年了？”我问。“我出生前就有了，至少60多年了吧？搬来时我才5岁，整整齐齐的七间联体别墅，大红的砖块，青色屋顶，前后院开满灯笼花，四周绿草成茵，我只顾乐，忘记好好欣赏了-----”舅舅望着被毁坏的水泥地，声音低下去。
上海人说，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就是上海，离开的人们，都梦想有一天衣锦还乡。然而，离开了，就很难回来。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只是，弄堂里的青苔，在新建筑群里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