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杨光
更新时间：10/7/2011 9:29:29 AM
一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颠覆清廷，终结帝制，创立中华民国。在实行了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中国，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辛亥革命带来了一系列超越历史底线的巨大政治变化。巨大的变化要求人们用很长的时间去适应，用很大的努力去消化，用很多的工作去配套。革命之后的中国需要一个漫长的政治建设过程，需要完成十分复杂、非常困难的政治系统工程。然而，当时的人们及其“革命后代”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包括革命者在内，谁都没有做好面对这场革命的准备。对于革命将要造成的政治变迁，将要成就的历史功业，人们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革命胜利之后，人们还完全没有适应刚刚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却转而追求更大、更多的革命性变化。革命之后的继续革命使得原先的革命被埋没，这似乎是辛亥革命的宿命。
继续革命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突然爆发而又匆匆结束的辛亥革命从来就不是一场令人满意的革命。人们似乎全都对这场革命的结局感到失望，但失望的原因各有不同：大清皇室、宗社党人不用说，他们虽然受到了民国的“优待”，无疑仍然是辛亥那一年最沮丧、最落魄、最惨痛的一群人；立宪派人士、前清谘议局的议员们，他们虽然搭上了共和革命的末班车，但事前未能以和平改良消弭暴力革命，事后眼见英国式虚君共和梦想从此落空，这诚然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来自青洪帮、哥老会、洪江会的昔日革命兄弟，他们未能登堂入室排座次、坐交椅、有福共享、大富大贵，对革命党人如此不讲义气感到十分愤恨；而最关键的是，因为内外交困，有兵无饷，处境窘迫，孙中山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革命党人其实也很失望，失望的程度或许并不亚于立宪派；因为被革命党穿了小鞋，不得不受“临时约法”的窝囊气，又因为被革命所切断的地方忠诚无法恢复，共和政府的中央权威远远比不上腐朽衰败的清政府，袁大总统其实也很恼火、很无奈。
人人都失望的革命，人人都不满的政局，是不大容易维持下去的。“中国的先进分子”——这个词组通常指称那些政治激进人士——因这场革命的胜利才获得了合法的政治空间，却在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就开始对这场革命痛加责难。而随着掌权的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与失势的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议会政治迅速走向穷途末路，宪政运动遭受连续不断的重大挫折，几乎所有的进步人士都公开表达了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抱怨。
孙中山说它“尚未成功”，毛泽东说它“终于失败”，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与俄国十月革命大获成功的外来刺激相汇合，便无可救药地转化为继续革命、激烈革命、彻底革命的政治潮流。与俄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似乎不仅失败了，也早就“落后”了，“老土”了，不值一提了，足以让“中国的先进分子”自惭形秽，愧不如人了。
二
然而，一百年过去，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其实辛亥革命的果实相当坚固、非常结实。这革命果实已经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公共生活的基石之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窃取”。
革命之后不久，经过了悲剧式的袁世凯称帝、闹剧式的张勋复辟的回踩确认，人们发现，满清皇室和传统帝制确实已经在那场革命中走完了全程、进入了历史。它们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一点已经铁板钉钉、无可变更。此后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哪怕在亿万愚民山呼万岁的举国狂欢中，哪怕是不可一世、无法无天的极权独裁者，也不敢再有正式称帝的非分之想。不是不想，是知其不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而在辛亥革命中匆忙诞生的那个先天不足、后天受损的中华民国，虽然在不久后的激进革命洪流中痛失中国大陆，却也并未消亡，仍然顽强屹立于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上。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的政治理想与制度追求，在革命激情早已消退的百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乃是一场颇为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就不容低估。表面看起来，模仿苏俄革命的1927年的国民党革命、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都要比辛亥革命更“彻底”、更“不妥协”，也更加“成功”：北伐战争结束了军阀统治，建立了专制党国：“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政府，建立了极权制度。不过，“彻底”只是相对的，北伐革命所实现的南北统一并不牢靠，它转瞬即逝、得而复失；共产党革命所追求的共产乌托邦则被实践无情证伪，已经被不体面地悄然抛弃。与这两场后来居上的更“彻底”、更“成功”的血腥革命相比，反倒是一直以“有名无实”、“不彻底”、“妥协”而闻名的颇为温柔的辛亥革命，其果实保留得更加完整，其理想传承得更加忠实。我们得说，以长久效果论，妥协革命并不一定逊于“彻底革命”。
