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近代中国（大清国）经历的主要大事，计有：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立宪运动，革命风潮等。
三方角逐，革命派胜出
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却大伤清廷元气；洋务运动，技术上效法西方，文明上却抵制西方。这种“体制内的改革开放”，终以1894年的清日海战、清军大败为警示，而证明“此路不通”。慈禧太后死守既得利益，以宫廷政变扼杀戊戌变法，不意为社会革命奠基。狂热排外的义和团，以杀害外国传教士和攻打外国使馆的反文明行径，遭来八国联军的入侵，清廷再次被打掉国威。此后，清廷、立宪派、革命派成为角逐中国未来的三大势力，三足鼎立。在国内外压力下，清廷被迫改革，曾派群臣出国考察宪政（群臣归国后，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立宪）；曾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先定九年，后缩短为五年；曾设立资政院（中央）和谘议局（地方），议员经由选举产生（从士大夫阶层），可谓破天荒。
客观而言，清末朝廷的政治改革，做了很多（远多于今日中共），但与当时形势相比，仍做得不够，且动作太慢。尤其立宪，能拖就拖，一再错过佳期。拖至1911年5月8日才出笼的责任内阁，却是“皇族内阁”，令立宪派大失所望。这为日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流，埋下伏笔。一拖再拖的结果，就是拖出了一个辛亥革命。
反观当时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即立宪派），为各自的目标，都十分尽心尽力，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事业心，各自全力以赴，马不停蹄，颇有声势。立宪派办报、上书、公示立宪步骤，交通于体制内外，奔走于国内国际，更积极参加谘议局选举。革命派则不断制造起义、暴动、甚至暗杀；渗透满清“新军”，无孔不入，广泛传播革命思想。
立宪派与革命派，方向并无不同，都是要建立宪政中国。立宪派若要成功，需要清廷的配合，但清廷的拖延，使立宪派功亏一篑；革命派若要成功，只要社会土壤具备，只要民众大体支持。三方角力，革命派胜出。革命爆发，革命成功，或者说，阶段性成功。这便是辛亥革命。
这一史实，对今日中国，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对比清廷，今天的中共，毫无政改意愿，精神上的闭关锁国，更甚于清廷。中南海自恃一党独大，傲视天下，残民以惩；又自恃“崛起”，叫板文明世界，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按理，今日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中国，都更具有革命的需要。只是，改良派不成气候，革命派也不成气候，各自力量薄弱，且一盘散沙，痛使中国变局难产，而僵局持久。
温和革命，可贵的和解精神
辛亥革命，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它是一场温和革命。立宪派与革命派捐弃前嫌，迅速携手，合力打造地方新政权；南北议和，避免了大规模内战；清廷以体面形式退位，国家实现和平转型。南北方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 第一条曰：“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足见承国礼数。也同时印证，满清是外来政权，辛亥革命，使亡国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中国，终得复国。温和的辛亥革命，与日后血腥的共产革命形成对照。苏共建政后，列宁亲自下令，残忍杀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并及全家老幼。中共上台后，大规模屠杀地主和资本家，随后，又大规模屠杀先前已经归顺的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以数百万计，包括众多抗日将领、辛亥革命元勋。共产革命的腥风血雨，把辛亥革命的和解精神冲刷殆尽。
孙革命有功，但不该拆台南北议和
作为革命元老的孙中山，早年积极鼓吹革命，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同盟会等，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对辛亥革命的早期奠基，功不可没。辛亥革命，由民变而兵变，即由四川保路运动而至武昌新军起义，孙完全不知情，正落魄于美国夏威夷。武昌首义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也并非孙的同盟会，而是另外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辛亥革命爆发两个半月后，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才由法国马赛回到中国上海。那时，革命已经成功，十五省已经独立（于清廷），南北议和进展顺利，南方各省达成共识：只要袁世凯（时任内阁总理大臣）促成清室退位，就由袁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也是立宪派，曾于1905年，在直隶总督任上，上书清廷，“奏请实行立宪政体”。而早在12月11日，十七省代表汇集南京，筹组临时政府，计划在袁世凯正式接任大总统前，推举一位临时大总统。当时，黄兴与黎元洪各受拥戴，呼声最高，黄兴派略占上风。但以黄兴为正、黎元洪为副的推举结果，不为黎所接受（因在武昌时，黎为正，黄为副），已经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黄兴，则谦让不受。各省代表于是决定虚位以待袁。但到了12月下旬，孙中山返国后，情势丕变。孙积极活动，各省代表又重新酝酿推举临时大总统，在黄、黎两派相持不下和黄的一再谦让之下，孙得以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孙就任后，即对南北和谈从中作梗，提出“五条要约”，包括“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孙电邀南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入宁面商”，但遭拒绝。在南边，伍廷芳因不满孙反复修改要约，背离原先和谈宗旨，愤而辞职。在北边，袁世凯认为孙所提条件与已经达成的和谈协议不符，拒绝接受，并召回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此在1912年1月间。
