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的呼唤

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路掉队了，在追赶的途中他碰到一位长者，只见他用拐杖挑着自己的劳动工具，子路上前打了个问询：“老先生，你看见我的老师了马？”长者回答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一个是你的老师？”长者说完引子路来到了家里，杀鸡宰鹅款待了子路。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孔子知道后说：“那是一位隐士。”孔子让子路再回去看看他，子路到了那里，却不见长者的身影。子路发感慨说：“不 仕不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对子路来说，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那位长者为何不去做官而宁愿去当隐士。但是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长者还是走了，带着家眷远远地走了。我想子路见到他时，他的样子一定要比孔子潇洒，他有着因为在太阳下劳作而晒得黑黑的皮肤，没准在他袒露的胸怀里还能看到他强健的肌肉，他之所以没有在第二天留下来等待子路的感谢，一定是听到了远山的呼唤。
 几年来，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形象，这个形象有点像唐诗里独钓寒江雪的“孤舟蓑笠翁。”有点像“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但又没有那么清晰，这个形象一直是一个背影，我看不清他的面容，这个若即若离的背影消瘦而又飘逸，他们是历史上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隐士”。 说他们是个群体并不确切，他们都是单独的存在，他们都是些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个体。是什么促使他们、诱惑他们归隐山林、委身于山水之间？是什么样一种动力促使他们抛家舍业、废长幼之序、忘君臣大意？他们又都是些什么人？这些疑问折磨着我，我不得不循着他们的背影，以期走近一点、再走近一点，看看他们清瘦而又安详的面容。
 孔子是不会做隐士的，他说：“君子疾没世不称焉。”他惧怕的便是死了以后没有名气。而当隐士显然不是“君子”所选择的道路。“君子”应该从事一些“显达”的事业，“做官”即是最好的途经。隐士的选择正好是“显达”的对立面。一直有个说法，中国的文人入世则是儒家，出世则是道家，遁世则是佛家。那么隐士隐士又算作什么呢？看来，隐士介于道家与佛家之间，又不据泥于任何一家，既不相信太上老君长生不老的仙术，又不相信释迦牟尼轮回转世的因果报应。隐士的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独立的。他们“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世俗处。”隐士就是那些隐而不仕的人，和仕对立，他们处闹市如居深谷，视功名如粪土，真真实实体验生命，感悟宇宙。庄子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闻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令大谬也。当时令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令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庄子在他的寓言里虚构了一个中国最早的隐士——许由。并且说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却推辞说：“您治理得已经很好了，让我代替您，我是为了名吗？鹪鹩住在树林里不过一枝，偃鼠到河里喝水不过满腹。厨师不在难道我还要替他烹调吗？”但是，据司马迁报道，历史上非但真有许由，他还在箕山上看到过许由的墓。并且许由在听了尧让天下的话以后，跑到河边洗他的耳朵。被另外一个隐士巢父碰到了，巢父牵着牛准备饮牛，问许由为什么洗耳朵？许由说了尧想让天下的话，巢父听了后气愤地说：“您要是呆在高山深谷里，人道不通，谁还知道您。您肯定是有浮糟、又想做官，所以才名声在外。您洗了耳朵的水岂不是弄脏了我的牛口？”巢父牵着牛到上游饮牛去了。 在这里，巢父诘问许由的问题其实就是你如果是个真隐士，有谁知道你？因此他从尧让天下给许由这件事上推论出许由是个伪隐士，尧为什么不把天下让给巢父呢？在这则故事里隐士最显著的特点也就突现出了，那就是沉默。这让我想起春秋时晋国的介之推。晋文公要奖赏那些曾跟着他流亡的功臣，惟介之推不受。介之推说了一番话，很能概括隐士的特点。他说：“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介之推于是和他的母亲一起隐居在绵山上。晋文公知道后，派人把绵山团团围住，并放火烧绵山，介之推还是没有按晋文公想象的那样走出绵山，最终被烧死在绵山上。晋文公为了悼念他，用绵山上的木头做了一双木屐，成天穿在脚上，“足下”、“足下”地叫介之推。那座山从此改为介山，那个地方也由原来的界休改名为介休。
 我以为，介之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士。隐士并不是说官场上失意或者厌倦官场才归隐山林，隐士一开始就把生命定位在永不出仕的原则上。但如果不把介之推算作隐士，我的麻烦也来了。历史上就没有隐士了，起码没有了那些有名有姓的隐士了。因为隐士都是些沉默的人，这种沉默不仅表现在不参政议政上，还应该表现在不著名不求显上，而做到这两点隐士们不就连姓名也没有了吗？因为他们真的是悄无声息地当了隐士。
 隐士实际上是想摆脱社会化的管理和政治上的制约，说白了就是辞去公职、远离组织，成为一个“自然人”。实践证明，当人类在精神上最自由时所释放出的创造能力也呈最大值。大才子苏东坡一些辉煌的诗篇和散文大都是在他被贬黄州时写的，他在黄州时不仅没有了官职，而且没有了奉禄，成了“自然人”。
 中国的隐士可以分为这样几种：一、官场失意后当了隐士，着一种隐士在朝代更换、政治集团间相互斗争之后显得格外多。中国的文人从本质上说都是想当官的，如果满腹学识得不到重用，他们就会在著书立说时把牢骚的情绪反映出来。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就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话。他们又跟山林在文化修养上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比较容易地滑向隐士的行列。二、自始至终就是隐士。这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隐士，他们结庐山间，或看行云流水，或与天籁唱和、怡然自乐。他们跟政治的距离很远很远。三、把隐士看作是一种等待。这种隐士只是把隐士当作一种姿态，大有伺机而动的味道，有点像赌徒，把东山再起的筹码押在“明君出世”上。就跟垂钓渭水之滨的姜子牙一般。四、还有一种隐士把自己打扮得更高尚，他们不等明君出世，而是昏君当道才出仕。他们并不是助纣为虐，而是力挽狂澜于颓败，他们深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后两种隐士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士，他们把隐士看作是临时扮演的角色。第一种隐士把隐士看成是生命归宿，第二种隐士则把隐士当成是生命的全部。