三
中国是有所谓“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但辛亥革命迥异于既往的“革命传统”：
第一，以往的革命大都经年累月，拖沓漫长，而辛亥革命从1911年10月10日首义发动，到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总共历时不过4个月，因革命时间很短，对经济基础的破坏、对国计民生的损害相对较小。
第二，以往的革命大都以农村、农民为主（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绝不是毛泽东首创，而是中国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只是第三国际不懂而已），而辛亥革命局限于大中城市，是中国唯一的一次纯粹城市革命，革命中乡村秩序未受破坏，阿Q们未曾得到革命的机会。
第三，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文化素质极低的游民、灾民、“流寇”、“盗贼”和“神道设教”的秘密宗教、秘密会党成员为主力，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李闯、太平天国均如此，而辛亥革命的主力则是教育程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准的新军将士。
第四，以往的革命非常残酷，杀伐过重，不但双方的武装人员相互杀戮，甚至不乏烧街市、屠平民、坑降卒等暴行，有的革命竟造成我国人口减半的惨祸（毛泽东在莫斯科说中国不怕核战争、人口可以死一半，此疯言狂语并非无因，倒是有历史依据的），而辛亥革命的双方则相对克制，全国并无激烈战事发生，“停战”是那场革命的关键词之一。冯国璋火烧汉口在清政府内部引发了强烈不满和反弹，武昌革命军屠杀满族妇孺亦在黎元洪出任都督后遭到严厉禁止，说明革命的双方在面对敌人时仍有遵守文明准则、反对残忍暴行的道德愿望，这在其他的中国革命中不为多见，尤其在此后残忍暴虐的共产党革命中几乎绝迹。
第五，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成王败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告终，失败者即使放弃抵抗也难免人头落地，而辛亥革命主要是在谈判桌上进行，其最终结局亦以契约形式确定，“反革命”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前清官员、北洋军人、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一起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公民，而革命的敌人清室则受到了共和国的优待，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宗庙陵寝，永远奉祀”，这是对清廷和平交权的报偿，也是政治文明的表征。事实上，作为契约的一方，清廷也可算作是辛亥革命的参与方。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
四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之所以所有人都在革命中未获全胜、也未获全败以至人人都可接受革命、却人人都对革命不太满意，之所以革命体现出浓郁的中庸、妥协特征，此三者，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立宪派参与了、并且改变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轨迹。
清末立宪派既是传统儒家观念的继承者，又是西方宪政新知的传播者，因为这一双面特征，他们在政治上既是保守的，又是进取的，所以他们是天生的中庸阶层：对激进派，他们训之以保守主义，对顽固派，他们导之以进取精神；他们曾经诋毁皇室、痛骂政府，但那是恨铁不成钢，而不是呼唤革命；他们转而赞成共和，但仍然反对穷追猛打、一往无前。他们又是天生的妥协派，对清政府让步妥协，对革命党也让步妥协——之所以让步妥协，是为了减缓对抗，削弱敌意，制止杀伐，让暴力破坏适可而止。
清末各省谘议局的成立、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使得立宪派成为舆论界、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成为一支可以相互策应的、有着松散组织的团体力量。武昌起义之所以完全不同于黄花岗起义，得以在一个多月里波及15个省份，就是因为有各省立宪派的普遍参与。立宪派的普遍参与使得革命暴力的烈度大为降低，也使得革命的方向和结局大为改变。以“议和”而非“北伐”结束革命，以“拥袁”而非“拥孙”走向共和，这几乎完全是立宪派的思路，出于张謇、赵凤昌们的主张，以至时人戏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
