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第一次走进格林威治村的“敏奈塔酒馆”（Minetta Tavern），是个初冬周末的午后。酒馆里的光线很暗淡，吧厅里也挺清冷，除了角落里坐着的一对情侣，就不见别的什么客人了。
在吧台前的高脚椅上刚刚坐下，一位穿着白衬衫的南美小伙子就从里间走出来，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们：“喝点什么？”我们迫不及待地问他，哪个座位是海明威曾经坐过的？他一脸茫然的表情好像在说：谁是海明威啊？
“这家伙大概是后面厨房里打黑工的，说不定是个墨西哥偷渡客。”我们互相小声开着玩笑，要了一扎啤酒，仰脖喝下一大口。虽说时已初冬，可天气并不算冷，我们是带着热切的心情进来的，先定定神。
酒吧四壁挂满的老旧黑白照片和人物头像漫画中，基本上都是体育明星、影视演员和当地的政要名流，根本没有什么著名作家面孔。我们知道，酒吧的东家几经易手，或许现在的老板对作家诗人并没有多大兴趣，这多少让人有些失望。我们走进酒吧隔壁的套间转了转，那是个面积更大些的餐厅，也是空无一人，四周墙壁上装饰着一圈壁画，画着格林威治村的发展历史进程，还算有些意思，只是，仍旧没有什么作家的痕迹。
走出餐厅重新坐到吧台上，我们不甘心地又扫视了一圈四周的旧照片，猛然间，在大门旁边的一片大头漫画中，我们发现了一幅与众不同的油画。它比其他漫画都要大出许多，画面上布满皱巴巴的裂痕，显得很陈旧，有几块脏兮兮的颜料沾在上面，明显不是原画的一部分，像是它曾被随便丢弃在什么角落，不经意中被玷污的。
画面上是一位精干的小老头，右手握着一支铅笔，举在胸前，侧着脸张口在对旁人讲述着什么。他的嘴里没有一颗牙齿，邋遢支楞的须髯和头顶上蓬乱倔强的头发连成一片，都是灰白色的，深凹的眼睛显得自信而风趣；他穿着一件似乎不太合身的西装，打着领带，坐在一张饭桌前，饭桌上是一盘面包，和几只啤酒杯 -- 有的已经喝空，有的剩了一半。
我们兴奋地问酒保：“这不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海鸥教授’吗？”
酒保未置可否地耸耸肩，说：“我也不清楚。倒是经常有人对这幅画感兴趣，想必是位有名的人物。” 
（一）
敏奈塔酒馆坐落在麦克都苟街113号，这里可以说是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王国的中心。酒吧旁边的115号，便是60年代很有名的民谣歌手演出场所，“咖啡娃”。当年鲍勃·迪伦从明尼苏达搭车来到纽约的第一天，就是到的“咖啡娃”，上台献上了他在纽约的第一次演唱。
麦克都苟街上还有很多60年代以后才广为人知的酒吧、咖啡馆、小剧场，然而，敏奈塔的成名，却比那些场所要早得多。还在1922年，著名的杂志《读者文摘》就诞生在敏奈塔的地下室，在那前后一段时间，这里一直是纽约文学圈子的一个聚会中心，从海明威到诗人庞德，从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到后来“垮掉的一代”的那些家伙们，都是这里的常客。
不过，曾经在这里驻足的名流骚客中，最具传奇性的人物却是这两位：一位便是这个被称作“海鸥教授“的周·苟德（Joe Gould），另一位号称“波希米亚国王”，我们后面再介绍。
1942年，《纽约客》杂志的写手约瑟夫·米歇尔在格林威治村邂逅了一个怪人，这家伙整日徜徉在街头，逢人便要钱，开门见山的介绍词一般都是这样的：“我叫周·苟德，哈佛1911级毕业，伤痕公司董事长。给我买杯酒，我会为你朗诵一首诗、或者来段雄辩、或者表演脱鞋、也可以学海鸥叫几声。我更喜欢杜松子酒，不过，我不挑拣，啤酒也将就。”
苟德讨来的钱并不全是为了喝酒，他声称，这些钱将用于自己成立的“周·苟德基金”，基金的唯一用途，是为了资助他自己正在创作的一部宏大作品，《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他向米歇尔介绍，《口述历史》的全部内容，来自于他从街头巷尾听到的人们的闲谈，和自己在村里生活的经历感受。从1917年开始，几十年间，他记录的那些人们的谈话，不分重要与否，买的什么菜，睡觉好不好，甚至包括邻里之间的吵架，事无巨细，应有尽有。这项“伟大的工程”完成后，将是一部九百多万字的巨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样详细记载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可以和《荷马史诗》相媲美。