 让我们把历史翻到使中国隐士面目大为改观的魏晋，我以为魏晋以前的隐士和政治的联系太密切，如诸葛亮之流当隐士只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自魏晋以降，这种和政治上的联系逐渐淡了下来。而且魏晋之时，是受儒家思想的污染比较轻的时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儒家思想积极的入世哲学正好是隐士精神的反对，魏晋幸亏摆脱了儒术礼法的束缚，佛教思想也开始在士族当中大流行，魏晋的学人崇尚谈玄，上承老庄之学，而老庄又没有完全被纳入道家的体系，这就为隐士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魏晋时期，最出名的隐士可能要数有五柳先生之称的陶潜。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中写道：“汉末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魏晋是一段迷人的历史，在史书上一些名士的传记几乎都写着：“好老庄、嗜酒”的字样。这为我的论说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论据，可以这样说，隐士在委身山水的同时，还应该选择一种东西，这就是酒。他们几乎是代表中国文化做出了这一选择。酒神的加入使中国文化有了张狂的生命个性，中国的诗文也有了洒脱不羁、豪迈奔放的精神风骨。
 隐士往往被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在世人眼里隐士被看成是一些身怀绝技的世外高人。他们如果出仕，势必把整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治大国若烹小鲜；他们如果从军，肯定是运筹帷幄的龙城飞将之类的人物；他们如果从文，也一定是学贯古今的一代大师。但是他们没有，这未免让人们有些失望。他们的栖居被诗化了，如贾岛写的那样：“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不仅普通人觉得他们高不可测，就连一些著名的人物，如阮籍、嵇康之流对隐士也抱有神秘的看法。阮籍和嵇康最终被好奇心所驱，先后拜谒了当时“著名”的隐士孙登。阮籍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大人先生传》，把隐士比作大人，把裤档里的虱子比作小人。嵇康则从孙登那里学到了古曲《广陵散》。这就更加应征了人们认为隐士都是些身怀绝技的世外高人的看法。
 让我们还是通过陶渊明来看看一个隐士的遭遇吧。
 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于公元365年。他在当时崇尚老庄、黜六经的情况下读了老庄、也读了六经，于是构成他性格的两面性，在他身上浓缩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格，既有兼济天下的济世之志，又有独善其身的退隐之意。公元393年，29的陶渊明踏上了兼济天下的仕途，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回家了。州里又召他干主簿，他也不去，在家里闲了六七年以后，终于有闲不住了，到荆州刺史桓玄那里当了手下。公元401年因母亲辞世，复有回到了家里，开始躬耕生活。公元404年，刘裕起兵打败了桓玄，陶渊明也背井离乡、沿江东下，在刘裕的幕俯里当了幕僚。41岁那年，又因生计所迫，做起了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时逢督邮来县，县吏要求要束带相见。这时，陶渊明说出了令中国知识分子扬眉吐气、充满气节、底气十足的话。他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区区五百圆的工资算什么，让我像狗一样去伺候乡里来的小兔崽子！”说完，陶渊明把官帽一扔，走了。这一走便再也没有回来，官场里少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吏，文化史上却走来了一个重量级的大师。酒和山水从此成了陶渊明相携左右的知己。其实陶渊明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隐士，但历史书上却把他归如隐士的行列。显然是将他致仕以后的后半生划归到隐士里了。41岁的他，拿起笔来，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文章一出，立时成了中国隐士的宣言，千百年来，一直在文人心中激荡！“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是的，我们没什么理由不归去，田园将芜只是其中的理由之一，归去归去，看云卷云舒；归去归去，听猿啸雁鸣；归去归去，体会那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至境。 陶渊明并没有至此辍笔，他又为有意归去的人们描绘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那里的人们“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那里的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于是桃花源成了千百万文人的精神家园。现代西方人的香格里拉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文字续写的桃花源的神话。 陶渊明写完《归去来辞》以后，有人让他当著作郎，他没有答应。和三五个亲朋好友整天介饮酒作乐。这其间他有大量的诗篇问世，他的“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难道不是李白“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最早的渊源吗？刺史王弘对陶渊明仰慕以久，来见陶渊明，陶渊明称病不见。陶渊明想到庐山去游玩，王弘得到消息后便在半道上摆好酒席，等着邀请陶渊明，陶渊明欣然接受。也许陶渊明觉得这种方式很特别，可以免去一些酒场上的繁文缛节。喝了几天酒，王弘发现陶渊明没有鞋，便想送他一双，却有不知道他的尺码。陶渊明便把脚伸到酒席上，让王弘的随从量。王弘要回去办公了，盛情邀请陶渊明到州里耍几日。陶渊明说我没车，我还是回去吧。王弘便命令随从把陶渊明抬到了州里，公元427年，大诗人 陶渊明撒手人寰，享年63岁。
 从陶渊明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的隐士文化是一种农业文明的产物。不管隐士是士大夫出身，还是一介书生，他们都能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劳动，在自产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得以养命。也就是说“隐士”这一非社会化的行为在农业社会里方能成立。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为隐士的茁壮成长提供了营养十足的土壤。隐士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功莫大焉，它的空灵飘逸、洒脱不羁、亲近自然、落寞惆怅的旋律一次次在唐诗、宋词、元曲中奏响。隐士鲜明的生命个性，独特的生命主张无疑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至于古老的文明直到今天都显得生机勃勃、魅力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