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身体解放和精神危机
——大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
二十年前，有的同学还没出生，有的同学刚在那年出生。我一直在等你们长大，等到今天，然后到了你们的新校区，看了你们那么漂亮的校园，我很感慨，你们应该说是上海最漂亮的学校之一，这就像你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美丽起来。
我记得我小时侯看那些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二三十年代的明星，觉得他们很漂亮。现在再回头来看，发现都挺丑的，也就是说，你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讲，人正在越长越漂亮。其实上海这个地方遍地都是美女，小伙子也长得很俊，为什么？至少有一个原因——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都有一个母本在那里。我记得那时看阮玲玉的电影，觉得她非常伟大非常美丽，现在看阮玲玉，一点都不觉得好看，当然她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演员。不仅觉得她不漂亮，而且觉得她面有死相。什么意思呢——她的眼神是空的。我最近做教材，把阮玲玉的片子拿来重新放一遍，看了几部电影，相同的感觉就是她没有眼神。没有任何一个著名演员是没有眼神却能成名的。西方没有，只有在中国，唯一的一个演员——阮玲玉，眼神是完全空的。空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不到她的眼神！为什么？实际上，她的灵魂早已离开了这副躯体，她最后的自杀，只是履行一道肉体的手续而已。另外一个例证，就是演红楼梦连续剧的那个陈晓旭。她没有全空，空了一半，结果她没死，进了寺庙，后来才慢慢走向终局。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来解释，为什么一个没有眼神的演员，居然能够演出这么好的电影，而且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的女演员。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没有过这样的先例。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身体跟灵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今天我的话题是从身体开始讲，总的标题是身体解放和精神危机，副标题是大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我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看有没有时间把它们讲完。第一是大众文化的历史演变，第二是大众文化的历史图景，第三是转型时期也就是当下的文化退行和精神危机。
第一个单元我们又分四个方面。一个是新中国的大众时尚，第二是文革时代的革命文化时尚，第三是新时期，也就是1976年之后，大众文化的解冻，第四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消费形成和价值转型。这是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要回到身体的话题上面。
身体，我们刚才讲到了身体、灵魂和身体的关系。这个问题触发了我们的深思，什么是我们的身体?身体是灵魂的敌人还是朋友？我在这里援引一则安徒生的童话，就是《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看过，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故事，甚至有的同学可以倒背如流。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故事的含义呢？一个皇帝，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他注定要被嘲笑。全体人民都在笑他，但是他们只是窃笑，当这个孩子说他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全体人民于是就哄堂大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穿衣服，因为他直接地把自己的身体呈现在世人面前，他因此而被宣判有罪。这个罪当然是在道德意义上的，是在我们嘲笑当中产生的，这是审美的罪恶，或者说是道德的罪恶。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求安徒生童话的寓意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在古典时代，即安徒生生活的年代，全世界都有这样一个基本倾向，就是身体始终是灵魂的附庸，它是被嘲笑的。如果你不做适当的处理，用布把它包装起来的话——还要包装得很好看、很得体——那么这个身体就很可能成为民众嘲笑的对象。这是安徒生的童话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寓意。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身体一直是被压抑的对象。