米歇尔立刻对这位怪人产生了兴趣，便跟踪采访了他几个月。他随苟德在街上讨钱，看他在接过人们的施舍之后，扯开自己宽大的外衣，像飞鸟那样振开双翅，上下扑扇几下，嘴里发出海鸥的鸣叫声；米歇尔也观察到苟德终日有一餐没一餐、食不果腹的生活，有时候，他会走进路边小店，要一碗剩汤，伴着半瓶番茄酱喝下去，还觉得有滋有味；米歇尔注意到苟德无固定居所，经常是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天气寒冷的时候，他只好去那些为无家可归人士提供的收容所，或是在朋友家客厅的地板上将就一宿；米歇尔和苟德一起参加村里的文学沙龙，看他毫无顾忌地狂饮大嚼聚会上的免费饮料、食品，听他在沙龙里为大家朗诵自己的诗作：
冬天，我是一名佛教徒；
夏天，我是天体主义者。
他一边朗诵，一边把自己的衣服裤子一件件脱掉，引得周围众人放声大笑。
有几次，米歇尔试图帮助苟德联系出版他的《口述历史》，可是，当约好的出版商前来见面时，苟德却爽约了。后来，他对米歇尔说，自己的作品不会于有生之年问世，而是希望能够在他死后发表。他声称，自己的遗嘱上已经写明，三分之二的《口述历史》将捐赠给母校哈佛保存，剩下的部分则捐给其他博物馆和人文研究机构。
尽管没有看到《口述历史》的任何章节，米歇尔还是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长篇特写：《海鸥教授》。在文章中，他描述了苟德为完成自己的“伟大工程”而经历的艰辛生活，记录了村里的人们对这位潦倒的作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对美国这个富饶的国度不能为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发出感叹。
文章的标题，来自于村里的人们对苟德的尊称。
《海鸥教授》发表后，在纽约甚至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苟德一夜之间成为风云人物。他开始不断地接到媒体采访要求，走在大街上，不相识的人也会和他打招呼，向他脱帽致敬；他开始不断地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很多信封里都装着支票或现金，表明是对他基金的捐赠；过去那些将他轰出门外的酒吧餐馆，现在也向他打开大门；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蜂拥来到敏奈塔酒馆“朝圣”，就为能和海鸥教授喝上一杯，合个影；甚至有人愿意为他提供长期生活资助，这个人至今也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一直是通过苟德的一位朋友，间接把钱送到他的手中，尽管苟德反复追问朋友很多次，朋友却一直信守诺言，没有透露过那位好心人的真实姓名。
苟德的生活，似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夹着半人来高的文件夹，住进了村里的一家旅馆，这里成为他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固定居所，当然，房租是那位匿名人士支付的。
（二）
1889年，周·苟德出生于波士顿郊外一个富有的家庭，尽管父母很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医生，并将他送进了哈佛，但是，他却固执地选择了文学专业。毕业后，他一个人走遍加拿大，游山玩水，又跑到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研究他们的文化，并学会了骑马、跳舞、唱歌。
1917年，他来到纽约一家报社当记者，没多久就辞职不干了。他在几份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作，开始闯进村里的文学圈子，不过，他更宏大的理想，是写一部前所未有的史书。苟德的身高只有一米六零，可他那巨人般的梦想却让格林威治村里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对他刮目相看。剧作家尤金·奥涅尔对他很是赏识，认为他学识渊博，才思过人；诗人e·e·康明斯一直是他的基金长期捐助人，曾经专门为他写过一首诗；另一位诗人庞德是苟德在哈佛的同学，也是他的毕生之友，庞德在自己主持的杂志上，最先发表了《口述历史》的几段摘要。
