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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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谁著史》

韩毓海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1)

    绪言: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

    中国最近500年兴衰的关键

    2008年9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学校与华尔街之间徒步不过20分钟,教学之余,正好就近观察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那个时候写了《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篇文章,以英文发表之后,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也想刊出汉语稿。记得高超群教授为了索要这个文章,曾深夜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了纽约,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动。最后,这个文章很迅速地在《绿叶》、《世界博览》杂志刊出(这要感谢杨学军先生和阎海东先生),随之又被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体会到当今的中国是如此夜以继日、密切地注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的,而自己深以为幸的更是:作为一个货币金融领域里的外行,一点有限的阅读和观察体会,远隔千山万水,竟也能够对于国家和老百姓有些许轻微的意义。

    从中国的视野、或“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致力于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学术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说老实话,这也仅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读书不多,尤其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所以这个探询的过程,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

    最近500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欧美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由逐渐衰落而再次走向伟大复兴。有人把这段历史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学术界可以称之为“正宗”的意见,起码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纷纭众说,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见中,一种将资本主义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奠定(卡尔·*);一种着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说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马科斯·韦伯);第三种则侧重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蜕变和飞跃(费尔南·布罗代尔)。用这三个流派来解释什么是资本主义,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们来解释西方之所以兴起,中国之所以衰落,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则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2)

    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经济发达的宋,反而打不过立足于军事组织的辽、金、西夏部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经济,而在社会组织能力。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层没有组织,而且上层的货币财政也十分混乱,货币短缺、“多币制”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进口美洲白银,这又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最大失败。而对外,所谓的“天下秩序”,于周边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贡”方式,完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缘政治”意识,如此组织能力松散的帝国,无论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发展经济,能够或者不能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一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之打击,其涣然瓦解却是必然的。而国家既然已经瓦解,至于发展什么“主义”才好,自然也都统统变成空谈了。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国家财政,在此基础上方有国家发行货币之主权,而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其胜利,更是实实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这种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靠的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如此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而至于是否采用资本主义这副灵丹妙药来谋发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组织强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国家能力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术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国的复兴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这个道路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宽慰的是,上述浅见,并不是盲从得到,而是从自己的读书、思考和摸索中得来的。几年来,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逐渐积累了一点笔记、一系列的问题,不过时间一长,反而倒是更没有把这些学习体会写出来的勇气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就随时光流失,逐渐淡忘了。

    真正的写作机缘来自赴美前学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蒋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个学术讲座,由于参加讲座者都来自基层,以从事财政和税务工作的同志为主,既是学校的任务,于我自然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这就迫使我不能不紧急准备一个初步的讲稿,这样几天下来突击搞了几万字的稿子,由于对当地的图书馆没有信心,所以还带了不少参考书到山西。我本是个过于认真又不堪大任的人,这次面对的又是上千人基层干部的大课堂,讲座结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给山西的同志(特别是曾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的李晋芳同志)添了不少麻烦。但是,期间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以及抗战最艰苦时期建立的八路军总部(虽曰“总部”,实际上不过农舍三小间而已)的经历,对我触动非常之大,应该感谢这次较长期地面对基层的机遇,它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义,我们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挠,绝大多数在基层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劳俭朴,中国历史的展开是如此的筚路蓝缕、波澜壮阔,中国改革和中国革命的大业,确是由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苦苦支撑起来的,这真是“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3)

    太行山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书可读,躺在宾馆养病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讲座前许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这突乎其来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进益的一个机缘,在这样一个机缘之后,我领会了一些以前不甚领会的书上的语句,尤其包括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

    革命并非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

    中国改革与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结果,革命当然不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对于“中国近代何以落伍”这个大题目,则大致又有几种回答:其一,是*主义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全球扩张所致;其二,则是一般地、抽象地将其归之于中国在制度、技术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欧的先天优势(以马科斯·韦伯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以“天下”和“世界”为担当的文明,资本主义则是自1500年以来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两种有深刻历史传统的组织形式,在500年历史间漫长的“互动”、博弈,才构成了我们解释500年来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国长期繁荣的因素,这正如我们文明中固有亟需变革的弊端,但其中却同时也蕴涵着近代改革与革命以及中国现代复兴的种子。只有了解中国文明形成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同时又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抽象地将问题归之于抽象的“制度”和“体制”而简单地打发掉,我们才能对于上述重大历史课题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探究。

    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对其浅陋机械,前人已多有讥评。如钱穆就曾说:“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之表达亦各有其方式及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行之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个世系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贵族血缘承继;就后一个世系而言,权力始终是向平民开放的,这就是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里的“平民”,更不专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数民族血统者,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农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于尧舜的名分世系。这两个世系的互动沿革,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4)

    作为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无疑处于中国制度的重要转折期,从体制的上层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它是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阶级冲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13年,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这成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大变动。从此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则独揽决策权,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但内阁大学士没有建议权,为了避免皇帝与六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遂设司礼监居中传递协调。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间,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阶段,竟造成这三任皇帝几乎不见六部官员的局面,此后,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与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间的冲突更是日益加剧、不可协调。而正是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来国家行政效率、国家组织效率的迅速衰败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颟顸独断。无能而颟顸的士大夫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妄图以道学的专制垄断社会权力,这种“士大夫阶级的道学专制”,更促成了体制从内部的解体。而正是由此看来,钱穆的博学,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学,因为在他那里,无论均田重农还是平等夷狄,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专制。而他所同情、追随的国民党,虽曾标榜、号称要继承中国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式的“考试”与“监察”两院,以成为“五权”宪法,而这种精英运动的体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不过,确如钱穆指出:民权的表达和实行不能单靠一纸宪法和几个代议士,关键在于形成下情上达的有效机制,他的这种看法倒是真有启示性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制度”而只有“专制”,例如所谓公田与私田、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串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恶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改革的后果与代价”,这往往就与精英们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

    而与钱穆比较起来,黄仁宇先生虽未打过仗,毕竟吃过粮(古人只把“军粮”称为粮),因此,他的有些话恐怕还算是比较到家的。他说:“过去的中国百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5)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体,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党,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根本关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就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时下人们恐怕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没有科学、工业、自由和*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离开组织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主体,离开了改造土地制度这个中国经济的最深层的基础,如果没有与基层现实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作为社会改造的利器,那就不会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国几千年来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般小农、毫无动员效率可言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更不能得以根本改变。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岂有文章惊天下,漫道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真正弄明白这个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摘录自韩毓海教授 (五百年来谁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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