当然，在西方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已经有一个缓慢的解冻过程。但真正的解冻，一直要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才完成，才达到一个自我解放的高潮，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我在这里援引的一个例证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个著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在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是里面有个主人公叫萨宾娜。她在自己房间的正中央放了一个很大的大床，可是她只有一个人居住。她的女朋友问她，你为什么要在房间的中央放这么一个大床，萨宾娜回答说，为了翻身。这个话题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要翻身，翻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另一个例子，就是去年我在北京开会，某周刊的主编——我的一个朋友——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北京有一种时尚，中产阶级家里的床的宽度，已经扩展到两米四。什么叫两米四的宽度呢。毛时代的中国人，一般都睡一米五的双人床，后来居住环境好了，双人床扩大到一米八，这在中国的八十年代是最宽的床，在西方叫QUEEN SIZE，就是皇后的尺寸。然后再宽一点，就是两米的，那叫KING SIZE，就是国王的尺寸。这在全球都算是标准的大尺寸。可现在他们搞到了两米四，又加了四十公分！如果夫妻俩都睡在床上，而且两人都靠着床的边沿睡的话，手还碰不到手。这样的床可以并排睡上五个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宽的一张床呢？是炫耀自己的财富么？不是。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说，我们可以各自翻身，却又不影响对方。其实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我替他说了——可以合理地“同床异梦”。中产阶级一方面要捍卫他们的家庭价值观，拒绝离婚。可是夫妻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二三十年了，大家都互相审美疲劳了。怎么办呢？把床搞宽一点，有一个中间地带，可以自由地翻身和思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西方都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中国的中产阶级，首先发现了床的秘密，发现了床的原理，发现了人性和床的秘密关系，从而加以改造，导致了两米四床的诞生。这是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个重大发明，我看这个应该申请诺贝尔奖。不要小看这个尺度，它再次把翻身这个主题，提到了文化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知道1949年中国人民是唱着翻身走进新中国的。有人做了个统计，当时以翻身作为歌名的歌曲，有一百多首，占了革命歌曲的大半。不是歌名，就是里面的歌词提到了翻身。所以翻身应该是当时革命年代的一个基本诉求，一个最常用的关键词。很多歌曲和诗歌都是这样。我们看看这幅照片（开国大典)：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还有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实际上就是翻身的意思。原来的身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被三座大山压着的。好了，它现在被推翻了，于是我们就站起来了，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当时政府给予民众的最“鼓惑人心”的承诺是什么呢？对农民来讲就是土地。土地意味着粮食，当时打土豪分田地。第一个是获得土地和房产，第二个还有地主的浮财，什么叫浮财，就是那些细软。跟土地无关的那些可以搬走的东西叫浮财。里面包括一项，就是地主的小老婆。村子里面的那些穷人光棍，可以分到地主的小老婆一名。这个很有意思，像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在前苏联也是很普遍的。把地主和富农的老婆拿过来，尤其是有钱的地主，他们往往有三至四个甚至五个老婆。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个纳妾制度，这在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惯例。但土改之后，马上就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土地又给收回去了，所以农民的快乐还没有几年就烟消云散了。然后就长期处在痛苦当中。