一位身在加州的电报投递员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份《口述历史》的摘要，通读之后，他受到很大启发和震动，当即决定要成为一名作家，做自己想做的人，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他后来写到：“美国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追求一种这样或那样的写作形式，只有苟德具备不同寻常的想象力，他根本不拘泥什么形式，生活就是他的写作方式。”
这位电报投递员日后真的成了一名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威廉·萨洛扬。1941年，他终于来到纽约，在一个画家朋友那里见到了苟德。见面时，萨洛扬四肢伏地拜倒在苟德身前，站起来以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一定得把你的作品发表问世！”
第二天，萨洛扬跑到著名的兰登书局，说服了他们发表《口述历史》。当晚，他就来到敏奈塔酒馆，告诉苟德这个好消息。可是谁知，几天后，当兰登书局的人来到酒馆准备和他签约时，苟德竟然没露面，以后的两三个星期，他就像失踪了似的，音讯全无。萨洛扬跑去敏奈塔几次，都没有找见他，兰登书局的出书事谊也就没了下文。
一直到《海鸥教授》发表了很多年以后，约瑟夫·米歇尔才意识到，所谓的《口述历史》很有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传奇。
米歇尔于1964年发表了另一篇长文，《周·苟德的秘密》，这个时候，苟德已经去世几年了。在文章中，米歇尔回顾了自己和苟德这些年的交往，写到自己曾经几次要求苟德拿出部分章节让他看一看，都被苟德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推搪了。有一次，实在推搪不过，苟德告诉米歇尔说，自己的作品藏在长岛一个亲戚的农场里，他向米歇尔借钱去长岛走了一趟，却空手而归，理由是亲戚出门旅游去了，扑了个空。
尽管海鸥教授声称，他的《口述历史》先后被十四家出版社所拒绝发表，实际上，米歇尔曾经为他联系过几个出版公司，人家都表示了兴趣，可苟德从来没有如约拿出样本过。当米歇尔实在忍无可忍地向苟德质疑时，他的回答很简单：“那不仅仅是因为懒惰。”
那次质疑之后回到办公室，米歇尔的怒气渐渐消褪了，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沮丧。他意识到自己被蒙骗了，像村里其他很多施舍过、支持过苟德的人们一样，被一个夸下天大海口的家伙所欺骗了。更使他难过的是，他的文章，《海鸥教授》，没有得到任何验证，就将《口述历史》介绍给众多的读者，使更多的人为苟德提供了生活帮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帮助苟德实施了欺骗。
《周·苟德的秘密》后来成书出版，可它却成为米歇尔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他继续在《纽约客》工作了32年，直到1996年去世，没再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并没有过多地谴责苟德，而是试图去理解他，“我们每个人都想不受任何约束，完全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苟德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只是没能将他的才华换来果实。”在去世前不久接受的采访中，他留下这样的话：“在写作有关苟德的故事过程中，我渐渐发现，我和苟德在许多方面很相似，我们都是局外人，和他交往那么多年，你会觉得他变成了你自己，我似乎是在写自己。”
2000年，一部根据约瑟夫·米歇尔的两篇报道改编的电影，《周·苟德的秘密》与观众见了面。影片中扮演米歇尔的著名演员斯坦利·图奇这样总结道：“苟德的一生，是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害怕成为的，同时也是我们想成为的。”
