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M•布兰特（Peter M. Brant）——63岁的实业家，房地产业的大佬，杂志的所有人，艺术品收藏者，马球玩家，一位超级名模的丈夫，九名子女的父亲（两任妻子所生）——多数人会把这样一个人归入1%之列。（译者注：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自称为99%的人，对应1%的富人。）他的财富净值据报道在5亿至14亿美元之间；他对构建帝国有特殊的爱好（他有四名成年子女在他的商业帝国里任职）；他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Greenwich）拥有一块53英亩的地产；他酷爱“安德森与谢泼德店”(Anderson & Sheppard)缝制的衣服。来赴我们的午餐时，身穿灰法兰绒的双排纽扣套装、蓝白相间的细条纹衬衫，佩戴海军蓝的编织领带、白色的口袋手帕、金质打结的袖口链扣。如果你想描绘出一副标准的商界巨头形象，大致会很像这个样子。
但布兰特本人会不同意。事实上，在吃饭时他很明确地说：“我自认为属于那99%。”
这一声明让人有些犹豫。尤其是因为，布兰特选定的餐馆Sant Ambroeus，位于1%富人生活区的中心——曼哈顿的上东区，靠近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而且，我们吃这顿午餐的最初原因之一，就是要讨论布兰特作为对艺术的大资助者的角色——艺术资助通常也是一件1%的人做的事。
布兰特在格林威治有他自己的艺术基金会。他也和第二任妻子史蒂芬妮·西摩（Stephanie Seymour）及四个子女住在格林威治（包括一名继子，系西摩与前夫、吉他手汤米·安德鲁（Tommy Andrews）所生）。该基金会名为“布兰特基金会艺术研究中心”（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2008年创立，目前由他和第一任妻子生的女儿艾莉森（Allison）执掌，每年举办两次展览，同时也是研究机构。最近一次展览是去年11月举办的，主要展出的是大卫·阿尔特默德（David Altmejd）的作品。阿尔特默德是一位加拿大艺术家，曾代表加拿大参加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 （Venice Biennale），其著名作品是一些巨大的、常常令人不安的雕塑，将身体器官与其他有触感的物质（水晶、毛发、织物）混合在一起。恰巧，挑战性的艺术，又是一个通常会吸引1%的人的东西。
但布兰特还是说，“我不认为艺术品收藏是专属于那1%的，”这是在我们坐下，点了饮料之后（他点了冰茶，我是苏打水）。我们还回忆起，我们之前也曾一起吃过饭，那是在时装设计师阿瑟丁·阿拉亚（Azzedine Alaïa）主持的餐桌上。布兰特的妻子和阿拉亚关系很亲密。去年夏天，我到巴黎报道女装时，曾住在阿拉亚经营的简易酒店“三间房”（3 Rooms），当时布兰特的儿子哈里（Harry）也在那里，报道为布兰特家族拥有的《访谈》（Interview）杂志举办的一些展览。该杂志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1969年创办的。在布兰特家族的世界里，利益和私人关系常常交织在一起。例如，在和我共进午餐后，布兰特将前往迈阿密－巴塞尔（Miami Basel）艺术展（他每年都会去），共同主持一场宴会，庆祝《采访》俄罗斯版的创办。该杂志授权给俄罗斯亿万富翁弗拉德·多罗宁（Vlad Doronin），他恰好是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的男友，坎贝尔则是阿拉亚和西摩的又一位密友。
不仅如此，那场宴会还是为了庆祝法拉利的新车型“蜘蛛458”（Spider 458），法拉利董事长卢卡·克劳德洛·迪·蒙特泽莫罗（Luca Cordero di Montezemolo）也将作为嘉宾出席。我问布兰特，他是否认为蒙特泽莫罗会像大家广泛传言的那样，竞选意大利总理。“他把法拉利经营得很好，”他答道。“为什么不呢？”他觉得当今的政府已经“出卖”了实业家，并喜欢实业家出任政府首脑这个想法。这就又回到了99%的问题。
“我正在把我的注意力放到这方面去：努力通过图画和雕塑让人们认识到，世界上有一些更好的东西。”布兰特说。“世界正需要更多这样的东西。要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你就必须理解艺术家。艺术就是自由——表达的自由，而它表达的信息千百年来一直在全社会共鸣。”
你是否接受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布兰特。他近来相对更受公众关注，这是因为他和西摩之间几乎闹到离婚的尖锐冲突。在2010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此事出现在全美的八卦专栏里，传得满城风雨。故事细节涉及毒品（他谈到她过去曾接受过戒毒治疗）、惩罚（她说他撤销了她的信用卡账户）和艺术品偷窃（双方都指责对方偷走了他们的一些藏品）。尽管当时的报道通常都把布兰特描绘为一名炙手可热的大亨——《人物》（People）杂志称他为“拥有《访谈》（Interview）、《古董》（Antiques）与《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杂志的马球玩家”——尽管各类报刊都回述了他1990年因逃税而入狱84天的往事，他首要的职务其实是白桦公司（White Birch）的董事长，白桦是北美最大的纸浆造纸公司之一。当前新闻用纸产业正面临艰难挑战，白桦已在2010年申请《美国破产法》第11章规定的破产保护。
