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旧，忆旧
一下子就轱辘到年底---阴历年底兔子尾巴龙头上了。
赶紧着应该做一个比较彻底的大扫除，家里堆积的乱七八糟，不用擦玻璃至少也要吸尘，擦地板。
这其实不过是每周，最多是两周的尘土，但我想我应该保持这个中国人的好传统，大扫除。不要留恋存积上一年的灰尘，窗明几净迎新。一干活我才发现角落里有很多小小的蛛网，地毯上有很多沉渣，桌台上也是灰尘，灯罩上。。。。。这些土从哪里来啊？
这一年我懒惰了许多，有些角角落落从来没有清理过，辞旧时常勾起忆旧的情怀。
想起好久好久原来在父母身边时这时候都干什么；也想起好久好久离开父母后奔波在自己的生涯上后自己都在干什么，又不干什么；也难免不会想起过去的一年堆得满满的积尘和心事，牵挂。辞旧并做不到绝尘这已经得到验证，我们无论怎样都带着旧日的遗尘和根性继续新的生活，其实这有利于生存，新的尘土积多了又成为老土变成一些腐朽和有机的东西。
我想起文革前我刚记事不懂事的几年，到了这时节，母亲就开始节日采购，那时候使用‘购货本’上边有‘春节供应’。左不过就是平时很少吃到的一些食物，鱼肉，糖果，花生瓜子，按人头在节日期间配给，但也需要排队。油盐酱醋茶豆腐在附近的食品店里买，有点特殊的就要去西单，西四买，记得西单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西单菜市场’，过马路‘西单食品店’和西单商场还有新华书店连在一起。也偶然要去‘稻香村’去买很特殊的点心。这些地方到了文革以后我哥长大了由他去排队采购，在往前我不大记得了。
我们孩子都很兴奋地等着过年的饭菜，那是何等的香啊！大姐，哥哥要去帮助排队买东西，妈妈会日夜兼程地给我们每个人做一件新衣服，织一件毛衣或做一双新棉鞋，它可能不是新衣料做的，是改制的，但一定是专门做出来的，比如我有一双棉鞋，面子是棕色的薄伲子，那是我父亲解放前的旧礼帽被母亲给剪了做了鞋面；而我的棉袄竟是缎子面的，是母亲的旗袍改造的成果，他们那时没有足够的钱买回新的布料给我们做过年的新衣，只能把自己的不穿的旧衣不断改来改去，包装我们不断成长的身体，即使这样也是经常捉襟见肘，我是这个家中老么，一直穿我姐姐穿小的衣服直到我长得比她高了。我们穿得很旧，但是干净整齐，也好像被母亲整的挺体面的。这好像是我母亲心里基本的标准。感谢老天我们一个个长得还算不难看，不然母亲将是很难把我们打扮起来的。我小时候的衣服像个‘小地主’，这常常让我觉得一种与现实的分离感，直到很大我才明白了，爸妈怪不易地拉扯我们长大。‘翻身后’的底层生活他们竟默默地想方设法地不言不语地熬过来，让我们子女尽量没有因为贫穷而失掉自尊和自信。
这时节，家里要大扫除一次。星期天的时候我父亲就会用一种‘高粱纸’糊窗户和风门，我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家贴窗花和迎新的剪纸。那时候北京的冬天很冷，家里生着煤球炉子，安着烟筒，为了安全都要安上‘风斗’（就是在窗户上留个开口的地方），父亲总是亲手做一个风斗挂在窗户留开口的地方，现在想起来他是个心细手巧的人。
30除夕，母亲会领着我们去西单商场做最后的一次购物，那好像多流于形式，晚上回来包饺子等我父亲下班回来一起吃年夜饭。
正月里我隐隐约约记得大姐领我们逛过一次厂甸的庙会，肯定是文革没开始时的事情，我记得那个超长的大冰糖葫芦和美丽的风车让我一个正月都欢欣鼓舞。等我后来工作了每天都骑车穿过和平门，厂甸，琉璃厂却没有了庙会。我常常疑惑自己从前是不是去过那里。
18岁我离开了家，再回来时也都是临时小住，姊妹兄长虽然都在北京，各自成家有业，有头有脸反而难得在家里聚上一回，吃一顿年夜饭好好促膝聊一聊。现在连家庭聚会也都要到饭店里常常让我再也找不到家的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吃饭店的饭啊。
我们从什么时候失去了纯真的喜悦和简单的向往呢？因为什么呢？
是父母的老迈保守旧式？还是自己生活和一身的疲惫？过年的任务感超过了喜悦感已经是多少年的真实心情了。
母亲不在了家的一切都失去了一种凝聚的力量。这些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山珍海味非在大年里才吃上，北京的庙会从新的千年开始越来越隆重几乎让人想回避，除夕的炮竹那震耳欲聋的惊心动魄和满城的硝烟，满地的纸屑我也久违了。据说自我离开后，钟鼓楼修复了又在敲钟击鼓，要是在地安门附近估计能听的很清晰。还听说白塔寺的庙会也是很古旧的形式。
。。。。。。
好了，尘归尘，土归土。
过年我还是很想家，一如既往。
‘三十年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句话可以综述我们现状的轮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