同月16日，北京东华门发生刺袁事件。同盟会京津分会放置炸弹，当场炸死袁的卫队长等十人，但袁世凯本人幸免于难。此事是否为孙中山所指使，历史存疑。同期，即1912年1、2月间，孙频繁联络日本政、商两界，请求提供一千五百万元，以维持革命军，不至解散，并“即可与袁中止和议”。孙承诺，事成后，租借满洲于日本（孙卖国嫌疑，由此而来；类例还有更多，本文不赘述）。得此承诺，日方汉治萍公司提供孙五百万元；日方更为孙提供大批武器，包括：步枪一万二千枝，机关枪六挺，子弹二千万发，山炮六门，于1月7日由日本轮船秘密运抵南京。孙竭力拆台南北和谈，但却改变不了当时的大势所趋，南北主流力量，都一致坚持，只要清室退位，就由袁出任大总统。清室于2月12日正式退位后，孙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袁于3月10日，接任临时大总统；翌年10月10日，经国会（国民党占多数）选举，正式出任大总统。
民国初立，孙不得志，硬要推倒重来
清室退位，民国诞生，举国上下，气象一新，各国纷纷承认中华民国。应该说，辛亥革命，大功告成。唯独孙中山，心下不服，随时准备滋事。1913年2月，多党制下，首届国会选举正常展开。由同盟会、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等联合组成的国民党，赢得国会大选，将由声望极高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然而，赴任前夕，宋却于3月20日在上海北站遇刺身亡。历史上，袁世凯被指为刺宋主使（国共两党党史）；但实际上，孙中山更可能是刺宋嫌疑。当时，从中央政府方面，孙获职中国铁路总公司总裁，属于“靠边站”的角色；从国民党方面，孙获职理事长，但被党内主流派架空。宋若出任总理，对袁并无威胁，孙却被边缘化（如果孙中山能为“中国华盛顿”，则何须计较？）。在此之前，孙、宋已决裂；面对如日中天的宋，孙深怀嫉恨。宋临死，留遗嘱给袁，托以国事；对孙则无片言只语，更绝无所托。
刺宋凶手应夔丞，原与陈其美同为青帮大佬，与洪帮的孙中山结交相好，辛亥革命前后，应是共进会头领，孙任临时大总统时，应为孙侍卫队长。刺宋前，应通过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洪述祖骗取赵密电，事后用以嫁祸赵秉钧、进而嫁祸袁世凯的“证据”。
其实，孙一生精于暗杀谋划，曾组“支那暗杀团”；暗杀对象，包括各类政敌，而不论敌方、己方（如杨衢云、邓铿、陶成章，以及批评过孙的知名记者黄远庸等）。孙借口宋案，发檄讨袁，于同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被袁击败后，逃亡日本。实际上，从1911年底归国起，孙就一心倒袁自立，不达目的誓不休，而罔顾国家大局大势。孙想当大总统，依当时条件，大可循宪政之路、选举之路，惟须等待数年而已，何不为？原来，孙深知自己在党内已失人望、在国内已失人心，难以赢得选票，故铤而走险，假借“二次革命”旗号，硬要把现有格局推倒重来；由别人主导实现的共和不算数，只有自己主导实现的共和才算数；如此搅乱初生民国，图谋趁乱东山再起，“天下为公”乎？天下为私矣！经宋遇刺、孙作乱，民国乱象初现。到1915年，在杨度、袁克定等复辟派的鼓捣下，袁世凯称帝（此为袁无可原宥的最大败笔），竟以为帝制“符合中国国情”，可以稳定中国。但，所谓“君主立宪制”，已经过时。蔡锷等地方都督，起兵讨袁，是为护国战争。在全国的反对声浪中，袁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次年6月，袁气病身亡。强人一倒，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当初南北议和的大好局面，又变成南北对峙的刀枪并举。
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面临质疑
此后，孙中山再到广州起事，病急乱投医，最终把目光投向苏联，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孙获得苏联援助，引进苏联顾问，不仅以“列宁式”政党模式，重建国民党，更将共产党引进国民党内，埋下中国巨祸。
辛亥革命是必须的，况且，辛亥革命是清廷拒绝或拖延政改的必然结果，孙中山长年推动革命，值得肯定。然而，过于强烈的权力欲和个人野心，往往导致某些革命者异化，沉迷于夺权手段，而扭曲了革命目的；或曰，目的与手段相颠倒，革命成了手段，夺权倒成了目的。一个革命的促进者，蜕化为革命的绊脚石；一个共和的鼓吹者，异化为共和的拦路虎。这便是孙中山的道路。
之前多年，笔者曾对孙中山赞誉有加，但在深入挖掘、研读和对比更多史料之后，渐渐发现，孙中山是问题人物。引用宋教仁的评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功成身退，本应是从政者的美德。中国没有华盛顿，袁世凯不是，孙中山也不是。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这一悲剧和教训，至今值得国人记取。
孙中山被国民党奉为“国父”，被共产党奉为“先行者”，概在于，国民党重起于广州，要推翻“北洋政府”，必奉孙中山（而非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的正宗；共产党感恩于孙的引纳，又要与国民党争夺“大革命”的正统，故而要打孙中山的旗帜，以对抗蒋介石。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作为国共两党“继父”的孙中山（国民党党父本为宋教仁，共产党党父本为陈独秀），就这样被国共两党抬上神坛，百年供奉。然而，那种先立论、再选择性收罗历史事实的“写史”手法，需要质疑。一元化的历史观，必让位于多元化的历史观。围绕孙中山的争议，可在相当程度上，正本清源，让后人以史为鉴。
陈破空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11月号）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4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