确实，在我们吃两道菜的过程中（先是洋蓟沙拉、布兰特每次来Sant Ambroeus的必点菜，然后是金枪鱼塔塔），明显可以看出，布兰特把自己看作一个梅隆与洛克菲勒式的老派富豪，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正在新潮富豪所制造的混乱里挣扎前进。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n）（译者注：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译者注：美国对冲基金经理）等商人是在概念化的金融工具组成的多变易逝的世界中工作，而布兰特则是在纸浆与纸组成的切实世界里工作。
因为布兰特这个人确实是在生产出具体的东西，比如新闻用纸，而且拥有具体的东西，如房产、马和艺术品。他的故事是经典的美国故事：一文不名的父亲在1939年从欧洲来到美国，辛勤工作，创立一家小型纸浆造纸企业，儿子也辛勤工作，发了大财。但现在这个故事已经改变了。“20年前那个简单的产业现在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了”，他说。因此他需要创造出一些新东西。这就需要艺术出场了：布兰特已经准备给社会一些回报。
布兰特在纽约的皇后区长大，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译者注：美国房地产商，已宣布竞选总统）上的是同一所小学（他们在五岁时就成为朋友，一起在许多运动队比赛过，现在关系仍很密切；《纽约》杂志（New York）曾称布兰特为“有品位的特朗普”）。他从18岁开始收藏艺术品，这是受了他的保加利亚裔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收藏法国的洛可可式油画。彼得则集中在20世纪后期的作品。他购买的第一件作品是沃霍尔的一幅画，现在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沃霍尔作品收藏家之一。据报道，他总共拥有500多件艺术品，但当我问他具体是多少时，他说：“我无法给你一个近似准确的数字，但我发誓，说在200件以内是没错的。”这在我看来很意外，但他解释说，他是一个“双鱼座——我非常善于集中精力于大问题、大谈判，但不善于日常规划。我努力去跟着行动走，把这些日常事务留给管理层。”
他说，他和西摩总是会把他们藏品的“大约10%”放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每六个月左右轮换一些，其他藏品放在基金会，或者借给其他机构（他的基金会每年平均向12个其他展览借出藏品）。他喜欢让－米歇尔·巴斯基亚特（Jean-Michel Basquiat）。1996年，他的另一位艺术界的朋友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为巴斯基亚特拍了一部传记片，他是制片人。他拥有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杰夫·昆斯（Jeff Koons）、卡琳·基利姆尼克（Karen Kilimnik）（美国画家和装置艺术家，将是今年一场展览的主角）和乌尔斯·费舍尔（Urs Fischer）的作品。他这样描述他的购买标准：“任何给我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且我觉得不久后会很重要的作品。”他最近买的一件作品是纳特·洛曼（Nate Lowman）的，那是一位创作涂鸦和拼贴画的美国艺术家。当我问他是否凭内心直觉购买时，他哼了一声，摇着头，不过一开始很难判断，这是在回应我的问题，还是表示拒绝侍者送上的面包。
“任何告诉你他是在凭内心直觉购买的严肃收藏家都是在撒谎，”他一边说，一边戳着他开胃菜里的一些帕玛森乳酪和莴苣，这些食物的最终命运是进入他的胃肠（译者注：原文为gut,双关,既有内心直觉的意思，也有内脏的意思）。他说：“这就像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今天看上去美的东西，也许过几年就不被视为美。沃霍尔画的玛丽莲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在1960年代它被认为是俗艳的。艺术需要被社会化，你需要了解很多背景才能理解它，这不仅仅意味着读过几本艺术史书。”
当布兰特发现某个他感兴趣的艺术家时，他做两件事：想办法与他们见面，并研究他们。有时他也会和他们成为朋友，就像和沃霍尔及乌尔斯·费舍尔。“当我第一次看到杰夫·昆斯的作品时，它真的让我很苦恼，”他说。“我当时觉得它是巴洛克式的、高度雕饰的、挑衅性的。他的第一次展览我去了六七次。”在那之后他就成为昆斯作品的热心收集者，拥有他的多件作品，包括昆斯的43英尺高的花卉雕塑“小狗”（Puppy），该雕塑位于基金会的草地上，每年春天都会重新枝栽。