我跟那些主管农业的地方官员说，你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的归属权不明。直到这次物权法的出台，都没有做到把土地归还给农民。你们搞法律的应该弄懂得，这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方向。土地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农民的，现在把它国有化以后，农民就没有了生产积极性。当然现在用了变通的办法，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长期地承包给你。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物权的后遗症，农村的矛盾就是由于这个问题造成的。这里没有时间展开讲。
另外还收回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就是翻身的权利。在城市，我们看到大规模的清洁运动，把流氓搞得干干净净。从1951年到1957年，中国社会有这么一段时间是比较纯洁的，很像是一被实现的乌托邦。很多人在缅怀那段时光。那时几乎可以说是夜不闭户，社会的盗窃、犯罪基本上被杜绝。每一个人都好像生活在天堂里。要求上进，大公无私，有社会责任感。但到1957年反右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乌托邦突然消失了，没有了，变成了一场噩梦。这个我们等下有时间再说。我的说的这个清洁运动，不仅包括对流氓的打击、也包括对妓女的改造。公共的性活动，或者是跟身体有关的一切公共活动，甚至舞厅的业务，都被取缔了。跳舞活动就转入了家庭。性活动的最有代表性的地点，就是南京路。对我们来讲，南京路它不只是一条路，它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如果说中国的精神文明是从北京，从五四，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么中国的物质文明、身体文明是从上海、从南京路开始的。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有两个进程，过去我们只讲一个进程，包括我们的党史，只说北京，只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但实际上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跟它们并驾齐驱的运动——现代化运动，就是从上海的南京路开始的。它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包括以身体为主题的一个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程。这两个进程加起来，才构成二十世纪进步的总潮流。现在我们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点，回过头来重新研究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究竟向中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化符号？提供了什么样的先进的生活方式？这就迫使我们要研究南京路。
这条路，拥有中国最先进的商业营销模式——百货大楼。四大百货公司，大新、新新、永安和先施全部在南京路上。过去那种商铺式的营销模式，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被取代了。它们是大规模的分片、分专柜的百货公司，而且那种斜的电梯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上海。冰箱、洗衣机、电话、汽车，所有这些东西，基本都已经出现了，除了没有空调和电视，但收音机、留声机这些东西也都有了。电灯和煤气这些基本设备就不用说了。所以它是一个表现出先进的物质文明的摇篮，当时它的先进程度完全可以和纽约媲美。上海的明星影业公司，设备和拍出来的作品，完全可以跟好莱坞比一比，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这些影片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小小的冰山一角。大部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优秀影片，在新中国后全部被付之一炬，被说成是毒草，要全部烧掉。你们知道，电影胶卷是用硝酸或醋酸片基来做的，所以用火一点就烧掉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聚齐了大量古版图书，还有远东最大的图书印刷中心，这两个机构全部被日本人销毁了。日本人非常清楚，要灭掉这个民族，必须先灭掉它的灵魂，而它的灵魂就在这两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南京路，它既是物质的，也是有灵魂的，当然这个灵魂的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上的。南京路静安寺那头，我们现在称为南京西路，有一座百乐门——远东最大的跳舞厅，现在重建恢复了，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现在静安区政府要把它打造成上海的甚至是全中国的跳舞中心。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永远的尹雪艳》，里面的舞女全都是从百乐门这个地方出去的，到了台北。南京路文明成了战后华文文化的一个策源地。四九年解放以后，南京路上的人有一部分去了香港，成为香港以后发展的基础，一部分人去了台北，成为台北发展的基础。这些人全部来自上海。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面所描述的上海社区，香港的中国精英阶层大都来自上海。