立宪派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甚至“篡夺”了辛亥革命？一直以来，总有人指责立宪派是反革命，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辛亥革命之前，立宪派人士确实以反对革命为基本政治立场。不过，立宪派对清政府腐朽无能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在事实上构成了对革命党的强大助力。有人戏称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一直以来，也有人总是攻击立宪派“投机革命”并“与革命党争夺政权”，说“投机革命”是因为一向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精英在武昌首义之后几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汤化龙开始，几乎无一省革命没有立宪派领袖的直接参与和大力赞助。若将此突然的转变称为“投机”亦无不可，但此种“投机”却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革命速胜，结束乱局，恢复安定。至于“争夺政权”则多为污蔑不实之词，汤化龙、谭延闿、汤寿潜这些人加入省级革命政权均系革命军推举，有的还是革命军强拉入伙，以充门面，张謇、汤寿潜等人加入南京临时政府更是孙中山诚意相邀，与“争夺政权”毫无关系。
辛亥革命由谁领导？标准答案是：孙中山先生领导。这说法也对也不对。若说是孙先生领导，恐怕也只是旗号上、名义上领导，否则孙先生何以事后埋怨“党魁则等于傀儡”？休论革命党内小团体众多、派系复杂，孙中山并无统一领导全体党人之能力（比如光复会一向反孙，发动武昌首义的共进会、文学社也未必服从孙领导），即使孙中山可以领导全体党人，他又如何领导对革命局势同样举足轻重、或者更加举足轻重的立宪派人士？再者，若真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大概不会呈现出那样一副温和的面貌，也不会成功得那么快捷，而尤其是不会以那样一种中庸的方式，产生那样一种妥协的结局。
五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若按以上毛氏名言，辛亥革命简直就算不上一场革命。
毛泽东还说，辛亥革命的弊病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此导致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在他看来，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然而，以一百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得说：辛亥革命的最大优点，也是它最值得后人缅怀纪念之处，或许正是它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因为“彻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种乌托邦狂热病，而不妥协则意味着无休止的斗争、血腥的仇恨。
迄今为止，不彻底的、妥协的辛亥革命倒是仍然留给我们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遗产，供我们继续享用，而辛亥革命之后陆续发生的那些貌似“彻底”且死不肯妥协的所谓革命，却只是让中国人民内斗了大半个世纪，死伤无数，破坏无数，留给后人的，除了生命财产的巨额负债，只有对丑恶暴行的惨痛记忆。
2011-9-30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杨光
更新时间：10/7/2011 9:29:29 AM
一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颠覆清廷，终结帝制，创立中华民国。在实行了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中国，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辛亥革命带来了一系列超越历史底线的巨大政治变化。巨大的变化要求人们用很长的时间去适应，用很大的努力去消化，用很多的工作去配套。革命之后的中国需要一个漫长的政治建设过程，需要完成十分复杂、非常困难的政治系统工程。然而，当时的人们及其“革命后代”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包括革命者在内，谁都没有做好面对这场革命的准备。对于革命将要造成的政治变迁，将要成就的历史功业，人们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革命胜利之后，人们还完全没有适应刚刚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却转而追求更大、更多的革命性变化。革命之后的继续革命使得原先的革命被埋没，这似乎是辛亥革命的宿命。
继续革命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突然爆发而又匆匆结束的辛亥革命从来就不是一场令人满意的革命。人们似乎全都对这场革命的结局感到失望，但失望的原因各有不同：大清皇室、宗社党人不用说，他们虽然受到了民国的“优待”，无疑仍然是辛亥那一年最沮丧、最落魄、最惨痛的一群人；立宪派人士、前清谘议局的议员们，他们虽然搭上了共和革命的末班车，但事前未能以和平改良消弭暴力革命，事后眼见英国式虚君共和梦想从此落空，这诚然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来自青洪帮、哥老会、洪江会的昔日革命兄弟，他们未能登堂入室排座次、坐交椅、有福共享、大富大贵，对革命党人如此不讲义气感到十分愤恨；而最关键的是，因为内外交困，有兵无饷，处境窘迫，孙中山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革命党人其实也很失望，失望的程度或许并不亚于立宪派；因为被革命党穿了小鞋，不得不受“临时约法”的窝囊气，又因为被革命所切断的地方忠诚无法恢复，共和政府的中央权威远远比不上腐朽衰败的清政府，袁大总统其实也很恼火、很无奈。
人人都失望的革命，人人都不满的政局，是不大容易维持下去的。“中国的先进分子”——这个词组通常指称那些政治激进人士——因这场革命的胜利才获得了合法的政治空间，却在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就开始对这场革命痛加责难。而随着掌权的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与失势的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议会政治迅速走向穷途末路，宪政运动遭受连续不断的重大挫折，几乎所有的进步人士都公开表达了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抱怨。