与大多数人不同，布兰特与他的嗜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例如，他不仅玩马球，而且在20年里他一直是世界最好的非职业马球手。他过去还饲养赛马，他的一匹马曾在1984年的肯塔基赛马会（Kentucky Derby）上获胜，还有一匹在几年后赢得了“育马者杯”（Breeder's Cup）。1995年他准备和首任妻子桑迪（Sandy）离婚时，他意识到，他不能同时玩马球和赛马了，必须放弃一个。“我认定马球是两者中比较健康的那个。”他说。
一道份量相对较少的金枪鱼上来了，码在一个盘子里，上面缀着几枝绿叶菜。鉴于他涉猎的范围很广，我不禁好奇，他对基金会的参与度有多高。“就像人们在打扑克时说的，我‘全押’，”他答道。“我决定展出哪些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一起安排展览，单独或与别人一道管理展会。”
不过，他的基金会依然是一个流动性的企业，就像他的藏品也在不断变化一样。“长期而言，我可能会把藏品放在一个真正想展示它的地方——一个城市、一个州或一个机构，”布兰特说。“但要为此获得一个好的报价，唯一的方法是收集一批好的藏品。”他经常卖出一些艺术品，用得来的钱购买另一些艺术品，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将钱投入他的纸浆造纸业务。
“如果我必须筹钱，我就会这么干，”他说。不过有些艺术品是他永不会放弃的。我问他，如果去一个荒岛，他会带上哪些作品，他说：“沃霍尔绘的一幅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小画像，它原本是属于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的，名为“甘草玛丽莲”（Licorice Marilyn），还有一副是我在1967年以5000美元买的、名为‘蓝底色的玛丽莲’（Blue Shot Marilyn）。这幅画的确被射了一枪，后来安迪就像补一个小疮疤一样，把那个弹洞掩饰过去了。我喜欢那幅画。”（译者注：shot既有拍摄的意思，也有开枪射击的意思。）
他补充说：“如果18岁以后我卖的那些艺术品现在还都在我手里，我将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品收藏家之一。不骗你。但是，一切都在不断的流变之中，你干事情必须以此为前提。”
而且，对于布兰特来说，艺术如此，工作亦然。再生环保纸的市场已经移到了中国，而作为他主要客户的北美新闻产业，已经减速了。“40年前，当我踏入这个产业时，欧洲消费的新闻用纸只有北美的50%，”他说。“现在欧洲消费得更多。10年前，90%－95%的新闻用纸销往北美，现在则是65%离开北美。2000年，北美制造的新闻用纸有1600万吨，现在只有750万吨。10年前，有谁能猜到新闻纸业会是现在的情况呢？”他用挑战性的眼神看着我说。我扬了扬眉毛。然后我们都要了咖啡。
但他依然相信纸浆造纸业“将是一个可生存的产业，将会继续前进。不是一个增长型产业，但是可生存的。就像汽车产业一样，它正在经历一场重组，但它将恢复稳定。”还没等我开口问，他就补充道：“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会很快，我觉得。”
侍者拿走了咖啡杯，餐桌看起来有点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玻璃水杯，但布兰特依然谈锋甚健。“我是这么看待世界的，”他说：“有的时候，有的资产能创造更多现金，其他资产则能带来更多产权收益，过一段时间就又会变化。你必须玩长远的游戏，而且努力不要在这个过程中把船给弄沉了。多元化投资是关键。”
这让我陷入了思考。在我们分手后，我走到街对面的惠特尼博物馆，它的正式名称是“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向那里的职员打听它的起源。我得知，这座博物馆是两个人创立的：亨利•惠特尼（Henry Whitney），一位石油产业的继承人；格特鲁德•惠特尼（Gertrude Whitney），靠铁路和航运生意发财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曾孙女。也就是说，它源于实业。
此时我切实地感到，我原本应该知道这些的。
范妮莎•弗瑞德曼是FT的时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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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 Ambroeus餐馆
纽约麦迪逊大街1000号（邮编为NY10021）
健怡可乐 5美元
冰茶 6美元
冷芦笋 16美元
洋蓟沙拉 22美元
金枪鱼塔塔（两份） 44美元
拿铁咖啡 6.5美元
卡布其诺咖啡 6.5美元
总额（含税）115.41美元
译者：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