作为中国文明的最高代表的上海，在四九年以后，就要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两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当时毛泽东要求解放军进城要艰苦朴素。南京路是什么呢？中央台有一个少儿节目，偶尔会播放一下《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片子。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原形的。这支部队驻扎在南京路上，可是南京路上香风毒物，女人都涂着脂粉，浑身冒着香气。霓虹灯是这种文明的标志。在茅盾的《子夜》里，乡下的老地主吴老太爷进城一段，特别有意思。他儿子好心把他接进城里，以为从此就能过上现代生活。但他一进城看见霓虹灯就受不了，当场崩溃，送到医院就死了。南京路成了乡村文明跟城市文明尖锐冲突的前线。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无法接受这么一种场景：女人都是坦胸露背的，烫了头发的，浑身珠光宝气，散发脂粉的香气。这还了得，这是所谓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腐朽糜烂的标志。他们的任务就是看守这个地方，不让这些有毒的东西渗透出去。不仅这样，他们本身也要像钢铁一样拒绝腐蚀。整个电影的主题就是这样，所以这部电影很好地诠释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就是把南京路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生活方式较量的第一战场。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士兵童阿男，他是一个上海人。长在苏州河边。你们知道，当时苏州河边都是穷人住的。上海的河边、江边、铁路边，都是当时从苏北逃难来的难民聚居地。所以他出身很好，可是因为从长在上海，耳濡目染，对现代物质文明不仅没有抵触，反而充满着愿望。他找的女朋友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然后部队就坚决反对，这里面斗争就变得激烈起来。你们这个阿飞（PPT），是国民党特务，梳了一个很光的头，穿着花格子衬衫，裤子是包臀的九分裤或七分裤，皮鞋的前端是很尖的。这些在当时就是资产阶级的象征。双方都在争夺这个士兵。敌人是有阴谋的，要搞恐怖破坏，搞爆炸等等。资产阶级小姐体现的情欲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背后，是国民党的政治阴谋，这个调子就越唱越高了。这两种本来是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结果就被扩大成了两个阶级的斗争，甚至是两个政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被蓄意夸大的战争。
这个片子的主题就是教育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已经懂得，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就是现代城市生活，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舒适、更美好。而所谓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乡村里那种苦难、贫穷和落后的生活方式。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九五零年代的早期，但是这个剧本是在六十年代写出来的，最早是由南京军区话剧团演出，后来改编成了电影。它是一个六十年代的政治阐述。另外一个六十年代的阐述，就是雷锋。他是被无产阶级叙事推出来的最有名的标兵。
雷锋榜样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推出来的呢？是在一九五七年大跃进，三面红旗之后，地方官员用暴力手段强征农民口粮，以换取两弹一星的研制经费和原料，由此导致了严重的人祸——全国性的大饥荒。根据官方资料的数据，大约有四千万人死在这场饥荒中，仅四川一省就死了一千万。其总数超过了二战全世界死亡的总和。我自己也还是刚刚出生不久，依稀还有点记忆，是没东西可吃。看我小时的照片，一家三口人都瘦得跟筷子似的戳在那里。城里人还好一点，许多地方的农村死整个村庄的死亡。
河南信阳是这方面的典型，基本都死光了。老作家白桦给我讲过他老家的故事，全村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的婶子。他的婶子之所以能够留下来，是因为有一天刮大风，一只小猪突然闯进她家。她把小猪抓住打死了，然后埋在厨房里，每天晚上起来偷吃一点，没给家人知道。结果他们家丈夫、老人、孩子，全都死了，就剩下她一个。这是他们村里唯一留下来的一个活人。像这样全村灭掉的，还有不少。后来中共中央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搞三自一包，慢慢恢复了农村的元气，人口又多了起来。但农村曾经非常凋敝，全中国人民没有东西可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不得不号召人民学习雷锋，大家都艰苦朴素，共同战胜大饥荒。雷锋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的。
