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清华：陈寅恪昧于情势；冯友兰“与时俱进”！

世纪清华：陈寅恪昧于情势；冯友兰“与时俱进”！

蓝山烟霞

说明一下，这篇短文不是要褒贬谁。只是对前辈的事情作一点评说，看看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所启示？首先破题：昧，糊涂。“昧于情势”就是对情况和形势认识不清，比较糊涂。“与时俱进”就是思想紧跟潮流，能合着时代步伐一同前进。

为什么说陈寅恪昧于情势，而冯友兰就算得上是“与时俱进”呢？我们只要看看二人的生命轨迹，就都一目了然了。

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歷史學家，古文學家，語言學家。通曉十多種語文。专于魏晉及隋唐史。《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其代表作。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中文及歷史教授（1925-1948）。

在本人看来，陈寅恪在什么时候，或者在哪些方面“昧于情势”呢？

首先是出国留学。“为什么要留学？”陈寅恪好像不太清楚，看起来就像是：“留学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陳寅恪自1902年12歲开始，先后留学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直到1925年35岁才回到中國。

陳寅恪三次出国留学，累计共14年，时间跨度23年。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張大学文凭。只有一张復旦公學（大學預科）文凭。陳寅恪留学14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具備了閱讀蒙古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突厥語，西夏語等十多種語言的能力。

可是作为中国魏晋隋唐史的研究者，陳寅恪真的需要这10多种语言吗？可见陳寅恪在设计自己的人生这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上非常糊涂。一个人用10多年时间去学一堆无用的知识，实在是对生命的极大浪费。

其次，陳寅恪在政治上也比较糊涂。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三民主义”虽然谈不上是完美的，但它所代表的共和政体，比起腐朽的满清王朝，毕竟进步很多。

但陈寅恪一方面推崇怀有“满清情节”的王国维，另一方面，将“三民主义”贬为“俗谛”，即庸俗的东西。认为只有摆脱了这个“俗谛”，才有学术自由，也才能发扬真理。

中共执政后，1953年曾邀请陈寅恪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就职的两项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陈寅恪只好继续任教於中山大学直到去世。

中共自己都说：“共产党人是最讲政治的”。陈寅恪居然天真地认为，在中共执政下，自己可以拥有一块“完全不问政治的小天地”，这就不是天真，简直就是糊涂到了“不识时务”的地步了。

和“不识时务”的陈寅恪比起来，另一位“学术大师”冯友兰却又“太识时务”了。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美国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代表作有“三史”等三套中國哲學史著作；“六書”等六本自成體系的哲學著作。

馮友兰1918年畢業于北大。1919年考取公費留學資格，冬赴美國留學。1923年夏論文答辯通過。1924年获博士學位。1923年馮友兰論文答辯後即回國，历任燕京大學等校哲学教授。1928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1929年兼任文學院院長。馮友兰从青年时代起，在设计自己的人生和高效率地利用时间方面，就远远胜过陈寅恪。

而馮友兰在认清政治形势，善于把握机会方面，更是陈寅恪望尘莫及的！馮友兰历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三个“朝代”，竟然都能左右逢源，屹立不倒，令人啧啧称奇。

1934年馮友兰獲邀出訪捷克及蘇聯，回國后分別就蘇聯見聞及歷史唯物主義作兩次演講，觸怒國民党當局，遭逮捕審訊，但不久即获释。

事後馮友兰迅速向國民党靠攏，不久即加入國民党。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馮友兰隨清華大學先迁長沙，再迁昆明，其党籍關係中断，1939年再次加入國民党。任教西南聯大期間，馮友兰與國民党高層往來密切。1945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友兰被選為主席團成員。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月5日馮友兰即致信毛澤東，自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告誡他“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1952年馮友兰由清華转入北大，仍任哲学教授。

馮友兰多次檢討自己歷史問題，在國内外数次公開表示新理學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敌”，是“拥护國民党政权”等。并經常配合政治形勢，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运用。

1966年文革開始，馮友兰被抄家关入牛棚。1968年毛澤東表示“北大有個馮友兰，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如果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还得去找他”，馮友兰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馮友兰出任四人幫掌握的“梁效”寫作班子顾問，相继發表一些批孔和反复古等文章，為江青集团效力。1976年四人幫垮台，梁效寫作班子遭彻底清算，冯友兰亦遭長時間关押審查。

1980年起，冯友兰開始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自稱是“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至1989年完成，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觀念貫穿全書始終。1990年11月26日，馮友蘭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年95嵗。

像冯友兰这样善于察言观色，明哲保身，在各个时代都能很好地生存的人，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是比较少见的。

冯友兰这样做，究竟应该算是“善于观察风向，见风转舵”的政治投机？抑或应该算是“敢于不断否定自己，与时俱进”的进步行为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实在不是简单地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本人以为，陈寅恪与冯友兰，在为人处世方面可以说是两个极端。我们作为后来者，应该怎样以两位“大师”为借镜呢？

本人以为，应该有一点陈寅恪的“率真”，但不可变成迂腐；应该有一点冯友兰的“圆通”，但不可变成油滑。

网友诸君，你的看法如何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