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庆声中的怀念
- --记我趔趄学步的经历并忆石主任
秋 枫 （大华笔会会员）/ 温哥华
（一）
60大庆刚过，新年又来，说着又迎来了春节。喜庆的气氛荡漾在牌桌、卖场、议事桌和宴席上。说的是成绩，讲的是好事，谈的是实惠，如建设新项目，增薪幅度。言也滔滔，乐何融融！此刻如有一星半点令人扫兴的话，都会像在滚油里蹦进一滴水珠一样，炸了锅的。随兴畅思之余，也愿发微索隐的我，常常扫人家兴，使人不快，家喜气洋洋时，不只招来麻烦，有时甚至引致灾祸。积习难改，常难自已。招厌的乌鸦，并不因听者愠怒而静音封口。我顽固的鸦式聒噪，常常言出祸随。实际上，逆耳之言绝少怀有利己目的，令人陶醉的颂歌倒常常藏着卑劣的祸心。我们真该学会，再不把理性自省的诤言谏语，看成恶意的攻击。提倡把反思、诤谏视为值得提倡的一种脱俗的庆祝方式，也许会有助于改陋俗，而遗惠未来。
回忆是为了展望，继往才好开来。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不禁想起如潮的往事，而且，失误多于成就，喜悦中杂有遗恨。我也总会心系我年少时的故旧；在我匍匐蹒跚中，施以援手，指以方向的长者；和那些命运多舛，抱憾而逝的人们。
1948年底，中共中央决议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牡丹江铁路分局据此建立了筹备委员会着手工作。就是在那时，我被从滨绥线一个铁路小站，调去做筹备委员，而我们的主任，也是力主调我的，就是石主任。我之所以被调来，大半因为，我曾在边境车站绥芬河当学习技术员时，组织、参与业余进修、补课和学歌、演剧等业余活动，小有名气，又被些半大孩子们选为青年队的队长。
我当时只有17岁多，未经风雨，少见世面，连远门都没出过，满身土气；没等说话，就先脸红心跳，腋窝下热汗直流。我生性呆板，不善歌舞，唱歌都五音不全，参加演戏，也是被人硬架上台的，那架势简直就像绑赴法场一般。正因如此，我一直怯于承接这份工作。听说石主任根据列宁的学说认为，青年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一定得找个爱学习的，而我浪得的爱学虚名，就决定了我跑不了这份差事了。
实际上，我出来工作，家里困难也是满大的。日本统治刚刚结束，而国共内战又打得你死我活。物质极度匮乏，生活很难维持。苏联对日本宣战红军解放我们家乡时，由于我家处于屋后日军山头炮火射程之下，被红军强制转移到农村，无人的家被军人，和正经历大饥荒煎熬的，越境来捡便宜的苏联农民洗劫一空。炮火停下后，家徒四壁，粮食、衣服一无所剩。连点火的火柴都没剩一根，我们一时竟重新用起击燧石取火的古老方法，点火煮捡来的马铃薯和野菜充饥。听说我要远调牡丹江，母亲为我筹备行囊愁了好几天。最后，不得不把一件千缝万补的旧日本军大衣，和从国民党军缴获的一个美国援蒋的军用睡袋（美军剩余物资），修修补补让我带走了。这两件东西，还是不久前，为感谢铁路职工对战时运输的贡献，而以“林总司令”名义发给我们的。由于睡袋过于破旧，尽管妈妈綴补上了些旧布，添了些棉絮，仍是遍体渗毛，每天我起床后，都是满屋飞絮，浑身鸡毛抖不清。以后一连几年，我无论到哪，都是满身满头沾着碎鸡毛。富甲天下的美国人，战时也没办法给大兵们用鹅绒睡袋，而是用机器粉碎过的鸡毛充填；加以它又被国民党兵战场上用破了，才留下这些后遗症。它们伴随我好几年，直到我有了几个钱买了新被子才被淘汰。
祖母的春节
王云霞 / 威海
（一）
祖母出生于清朝末年，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1994年8月去世，享年98岁。
祖母出身于江苏新沂窑湾镇一户贫穷人的家里。家中兄妹十人，祖母最小。尽管如此，她也没有享受到家人特殊的疼爱。在那个年代，女儿都是赔钱货。何况她的上面，还有五个姐姐呢。
古镇窑湾位于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的交汇处，交通发达，商贾云集。祖母的家靠近集市，她的父亲在集市上做点小生意，赚几个铜板养家。怎奈家中人口众多，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有一年的春节，家中竟无米下锅。眼看着天黑了下来，窗外响起了稀稀落落的爆竹声，祖母的父亲才从亲戚家里借了一碗米回来，全家人喝着照得见人影的米汤，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祖母的性格倔强，那个时代的女子要裹小脚，祖母却是一双“解放脚”。多年以后，祖母对我说，裹脚很疼啊，每次母亲给她裹上脚后，她都疼的打滚。实在忍不住了，就趁家人不注意时，拿剪刀将布条剪开。几次抗争后，家人失去了耐性，也不再管她。因为这双“解放脚”，祖母到了20多岁才嫁人。当然，嫁得人家条件也好不了。
祖父身体瘦弱，一到冬天，就喘不过气来。所有养家的重担，都落在祖母身上。幸亏祖母的“解放脚”，才不至于使她丧失了劳动能力。她像男人一样，去运河挑水，清洗牛肉，在集市旁支起一个小摊，靠卖熟牛肉挣几个辛苦钱。每逢春节，祖母会带上一点牛肉和烤饼回家，还会从集市上买上几尺花布，给姑姑做身衣服。买上一张红纸，剪成窗花贴在窗玻璃上。红纸的边边角角，祖母把它收起来，出去拜年的时候，在舌尖上濡湿了，夹在双唇间，用力一抿，双唇立刻变得光泽红润。或在姑姑的额头上，点上一个红点。祖母的爱美之心，一直保持到晚年。在祖母的操持下，日子竟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谁知，好日子刚过上几年，日本人的炮火蔓延到了窑湾。此时，年仅十六岁的大姑嫁到了宿迁，祖父、祖母牵着二姑和父亲，怀抱着幼小的三姑，汇入到逃难的人群中。祖父在逃难的途中去世。匆匆掩埋了祖父的尸骨后，他们又踏上了逃难的路程。这一年的春节，孤苦无依的祖母望着怀中啼哭的三姑，心一横，趁着夜色跑进了麦田，薅了几把麦苗，掺上豆饼，煮了一锅粥，算是过了春节。