我们看这幅照片，雷锋同志正在缝他的破袜子。这破袜子后来他缝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有一斤多重一只。补了又缝，缝了又补，基本上是做秀给媒体看的，光是补袜子的个故事，就拍过很多照。着袜子成了一个很有刺激性的表演道具。可是后来中国青年报披露，雷锋其实有自己的皮夹克，还有一块瑞士名表。当时一般的中国人，哪里见过这种瑞士名表。无法想象，要把袜子补到一斤多重的雷锋同志，竟有这么好的一些器物。还有一张照片是雷锋穿着皮夹克，开着摩托车在天安门广场上。那部摩托车不是他的，是他在瞻仰天安门的时候看见人家骑，他心痒了，就要求拿来骑一下，然后拍了一张照。是解放军画报把这个照片给拍下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雷锋跟我们所有人一样，渴望生活变得美好，穿上好衣服，戴上好手表，开上好车。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看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合情合理的人性的欲望。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表演呢？你们可以看看（照片），多么尖锐的讽刺。他的欲望被迫压抑起来。后来他的战友告诉他，你再也别穿那个皮夹克了，他没办法，只好收起来，并且向公众展示这个（照片上的袜子）。在物质上，雷锋的欲望是被压抑的，而另一方面，他的情欲也一样被严重地压抑了。中国青年报还同时披露了雷锋当年的情人——王佩玲。这个王佩玲，在三十多年后浮出了历史的水面。沈阳的媒体甚至披露了王佩玲的情书。看得见吗？要不要念？（要！）好我给你们念一下。
亲如同胞的弟小雷：
你勇敢聪明，有智慧，有前途，有远见，思想明朗，看问题全面，天真活泼，令人可爱，有外在的美给内在的美（应该是“和内在的美”）。对任何同志都抱着极其信仰（赖）的态度，等等。这一切结合起来，真算得我心爱的弟弟，忠心的朋友。
弟弟你直（值）得人羡幕（慕）的（地方）还多着哩，（你）是青年中少有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是（你会做出）很大贡献的。
弟弟，干劲和钻劲使你勇往直前，希望你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把你的光和热发（传）遍到全世界，让人们都知道你的名字，使人们都热爱你和敬佩你。弟弟，希望你实现姐姐的理想。
祝你愉快！
姐黄丽乱草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７日
你们看看，五十年代的情书就是这样写的，大家不妨学着点。政治和爱情进行了巧妙的结合，社会主义的公共理想和个人的情欲也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尽管错别字连篇，但是我觉得还是一篇很好的范文。她很谦虚，下面还“乱草”。你们还草不来呢。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人要拍雷锋初恋的电视连续剧。雷锋的战友就来阻止王佩玲，说你现在这样说出去对雷锋的形象会有损害。所以最近有记者来采访王佩玲，她就改口了，说她从来就没有和雷锋谈过恋爱。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她本人提供的材料，包括这封情书，这是无可否认的。所以不知道媒体下一步会怎样来对待这个事情。雷锋当时已经是全国的模范标兵了，而王佩玲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领导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当时五十年代是这样的，只要在政治上比较重要的人物，他的婚姻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全部都是拉郎配，都是先结婚后恋爱的那种。所以双方的好事就被领导给冲了。他们被迫分手，但是她还是爱着雷锋的。她把合影带在身边，一有空就看他，回忆跟他相处的日子。当时的雷锋叫雷振兴，到了鞍钢以后改名叫雷锋。他也向战友提起过王佩玲，还打听她的去向，但都没有结果。一九六三年三月一号，王佩玲无意当中在当天的湖南日报看到了雷锋的照片，顿时认出来这个伟大的雷锋，不就是她朝思暮想的雷振兴么。她的心嘭嘭直跳，看完雷锋的生平事迹和他的牺牲经过，泪水就止不住地留下来了。当天，她满怀痛苦地写下一篇日记，然后扯下那一页，向墙上镜框里的雷锋鞠了三个躬，把这一页日记烧化在他的面前。就是这样一段美好的爱情，在这样的制度下夭折了。他的情欲也好，他的物欲也好，都被彻底压抑了。
你们看到的雷锋的故事，应当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五六十年代由沈阳军区政治部撰写的《雷锋的故事》，还有一个九十年代中国青年报所披露的雷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雷锋，哪个更真实呢？当然是后一个！后一个才符合人性的基本逻辑。但是这样的一种真相，是在中国社会进步后我们才获得的。当然，在六十年代我们还有其他的道德英雄，包括王进喜、焦裕禄等，层出不穷。他们都是艰苦朴素的、没有物质欲望的楷模。这场对于身体压制的运动，在文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文革的情况。文革一开始有一个“扫四旧”运动。就是北大、清华和中央美院的红卫兵跑到大街上，对所谓“封资修”器物进行“革命”。当时北京是“封建主义”大本营，比如这个“同仁堂”，还有北京的“协和医院”。这个字画，还有这个明代的孔子像上面写着头号大混蛋，先展览示众，然后全部砸烂。木头的就放火烧掉，这场大规模的焚烧，不仅仅是字画，还有图书。那时如果被红卫兵抄家，发现里面有一些他们认为属于“四旧”的图书，那么你们家就要倒霉了，不仅要挨批斗，还可能会关起来。所以我们每一家都开始自查。