(三)
苟德或许真的“不仅仅是因为懒惰”。露宿街头的那些年月，加之多年的酗酒和不正常饮食，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受影响，这可能是他没有写下去的重要原因。尽管他一度接受不知名的仰慕者捐助而住进了旅馆，但是，他已经很难长时间地坐下来，集中精力去完成他那个宏大的理想了。
然而，几十年之后，就在人们渐渐将他忘记的时候，海鸥教授的故事，又出现了最后一个惊人的转折。
2000年，《村声》周刊忽然报道，纽约大学的档案馆买下一捆11册的记事本，是周·苟德从1943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的日记，共计15万字，虽然没有九百万，但确实是他生活的详细记录。他后来将这些日记寄放在一个画家朋友那里，在他1957年去世后，画家朋友将其转卖，一直被私人收藏，最后被纽约大学买下。
日记记录的那段时间，正是《海鸥教授》发表不久之后，苟德受到资助住进旅馆的那几年，生活状况稍有改观，可以算是他的黄金时代。苟德曾经对米歇尔说，自己那些已经写成的几百万字作品，被分别寄放在几个朋友那里。不过，新发现的这几册“历史”记录，却没能使人们对他的宏伟理想重拾幻想，而是让读者再一次感到了失望。
这几本手写的日记，字迹潦草杂乱，很多地方认不清楚。第一篇日记是写一个作家朋友邀请他去参加圣诞节晚宴，本来是可以记录不少当年格林威治村里文学圈的八卦韵事和酒后真言的，可他却决定呆在家里，记下的是，他如何洗了个澡。
实际上，这些长达1100多页的日记中，充斥的多是这些洗个澡、吃顿饭一类的没什么价值的事情。很明显，苟德最关心的话题是他自己，其他人不过是他人生镜头里的布景。虽然，他每天都有记下几句，但那几乎都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他似乎挺在意一些重要的节日和纪念日，比如1943年8月4日，他写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生日。跳蚤很兴奋，横冲直撞，结果我很晚才起床。”1945年5月7日，本是盟军攻占柏林的日子，苟德写到：“麦克斯给了我一块钱，庆祝希特勒死掉。我去了墨西哥花园（一家餐馆）。”8月15日，日本投降，他没有记录什么外面街上的庆祝，而是写下：“有不少跳蚤，没睡好。而且，外面挺吵的。” 
另一段日记，1946年6月7日，他写到：“见到垂方特（一个朋友），他说有双鞋给我。到敏奈塔喝了杯酒。”紧接着，6月8日：“垂方特没把鞋带来。我到敏奈塔喝了一杯。”6月11日：“见到垂方特。他把鞋带来了。我拿了鞋，去了敏奈塔喝酒。”6月12日：“我去了谷底酒吧，喝了几瓶啤酒，把鞋丢了。我去了敏奈塔。”
稍微有点意思的段落，他记录了一些较为有趣的事。一次是他和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一起被邀请去看百老汇歌剧，苟德并没有留意达利对演出的看法，倒是记下达利将一个充满碎纸的手袋放在42街大街路面上，然后躲在墙角看路人的反应。
另外一些段落，记录了别人对他的态度，一次是他在酒吧喝酒，一个男人拿他教训自己的妹妹，苟德写到：“那人说我一生从来没正经工作过，说我被《纽约客》的文章给宠坏了，‘你愿意这样活一辈子吗？’我转身走了。”另一篇写到：“我走进敏奈塔，一个流浪汉刚被轰出去，大家一见我都笑起来，酒保说：‘刚走一个，又来一个。’”
日记一直记录到1947年春天，六个月之后，那位匿名资助者停止寄钱给他，也没有说明什么理由。不久，他就被旅馆轰出门外，重新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活。他在街上游荡了几年，一直到1952年，健康每况愈下，他被一个朋友发现，昏厥在街头。朋友将他带回家，为他擦洗了全身，做了顿好饭，休息了几天，把他送进长岛一家公立疗养医院，苟德在那里生活了几年，1957年8月死在医院里。
尽管苟德昔日的很多文学界朋友都以各种理由，没去参加他的葬礼，但还是有几十位当年格林威治村里的波希米亚一族前去为他送行。他们在苟德的墓前朗诵了他的诗作，并宣布为纽约大学成立了一项周·苟德基金，金额只有一百美金，没几年，就没人知道那笔钱到哪儿去了。
海鸥教授被下葬在纽约上州的一个公墓，墓碑上没有刻任何字，到今天，恐怕已经没人记得哪块墓碑是他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