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大会上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58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重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这表明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当然，毛泽东也在考虑，从陆续调到中央的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选择接班人。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企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电话记录：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六时四十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虽然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上确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说开始了毛泽东时代。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凋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大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全盛时期。
“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这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1980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二百四十六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
5月20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
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林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规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
(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引者注：即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
(3)本人历史清楚。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个文件中，却要向主席请示！
会上传出最敏感的消息，莫过于接班人问题了。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这么一来，王洪文结束了学习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束了“实习”阶段。从1972年9月7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
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
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另一个人作为候补者，那便是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华国锋，那年五十二岁，他比毛泽东小二十八岁，比王洪文大十四岁。华国锋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的“最高长官”——从1952年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直至1968年4月8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70年10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便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华国锋。
至于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考虑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另外，会议还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干部，即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了“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
全国举办的三十四个“学习班”，都是从8月12日开始，为期一周，19日结束。
那是根据中共中央8月8日的通知，在全国各地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议，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在这些“学习班”结束之后，8月20日，一百零四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有关人事安排的会议，任务是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毛泽东依然没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于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这么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由于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1973年8月24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
毛泽东
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 德 马天水 马 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邓颖超(女) 王 体王六生
王必成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须知，中共七大的大会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大会秘书长是邓小平，这表明张春桥已在党内掌握重要实权。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七十五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三十八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8月24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
“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8月28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973年3月10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1966年的“造反英雄”，成了1973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须知，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弼时，而中共八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德生。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复出了！
1971年11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引者注：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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