什么叫自查？就是把四大名著之类的封建资产阶级的书籍，通通烧掉。怎么烧呢？这个烧书还不容易啊？其实很难烧。你必须把书一页一页地撕下来才能彻底销毁。把窗关上，帘子拉上，拿个脸盆慢慢烧，你可以想到那个呛人的场面。烧了三天三夜啊。烧完以后，用抽水马桶把灰冲下去，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水，后来马桶都塞住了。烧的时候那个心痛啊。室外的公共的烧书运动，加上室内的，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统计数据，究竟烧了多少书。无论如何来讲，我们知道，这是个文化大破坏。整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秦始皇烧书还是有限的。当然秦始皇烧书的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毕竟有印刷术，一本书可以印几千册，多少总有一些留下来的。而秦始皇的时代，那个竹简，它往往一个版本就只有一个，烧掉就没有了。所以秦始皇基本上把先秦文化全部扫灭。直到汉代才搞了一个复兴运动，从很多坟墓里发现了竹简和帛书，这才开始慢慢地寻找先秦的文献，怕人看不懂，所以又重新加以注释。这都是汉代知识分子做的。我们是到八十年代才慢慢地在做文革前文化的清理工作。
书基本上是被烧了，更重要的是大批文化精英、知识精英，被抄家，被扫地出门，被关到牛棚里去，还有许多自杀的。文革的自杀，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而且自杀的方式千奇百怪。上海最独特的是因为有煤气，所以出现了许多起煤气自杀事件。北京是吃安眠药的多。因为北京多数是高级干部，他们可以买到安眠药家，像李立三和陈昌浩，就是吃安眠药死的。还有就是上吊和还有跳楼的，当然跳井的也有，甚至有一个作家是跳海的。上海徐家汇这一带，因为有煤气，所以用煤气自杀的特别多，像著名的女钢琴家顾圣婴一家，就是煤气自杀。另一位著名的诗人闻捷，父女俩用报纸把窗框全部封死，然后开煤气自杀。还有许多人是被活活打死的。这个我不在这里说了。中国文化人和中国文化，都受到了空前的戕害。
那么是什么东西兴盛起来了呢？一种新的文化，就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文化被确立起来了。你们看这个士兵别了毛主席像章，这个还算是比较斯文的。还有更厉害的是当时的像章做得这么大，越做越大，直接用铝合金浇铸，铝合金比较轻，然后用那个针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上。用自虐自残的方式，表达对领袖的无限忠诚。而新的时尚是什么，你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这些都是知青，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你们现在穿的是花花绿绿的，没有一件衣服是相同的，但是当时的人穿的衣服基本上是相同的。发型有两种，一种就是两条辫子，还有一种就是齐耳的短发。就是这两种发型。姿势还一样，全部用手拿着毛主席语录，还要用左手拿不能用右手拿。衣服的款式是中山装。我的中山装从小学一直穿到大学，当然不是一件啊。就是说这种款式一直穿到大学。军装的颜色就只有三种，蓝色、灰色和草绿。鞋子就是很普通的布鞋、军用跑鞋。饰物只有一样，就是毛主席像章。到文革后期的时候，女孩子开始在教室里面用玻璃丝做那个小金鱼的钥匙环，那时候才开始有点小的花式，那是到了文革后期。
我这里要跟你们讲的时尚，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山装。它统领了整个中国二十年。现在就开始有时尚的艺人穿中山装出来演戏，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是他的个人选择。而当时，这不是个人选择，完全由不得你自己。全体人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中山装。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迁史。这边是谁啊？鲁迅。鲁迅穿的是个日本的学生装。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山装起源于日本的学生装，是日本学生装的一种改制。孙中山的中山装和这个都是。可是有意思的是，看这三个人，（毛泽东、斯大林、金正日）这三位同志，三兄弟，他们穿得惊人的相似。虽然他们国籍不同，可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所以他们都穿中山装。金正日学习中国可以理解，可你怎么能说斯大林向毛泽东学习呢？着不合逻辑，所以我认为中山装起源于日本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山装只有一个起源就是斯大林装，它就是来自于苏联，而苏联军服是拷贝了19世纪的德国军服，所以希特勒的陆军军官，也穿这种“中山装”。中山装起源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一种军事独裁国家的制服。