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
为什么苏联会解体？有各种答案，像什么经验不足，军备竞赛，西方腐蚀，野心家篡权等等。比较标准的答案是“苏共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进一步思考一下，苏共领导人为什么要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闲得没事了，背叛解闷吗？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失败？有各种答案，像什么形势估计错误，群众运动失控，林彪妄图篡党，四人帮破坏捣乱，邓小平反攻倒算等等。其实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而老百姓认为它失败了。
从逻辑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到1976年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垮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批判了。所有的目的都圆满实现的运动自然是胜利的运动。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所说：“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但老百姓感觉不到胜利，就认为它是失败了。当时我在北京，粮油肉都凭票不说，还有副食本。豆腐，麻酱，粉丝等是凭本供应。过春节时凭副食本每人供应半斤花生，二两瓜子。结婚时凭结婚证供应一个立柜，一张钢管框木板床。上海人均住房4平米。计划经济重积累，轻消费到了这种地步也太过分了。难怪邓小平一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国家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不信者极少。为什么胜利的文化大革命不能改善人民生活呢？因为在没有贫富差别的分配制度下工农不肯努力劳动。1977年中国钢材产量1，633万吨，1978年钢材产量猛增35.3%，达到2，208万吨。这不是因为建了新厂或增加了新设备，而是因为恢复了奖金制，工人努力工作，而且钢厂在完成计划内任务后可以高价在市场出售产品，工厂领导因此努力增加产量。
其实苏联和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两国遇到了两个共同的问题：官员想贪，百姓想懒。找不到解决方法，只好改制度。
先说一下生产力和官员想贪的关系。在上古年代，人类没有剩余产品。那时当官的很辛苦，没有好处可捞。所以人们不原意当官，尧把皇位让给舜、舜把皇位让给禹，都不愿自己的儿子再无偿奉献。禹治好了水，生产发展了，有好处捞了，他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参见韩非子《五蠹》）。只要一个国家是由少数人管理，这少数人必然以权谋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参与社会管理的人越来越多，以权谋私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少。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全民都可以参加社会管理时，以权谋私的现象就会消失。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苏联和中国的生产力远未达到全民参加社会管理的程度，所以官员以权谋私是阻挡不住的。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出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苏联共产党想用政治改革依靠群众反腐。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说“国家的全部事务由人民及其全权代表来决定，从根本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秩序，以消除篡夺权力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并有效地抵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苏联解体。
毛主席用文化大革命依靠群众反腐的方法也不成功。发动群众固然可以反腐，奈何没人发动。毛主席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贪官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没有人肯发动群众反腐。群众自发起来反腐，也常常被压制。
中国有公检法，有纪委，有监察局，有反贪局，有预防腐败局。但贪官还是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这还只是揭露出的非法贪腐。合法的以权谋私更挡不住。高官亲属的公司到哪里都是一串绿灯，批地皮、分项目、给贷款、换外汇等等，不用违法行贿，样样顺利办成。想不发财都难。那些廉价买国企发大财的人更是个个都有权力背景。
结论是完全消灭贪腐是不可能的，政府总是把贪腐压缩到民众可以容忍的程度。参与反腐活动民众比较多，比较激烈，政府就加大反腐的力度。参与反腐活动民众比较少，比较平和，政府反腐的力度就会减小。网络是反腐的有力工具。只有将来生产发展了，群众都能参加社会管理，比如每人每周三天工作，两天参政。就可以基本肃清以权谋私。
苏联和中国遇到的另一个共同的问题：百姓想懒，即劳动效率问题。
如果一个人不用艰苦努力也可以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至少是和周围人差不多的生活，有谁愿意拼命苦干呢？
毛主席曾主张靠思想教育，让大家为祖国繁荣富强，为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工作。这种思想工作第一次讲会有效果，在非常时期如战争和抗灾时讲，会有效果。但在和平时期年年讲就成老生常谈，没有效果了。毛主席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这只有少数先进分子能做到，要求大多数人都做到是不现实的。
另一种法子是工厂发奖金，农村评工分。开始时奖金和工分有差别，对生产效率有促进作用。然后挣的少的人就闹。闹来闹去，领导不胜其烦，最后大家都拿平均奖，平均工分。促进作用就消失了。
最后结果就是苏联和中国改成资本主义制度，让贫富差别的压力迫使人们努力工作。
穷人的生活水平到底多高，要靠自己的斗争了。
第一种斗争方式是罢工。美国的汽车工会以前常常罢工，争得了很不错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直到把通用汽车搞破产了。以前美国的教师也常罢工，所以教师的福利不错，
第二种斗争方式是集会示威游行。这种方式比罢工麻烦一些，但收获面广。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25万黑人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集会，马丁-路德-金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这促成了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第三种斗争方式是“群体事件”或“独狼行动”，多少有些突发性，带点暴力。1992年加州黑人因警察殴打黑人轻判引起的骚乱，英国最近的骚乱，挪威爆炸案等等。
第四种斗争方式是像苏联和中国那样的革命。
结论是现在完全消灭贫富差别是不可能的，政府总是放任贫富差别直到民众不可容忍的程度。参与反贫穷的民众比较多，比较激烈，政府就会采取措施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参与反贫穷的民众比较少，比较平和，政府就会忽略贫穷问题。网络是反贫穷的有力工具。只有将来生产发展了，比如苦活累活都由机器人承担，劳动者都从事科研和艺术等个人感兴趣的工作，即使没有贫穷的压力也会努力工作。那时就没有贫穷了。
苏联不可能回到解体前的制度，中国也不可能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制度。至少在找到可以有效防止以权谋私和效率低下的方法之前不可能。
是否前景一片灰暗？也不是。毛主席曾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 大多数人读这句话时想到的是陈胜、吴广等的农民起义创造了历史，其实没有起义的农民也创造历史的。
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没有人身权力，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奴隶争取自由的起义。起义的奴隶创造了历史。但如果所有的奴隶都坚持“不自由，勿宁死”的信念持续不懈地斗争，恐怕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奴隶社会。而没有起义的奴隶的艰苦劳动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逐步发展，尤其是铁器的发展和应用提高了生产力，使人类进入封建社会。所以没有起义的奴隶也用他们的劳动创造了历史。
在封建社会，农民深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专制官府的欺压，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农民起义，提出了“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起义的农民创造了历史。但如果所有的农民都为均贫富持续不懈地斗争，恐怕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封建社会。而没有起义的农民的艰苦劳动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逐步发展，尤其是蒸汽机和电动机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使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没有起义的农民也用他们的劳动创造了历史。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深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国家政权的欺压，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创造了历史。而没有参加革命的工人的艰苦劳动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逐步发展，各方面科技尤其是电子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前进。所以没有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也创造了历史。苏联解体后和中国改革开放后，人民仍在每日每时创造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点一滴科技成果的积累，一点一滴生产力的进步，以权谋私和贫富差别的情况会逐渐好转。终将有一天，量变将引起质变，以权谋私和贫富差别会完全消失，世界将进入一个美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