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江西（五）广播站逸事-下-（原创）

原公社女广播员产假结束回来了。不过我已在广播站已站稳了脚，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了。她回来，对我是有利的，我可以喘口气了。不过领导仍要求我为主播，她只是在我外出时代代班而已，她还有她自己的会计工作。这时我父母已结束在五七干校的轮训，从皖南回上海了。我去江西插队时，他们都没机会来送我。我真想回去看看他们，顺便向他们显示一下，你们儿子没给你们丢脸。一起插队去的，很少有混得象我这么好的。

请假回沪，没想到爽快地被批准了。原来是他们也需要我在上海配合他们一项工作。说来话长，县设有知青办，公社也有一位干部专职负责知青工作。他原来是公社的高中教师，大家都称他范老师。我们这批知青下乡后一周，就有姐弟两个下水，结果淹死在白塔河里。上海家长赶到江西又哭又闹，把范老师弄得焦头烂额。更为严重的是，后来一位上海女知青和一位地主儿子谈恋爱，据说是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两人一起上吊殉情。专区都派来了调查组。闹得动静很大。

公社办公室近来接到几张结婚申请，都是上海女知青和当地人的。公社不敢随便批准，便请范老师去上海家访，征求家长意见。范老师去上海人生地不熟，需要我帮助。为什么有知青这么急于和当地人结婚呢？这个我清楚，我还没回上海，就告诉了范老师其中委缘。

虽说知青都是从上海这个大城市来的。大家都认为城乡差别悬殊，其实城市中不同家庭的家境相差也很悬殊。有些住棚户区苏北籍的上海市民家庭生活条件也是很差的。那些家庭单职工，子女多。文化素质也比较低。又重男轻女。那些家庭的女儿去插队后，家里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没给于必要的支持。加上她们从小就有的自卑感。她们自认自己不会有好的前途，早点成个家也有个依靠。同去的男知青相对来说年龄较小，也不会看上她们。更可悲的是，连像样的乡里人也不会看上她们。只有那些找对象有困难的。

到上海后，我带范老师一家家地访问。情况和我分析的一样。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只关心男方家里有多少房子，多少钱。没房不行，没钱不行。弄得我们苦笑不得。讲个真实的笑话给大家听，一个家庭向我了解我家情况后，表示还有个妹妹可以介绍给我。

无论如何，和父母一起在上海过了年。愉愉快快地回到了公社广播站。

自从女广播员回来后，我轻松不少。又有时间看书学习了。而且范老师是大学毕业的高中教师，我数理化不明白的，尽可以去问他。不知为什么，范老师很有远见。他说，大学将来一定会恢复的，你应准备考试。我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他们也说，大学很快会恢复的。他们的远见使我在后来恢复的高考中轻轻松松过关。尽管在被推荐报考工农兵学员中，功亏一篑。

有了时间，就可以干些其它事。广播室是闲人莫入的重地。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在里面。干什么呢？偷听敌台！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地图，江西余江的地理位置，与台湾十分相近。台湾电台的信号在那里十分强，农村地区又无干扰源。我听敌台，纯粹是好奇。自由中国之声，雄壮的进行曲。伴随着反共讨毛的叫嚣。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起的是反作用。他们将两派武斗中的一方，自作多情地称其为“反毛志士”。说共干欺男霸女，鱼肉乡里。还凭借权势奸污女知青。正象一位网友说的：“侮辱的大陆人的智商”。我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从县委到生产队的大量共干，没有一位“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更何谈“凭借权势奸污女知青。”相反，我看到多位共干，吃苦在前，不计个人得失。农忙去孤寡老人的敬老院帮忙劳动。平时关心，同情知青生活。
作风正派，受人尊重。我们公社解放前因为血吸虫病流行，七个自然村人死绝。只剩野草丛生中的房基。而我去时，整个县无一例血吸虫病。甚至悬赏也发现不了一只钉螺。农村中上年纪的人全是文盲，而现今的小孩全部上学。在事实面前，谁洗脑也没用。在此坛，大家都知道我是左派，尤其讨厌为国民党涂脂抹粉的人，这要归功于自由中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