可是“制服”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它既表达了我们穿衣服的共同习惯，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所面对的思想和身体的双重制服。中山装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它沿袭了军装的细节，就是军装在领子这里扣起来，上面还要加上一个小铁钩，叫风纪扣。后来的中山装装上了风纪扣，就把整个喉结死死地锁在服装里面了。身体完全被制服了，一直到你的喉头为止。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象征，寓意着所有人的思想必须被统一在同一个思想里面。所有的灵魂只能想一个问题，就是忠于伟大领袖，所有的喉咙只能输出一种语言，就是“毛主席万岁”。
唯一的差异是江青带来的。你们看这很有意思的一幅图片，江青周围全部是军人，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只有江青有一点点变化——她带了一个绛红色的围巾。江青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最有艺术品位的一位。许多人的回忆录都把江青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女人。当然她有很多性格上的问题，更年期综合症她非常严重。但是你必须承认，还就是因为江青，她有理想，所以她改造了当时的京剧，把交响乐纳入了京剧伴奏。你们现在才能看到今天的《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完全不同的，是用交响乐伴奏的。还有她整个样板戏的打造，虽然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但有三部戏好点，所以留了下来，那就是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还有红灯记。她进行了所谓革命京剧的现代化改造，另外她还进行了交响乐的改造，例如钢琴协奏曲《黄河》，听过没有？虽然演奏者殷诚忠是一个基本不懂音乐的人。
江青的愿望是试图在旧的那一套美学被推翻以后建立一套新的东西，但她没来得及实现就完蛋了。在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下台前两年，她看到全国人民穿着那么难看的衣服，实在是觉得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于是组织了天津市的一些服装设计师，搞了一套江青服，就是连衣裙，它的上半身是个圆领，没有领子。又叫和尚领，来自唐代仕女服，下半身是用了苏联的连衣裙，当时又叫布拉吉，俄语里布拉吉就是连衣裙的意思。把这两个元素拼接在一起，弄出了一件没有腰身的连衣裙，在全国强行推广。问题是，当时全国人民很穷，没人肯自己掏钱买，第二个是实在太难看了。既没有腰身，又顶着个男性化的和尚领。
女孩子都在抗拒这种革命美学。她们穿中山装和军装，就自己在家里用针线把这个腰偷偷地缝起来，弄出个有曲线的腰身来。上海的女孩子自己打毛衣。这个地方（胸前）不能打得很低吧，她就在这个地方（肩部）开，她把领子打成一字领。这样子从侧面看女孩子有一条脖线，很婉约性感的线条。就那么一点点，对男孩子来说就已经很够受用了。我们都是偷窥着女孩子的脖颈上的线条长大的。江青的连衣裙策略失败了。全国人民都在抵制这个第一夫人的服饰美学，他们在等待，或者用这些小小的策略去改变身体，尽量地把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显露出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也做了一件另人震惊的壮举，七四年，马克斯夫人，即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而达·马克斯，为了安排自己的丈夫访华事宜，来到中国。当时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了她，她要求拜见毛泽东，但毛泽东刚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正在武汉疗养，李先念就回绝了她，结果她当场眼泪就下来了。女人一哭男人就没办法了，这个是最好的武器嘛，所以马上就跟主席汇报，毛泽东说，见！于是专机把她送到武汉。所有的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新闻记录片厂的那个镜头全部对着，毛主席她老人家看到马克斯夫人，他就拿起夫人的玉手吻了一下，行了个西方的吻手礼，这个在现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你要想想看，在文革时期，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时尚都当作最反动的东西打倒在地，结果他老人家自己破了全国人民的规矩。第二天报纸全部是头版头条，就这个照片。新闻记录片制片厂拍的记录片，是在所有的电影前都要放映的，叫“新闻简报”。这张照片还没有揭示的秘密是什么？马克斯夫人转过身来你们就可以看到了。在记录片里，她后背是全部露出来了，原来是一件露背装。这个图片和报道，尤其是这个记录片播放出来后，全国人民哗然。我们当时都感到非常震惊，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毛主席怎么了？但是谁也不敢声响，因为主席所做的，主席说的，永远是正确的。
