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帝以来，在中国发生的大小战争次数，不说是世界第一，也绝对在前三名之列。中国人的麻木不仁，除了历史、社会与人性的原因外，战争是一种重要的洗脑致残毒剂。随便翻翻古书，一些记载着实骇人听闻，胜利者杀人不眨眼，动辄坑杀数万、数十万；失败者俯首就擒，明明有反抗能力，却放弃反抗。将士们目无表情地引颈就戮，带来的后果可能只是一国一家的哀痛；而平民们目无表情地面对屠杀作壁上观，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以后再看什么都似乎被抽掉了反应神经，并遗传给后代，成为中国人的标准像。
哦，我诅咒战争！天底下还有比战争更邪恶的吗？“一切罪恶假汝而行”，所有道德被战争嘲笑践踏。狡诈、残忍、血腥、暴虐被战争颂扬，人类的优秀品质在战争中则成为缺点，孙子曾经指出作为将军的五个致命弱点，其中有“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因为廉洁者都爱惜名声，所以从败坏其名誉入手，正是击中了要害，肯定让他不堪其辱，方寸大乱，诸葛亮骂死王朗就用了这招；而爱民则不会扰民伤民，利用这一点必可陷其于进退两难左右失据的尴尬境地。美国讲究人权，恐怖分子寓兵于民，美国的优势武器立马变成废物。所谓“慈不带兵”，正说明战争会泯灭善良的人性。以军治国，军头参政，甚至领导人有军人背景，都可能导致毁灭一国道德规范系统的情况出现，放眼世界，这种例子俯首即是。八十年代以来，流行以《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指导商业竞争、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其结果众所周知。古往今来，战争几乎没有间断，人们或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或津津乐道，欣赏沉溺。冷血热血在这里都表现得变态疯狂，相互残杀。二战胜利，英美军队针对平民的德累斯顿轰炸，苏军对两百万德国妇女的强奸，还有天理人性吗？只要战争一息尚存，人类就没有脱离野蛮时代。
一般人对古代战争的认识，大概就是屈原大夫在《国殇》中描写的情景：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这种披坚执锐，短兵相接，奋勇冲杀是我们熟知的战争正常状态。激烈、惨烈、酷烈、令人血脉忿张。
众所周知，不管怎样评价，都不能否认 春秋战国之交发生了中国古代史上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触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各个领域，军事也不例外。在战国之前，无论从军队的人员构成、兵种配置、武器性能、作战形态，还是从军事思想诸方面看，都与此后截然不同。于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在当时属于自然正常，而今天匪夷所思，或当时令人困惑，如今则会比较理解的战例。比如宋襄公在打仗时强调的不杀老人，不先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敌军等原则，后世军事家斥为“蠢猪似的仁义”，其实那是古代相沿已久的规矩，而自春秋以来基本不再被人遵循了。
公元前496年，吴越两国间发生的槜李之战是一个奇特的战例，奇特到连如今的军事院校讲课时都未必愿意提及。然而却是古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吴越两国土地相连，利益相争，势不两立。当时，越国的勾践刚刚继位，国势较弱。而吴国的阖闾雄心勃勃，又有伍子胥、孙武等一流人才辅佐，已经具备称霸的实力。阖闾听到越王允常死讯，便乘勾践立足未稳之机，起兵伐越。勾践也不甘示弱，领兵主动迎击，双方在槜李摆开阵势。吴国军队经过孙武训练，比较正规，战斗力较强，曾经力挫强楚，迫使楚国迁都。十四年前，也曾在槜李打败过越军。战前，阖闾信心十足，觉得毫无悬念，定将马到成功。
按照春秋时期的常规，两军对阵后，各自派人代表国君致词客气一番，说些骂人不带脏字的文明外交用语，一方讲明兴兵理由，另一方质疑。然后交战，几个回合定输赢，各自收兵退回原地，消停一段时间。 然而，勾践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知道强弱悬殊，依规则开打必败。就组建了一支敢死队。人数多少，没有明确记载。但从排成三行，以及造成的惊人效果来看，显然不是几个，或者十几二十个，应该更多，才能足以震憾千万吴军。他们人人握剑，来到阵前，并不冲锋陷阵，而是站着不动，把剑放到自己的脖子上。一位代表献辞说，两国交锋，我们对不起国君，所以不敢逃脱惩罚，情愿赴死！有记载说敢死队还一起大叫（也许是呼口号，‘为了越国，前进！’或‘为了勾践，乌拉！’之类），然后集体在阵前抹了脖子。吴军虽说是由古代第一军事理论家孙武训练的，曾经打过不少硬仗、胜仗，但是从没见过这种场面。估计孙子当时就晕了，其他将士更是全部呆傻，瞬时丧失了意识，从本来斗志昂扬的军人一下变成看热闹的普通观众。勾践抓住时机，一个突击，吴军崩溃了。吴王阖闾在此役中受伤身死。这仗之后，孙子痛定思痛，可能会感谢勾践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战术课，一定会重新修改他的《兵法》，就算“兵无常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者诡道”不是因此添加的，也一定在最大程度上加深了对兵法的认识。
槜李之战留下了一些疑点，主要集中在敢死队上。这支队伍的人员组成，有罪人说，敢死之士说和以死报恩者说。之所以有不同解释，是因为他们行为怪异，不仅前无古人，后来者也不多见。
春秋时军队一般都是由各级贵族组成的，平民和奴隶包括罪人没有资格充当战士。商末，帝辛为了填补空虚的防务，曾经动用过罪人去抵挡周人的军队，结果“前徒倒戈”。原因很简单，他们与国家之间没有切身利益，不像屈原与楚国那样从血缘到感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赶都赶不走。《加里森敢死队》只能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现实中是不可能作为主要依赖对象，并获得成功的。司马迁就不相信，所以他在《史记》吴、越两《世家》中没有采用《左传》的“罪人”说，而代以含糊的“死士”。所谓敢死之士，说得难听点就是亡命徒；他们与以死报恩者都能下决心“出不入兮往不返”。烈士视死如归，如果是在英勇作战中牺牲，“魂魄毅兮为鬼雄” ，不难理解。然而尚未杀敌先自杀，那可是要有很高觉悟才能做到的。以死报恩者或者可以，亡命徒则未必，罪人更不用说。少数人或许可以，一群人同时心甘情愿地自杀，着实令人费解。于是，我不由佩服起勾践做思想工作的本事，这得是什么样的洗脑功夫才能达到如此效果？主义，绝对谈不上。宗教，有点沾边，就像中东的人肉炸弹一样。巫术，可能性很大。在古代，巫术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威胁，以家人安危要挟，不能排除。利诱，最具杀伤力。如同许愿保证妻子儿女生活无忧，提高地位，便使专诸一类刺客义无反顾。无论哪一点，槜李之战都反映出古代的战争规则从此被打破，变得更加诡异，更加残酷，之后在战争领域里，不管出现何种奇怪景象，都不会再让人大跌眼镜了。
勾践使用的死士阵前大呼自杀摄敌的奇招，可以称为恐怖战术。它主要起到了从心理上摧垮敌人、震慑敌人、瓦解敌人意志的作用。也许后世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推崇，但在我看来实在不够爷们儿，和村妇在争斗前摆出“你要打，我先死给你看”的撒泼架式相差无几，有点下三滥的味道，散发着阴谋诡计的腐臭阴毒。就算大获全胜，也无颜在人前吹嘘。战争本来就让人厌恶，这种战法更让人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