孙中山说它“尚未成功”，毛泽东说它“终于失败”，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与俄国十月革命大获成功的外来刺激相汇合，便无可救药地转化为继续革命、激烈革命、彻底革命的政治潮流。与俄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似乎不仅失败了，也早就“落后”了，“老土”了，不值一提了，足以让“中国的先进分子”自惭形秽，愧不如人了。
二
然而，一百年过去，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其实辛亥革命的果实相当坚固、非常结实。这革命果实已经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公共生活的基石之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窃取”。
革命之后不久，经过了悲剧式的袁世凯称帝、闹剧式的张勋复辟的回踩确认，人们发现，满清皇室和传统帝制确实已经在那场革命中走完了全程、进入了历史。它们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一点已经铁板钉钉、无可变更。此后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哪怕在亿万愚民山呼万岁的举国狂欢中，哪怕是不可一世、无法无天的极权独裁者，也不敢再有正式称帝的非分之想。不是不想，是知其不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而在辛亥革命中匆忙诞生的那个先天不足、后天受损的中华民国，虽然在不久后的激进革命洪流中痛失中国大陆，却也并未消亡，仍然顽强屹立于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上。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的政治理想与制度追求，在革命激情早已消退的百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乃是一场颇为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就不容低估。表面看起来，模仿苏俄革命的1927年的国民党革命、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都要比辛亥革命更“彻底”、更“不妥协”，也更加“成功”：北伐战争结束了军阀统治，建立了专制党国：“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政府，建立了极权制度。不过，“彻底”只是相对的，北伐革命所实现的南北统一并不牢靠，它转瞬即逝、得而复失；共产党革命所追求的共产乌托邦则被实践无情证伪，已经被不体面地悄然抛弃。与这两场后来居上的更“彻底”、更“成功”的血腥革命相比，反倒是一直以“有名无实”、“不彻底”、“妥协”而闻名的颇为温柔的辛亥革命，其果实保留得更加完整，其理想传承得更加忠实。我们得说，以长久效果论，妥协革命并不一定逊于“彻底革命”。
三
中国是有所谓“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但辛亥革命迥异于既往的“革命传统”：
第一，以往的革命大都经年累月，拖沓漫长，而辛亥革命从1911年10月10日首义发动，到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总共历时不过4个月，因革命时间很短，对经济基础的破坏、对国计民生的损害相对较小。
第二，以往的革命大都以农村、农民为主（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绝不是毛泽东首创，而是中国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只是第三国际不懂而已），而辛亥革命局限于大中城市，是中国唯一的一次纯粹城市革命，革命中乡村秩序未受破坏，阿Q们未曾得到革命的机会。
第三，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文化素质极低的游民、灾民、“流寇”、“盗贼”和“神道设教”的秘密宗教、秘密会党成员为主力，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李闯、太平天国均如此，而辛亥革命的主力则是教育程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准的新军将士。
第四，以往的革命非常残酷，杀伐过重，不但双方的武装人员相互杀戮，甚至不乏烧街市、屠平民、坑降卒等暴行，有的革命竟造成我国人口减半的惨祸（毛泽东在莫斯科说中国不怕核战争、人口可以死一半，此疯言狂语并非无因，倒是有历史依据的），而辛亥革命的双方则相对克制，全国并无激烈战事发生，“停战”是那场革命的关键词之一。冯国璋火烧汉口在清政府内部引发了强烈不满和反弹，武昌革命军屠杀满族妇孺亦在黎元洪出任都督后遭到严厉禁止，说明革命的双方在面对敌人时仍有遵守文明准则、反对残忍暴行的道德愿望，这在其他的中国革命中不为多见，尤其在此后残忍暴虐的共产党革命中几乎绝迹。
第五，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成王败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告终，失败者即使放弃抵抗也难免人头落地，而辛亥革命主要是在谈判桌上进行，其最终结局亦以契约形式确定，“反革命”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前清官员、北洋军人、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一起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公民，而革命的敌人清室则受到了共和国的优待，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宗庙陵寝，永远奉祀”，这是对清廷和平交权的报偿，也是政治文明的表征。事实上，作为契约的一方，清廷也可算作是辛亥革命的参与方。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