颠沛流离中，祖母带着父亲和二姑、三姑来到了山东，在临沂城中定居下来。解放后，父亲参加了工作，有了小家庭。从我记事起，祖母就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当时的兄妹4人中，我是唯一的女孩，和祖母住在一间房子里。每到冬天，钻进祖母的被窝里，一边看祖母教我剪窗花，一边听她讲过去的故事。
作者简介：王云霞，笔名：舒云。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威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芝麻开花节节高
艾芥 / 广西（河池）
超市里能买到各种香油，也能买到生的或炒熟了的芝麻。但我不见正在生长着的芝麻已经很多年了。
傍晚散步的时候，路过一户人家的院子，偶然看到院子小小的空地上，不知哪个勤快的人种了几垄芝麻，有几棵芝麻伸出了围栏，像探头探脑张望的调皮的小孩子。芝麻已经结荚，一串串的很惹人喜爱，顺手摘了几个。边走边想，这曾经那么熟悉的景象，却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模糊起来。
看到那几垄芝麻秧，就想那句流行的俗语：芝麻开花节节高。想当初，因为日子的清苦，年幼的我多了许多抱怨。每当这个时候，父母总对我说，别总是摇头叹气的，芝麻开花节节高嘛，日子也会越过越好的。当初，我的确到庄稼地里仔细的观察过那一片片的芝麻，也的确发现它们雪白的花儿开满园子，而芝麻杆的身量也越来越高。然而，日子却似乎没有像父母说的那样好起来，仍然是每天的粗茶淡饭，依旧是喝不尽的清汤寡水。因此，便以为那是父母哄我们小孩子玩儿的，但这芝麻却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了。
那个时候，都在搞各种“放卫星”运动，因此，像芝麻这种低产的作物是被排除在外的。记得只在田间地头的一小块地里，或者在边边角角的地上种些芝麻。芝麻是我们村里人的金贵物，若年景好，每到收获季节，每家能分上几两或者一斤左右的芝麻。把这点芝麻换成香油，那可是一年的用度。饭菜实在难以下咽的时候，母亲会在我们的碗里滴一滴香油，而后说，快吃吧，趁热吃香得很哩。我们总是怪母亲放的少，要求多放几滴。母亲也总会说，香油之所以香，就得少放，多了就没了味道。我们噘着嘴，认为那是母亲舍不得。母亲说，她小的时候，姥爷就是磨香油的，香油拿回来炖鱼吃，根本就没了香油的味道。于是，我们暗暗慨叹现在的日子倒不如从前呢。
那时候，大约到了秋天吧，母亲到地里上工的时候，会趁着生产队的干部们不注意，采几个芝麻荚带回来给我们，那就是我们最好的零嘴了。装几个芝麻荚在兜里，人少的时候便掏出来，四个手指拔住那芝麻荚，用指甲只轻轻一弹，“啪”的一下，里面雪白的芝麻们就蹦跳到了舌头上。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觉得那样的香甜，那样的享受。
芝麻收获的季节，家里分得的一点点芝麻被装进一个葫芦罐里，放在高高的后窗台上。这一点点芝麻，母亲要把它分几次换成香油，用着一点点香油点缀清苦的日子。
离开了农村，也离开了那熟悉的芝麻。种芝麻是很费力的事情，产量低而且很难伺候，收拾的时候又十分麻烦。但是，村里人总是种一点点，来为清贫生活增加点色彩，也总是听到贫穷的人们说着“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希望。现如今，虽然再难见生长着的芝麻，但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句话却扎根在我的心底，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确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名字叫“知青”
----2011年温哥华知青春节联欢会有感
微言（大华笔会会员）/ 温哥华
你来自上海，
他来自北京，
我，
来自祖国的北疆春城。
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
今天，
齐集这里，
为了一个
历史的重逢。
其实，
我们过去并不相识，
蓦然聚首，
却毫不感到陌生。
因为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梦想；
因为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知青”。
北方的雪，
强健了我们的筋骨，
南国的风，
燃烧着我们的万丈豪情。
一千七百万人的足迹，
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一千七百万双臂膀，
试图按住地球的脉动。
青春的年华，
在岁月中消磨，
奔腾的热血，
一刻也不曾歇停。
五十年慷慨人生，
两万里风雨征程。
重新出发的我们，
汇聚在
北美云城。
激动的话语，
勾起往昔的回忆，
热烈的会场，
响起熟悉的歌声。
眼角的皱纹，
诉说着生活的哲理；
下一代的成长，
延续着我们的生命。
发黄的老照片，
留下了我们拼搏的印记；
优美的舞姿，
演绎着青春的激情。
我们的青春不老，
我们的心仍然年轻。
因为
我们从不言败，
因为
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名字
叫“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