四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之所以所有人都在革命中未获全胜、也未获全败以至人人都可接受革命、却人人都对革命不太满意，之所以革命体现出浓郁的中庸、妥协特征，此三者，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立宪派参与了、并且改变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轨迹。
清末立宪派既是传统儒家观念的继承者，又是西方宪政新知的传播者，因为这一双面特征，他们在政治上既是保守的，又是进取的，所以他们是天生的中庸阶层：对激进派，他们训之以保守主义，对顽固派，他们导之以进取精神；他们曾经诋毁皇室、痛骂政府，但那是恨铁不成钢，而不是呼唤革命；他们转而赞成共和，但仍然反对穷追猛打、一往无前。他们又是天生的妥协派，对清政府让步妥协，对革命党也让步妥协——之所以让步妥协，是为了减缓对抗，削弱敌意，制止杀伐，让暴力破坏适可而止。
清末各省谘议局的成立、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使得立宪派成为舆论界、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成为一支可以相互策应的、有着松散组织的团体力量。武昌起义之所以完全不同于黄花岗起义，得以在一个多月里波及15个省份，就是因为有各省立宪派的普遍参与。立宪派的普遍参与使得革命暴力的烈度大为降低，也使得革命的方向和结局大为改变。以“议和”而非“北伐”结束革命，以“拥袁”而非“拥孙”走向共和，这几乎完全是立宪派的思路，出于张謇、赵凤昌们的主张，以至时人戏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
立宪派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甚至“篡夺”了辛亥革命？一直以来，总有人指责立宪派是反革命，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辛亥革命之前，立宪派人士确实以反对革命为基本政治立场。不过，立宪派对清政府腐朽无能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在事实上构成了对革命党的强大助力。有人戏称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一直以来，也有人总是攻击立宪派“投机革命”并“与革命党争夺政权”，说“投机革命”是因为一向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精英在武昌首义之后几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汤化龙开始，几乎无一省革命没有立宪派领袖的直接参与和大力赞助。若将此突然的转变称为“投机”亦无不可，但此种“投机”却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革命速胜，结束乱局，恢复安定。至于“争夺政权”则多为污蔑不实之词，汤化龙、谭延闿、汤寿潜这些人加入省级革命政权均系革命军推举，有的还是革命军强拉入伙，以充门面，张謇、汤寿潜等人加入南京临时政府更是孙中山诚意相邀，与“争夺政权”毫无关系。
辛亥革命由谁领导？标准答案是：孙中山先生领导。这说法也对也不对。若说是孙先生领导，恐怕也只是旗号上、名义上领导，否则孙先生何以事后埋怨“党魁则等于傀儡”？休论革命党内小团体众多、派系复杂，孙中山并无统一领导全体党人之能力（比如光复会一向反孙，发动武昌首义的共进会、文学社也未必服从孙领导），即使孙中山可以领导全体党人，他又如何领导对革命局势同样举足轻重、或者更加举足轻重的立宪派人士？再者，若真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大概不会呈现出那样一副温和的面貌，也不会成功得那么快捷，而尤其是不会以那样一种中庸的方式，产生那样一种妥协的结局。
五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若按以上毛氏名言，辛亥革命简直就算不上一场革命。
毛泽东还说，辛亥革命的弊病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此导致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在他看来，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然而，以一百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得说：辛亥革命的最大优点，也是它最值得后人缅怀纪念之处，或许正是它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因为“彻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种乌托邦狂热病，而不妥协则意味着无休止的斗争、血腥的仇恨。
迄今为止，不彻底的、妥协的辛亥革命倒是仍然留给我们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遗产，供我们继续享用，而辛亥革命之后陆续发生的那些貌似“彻底”且死不肯妥协的所谓革命，却只是让中国人民内斗了大半个世纪，死伤无数，破坏无数，留给后人的，除了生命财产的巨额负债，只有对丑恶暴行的惨痛记忆。
201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