有意思的是，就在两个礼拜之后，上海的五原路——那是一条很小的马路，可是云集了资产阶级，是他们的一个营垒，全部是过去的有钱人——有一个女孩子穿了一件跟马克斯夫人一模一样的衣服走在马路上。衣服是自己做的。她想，伟大领袖都吻手了，我穿这个衣服应该可以的吧。这是一个天才女孩，就看了那记录片里的一点点东西，衣服做得一模一样。我们家离那个地方哪，大概也就是十分钟路。我同学跑过来叫：“朱大可快下来呀......！”“干嘛？”“去看啊......”简单地给我描述了一下。我们飞奔着去。赶到那里，气喘吁吁的，一看，人已经被武装民兵带走了，但是马路上啊，都是那些表情震惊的男女老少。当她出现的时候，据目击者描述，上千个人跟在她身后，吧整条马路都堵上了，简直是倾国倾城啊。完全像看怪物一样：这个怎么可能呢，穿露背装，在当时所有人都穿中山装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是个美女，据说很漂亮。她被抓以后的下场有三种说法，其中最血腥的说法她是进去后就被活活打死了，因为进行流氓活动，以流氓罪的名义逮捕的。
当时的武装民兵许多是很变态的，我的一个同学参加过民兵巡逻的队伍，后来退出了。当时外滩有一道低的墙叫情人墙，那时候没地方谈恋爱，唯一可以看看的就是外滩和黄浦江，然后一对一对地，都是肩并肩地靠着，排得很长，大概有一千多米，全部站满了，到晚上就是这样。民兵们就专门在外滩情人墙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是一卡车一卡车地抓起来，进去以后，就是拷打，极其变态。用什么东西打，就是那个武装的皮带。皮带那个带扣啊，打上去就皮开肉绽。这个成语就是描写这种场面的。什么叫皮开肉绽呢，打下去皮就开裂了，然后整个皮下组织、血、脂肪，肌肉，都翻出来，绽开、爆开、爆裂，非常恐怖。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电影里也没有演示过。电影里你看革命英雄最多也只是淌点血，画上几道伤痕而已。有一次被打的人居然没有叫没有哭，就用眼神直钩钩地看着他。他说我一年以后都忘不了这个眼神。他当天晚上就说我不干了，受不了了，他整个神经都要崩溃了，因为他没有变态，他还是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氛围当中，身体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在肆意地摧残它。所以，那个女孩子被打死，是一个符合革命逻辑的下场。
与此同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人性的东西，顽强地在地下萌动，它投射在手抄本中，那就是七十年代流行的《第二次握手》。这是一个知识青年写的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恋故事，他们都是科学家，其中一个解决了中国核爆炸问题，当然这都是虚构的。这样一本小说，满足了当时的知识青年对爱情的渴望。虽然文笔有些粗糙，精神还算比较健康。但张春桥竟下令作为重大反革命案追查。所有抄写这本书的人，全部打进去，全部抓起来，几千个人被牵连。作者本人张扬差点被判死刑，是一位审判员觉得可惜，故意拖延时间，说是证据还不充分，一直拖到了一九七七年，把他的命给保下来了。中国青年报接到群众来信，里面就是一本手抄本。记者一看，好书，马上发现是个典型的文化冤案，立刻到当地查这个案子。后来中国青年报用整版篇幅来帮他平反，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医生说如果你晚来一个月他就死定了，肺结核晚期，而且全身都是毛病。这是个很典型的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少女之心》，这个书没有什么文化价值，它就写性交过程，还有对生殖器直截了当的描述。但是它比较短小。《第二次握手》差不多有十万字，抄起来可费劲了。《少女之心》嘛，也就五六千字，抄起来很容易，所以它有好几百个版本，每个抄写的人，都会把自己的想象和经验加入进去，弄出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当时我得到这本书的时候，做了一个保护性的包装，把《毛泽东选集》的塑料封套拆下来，套在它的上面，结果把它保护下来，没有被没收。当时只要是看这个书的，起码是处分。严重的要拘留，而且你必须交代出它的来源，后果非常严重。除了《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当时还有很多手抄本，像《塔里的女人》。在人民的阶层里，出现了地下的文化反抗运动。
在毛的时代，身体被视为灵魂和革命的敌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误解，这个误解导致了身体长期受到打压。直到一九七六年以后进入邓小平时代，文化终于解冻了。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这张照片是当时的五巨头，从左到右是华国峰、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当时的“大内总管”汪东兴。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也是当时“北京政变”主要的执行者，如果没有他，这场政变是不可能实行的。推翻了四人帮，逮捕了所有主要毛派成员。但是政治的解决不等于文化上的解决，实际上一九七六年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整个中国还是处在后文革时期，也就是仍然处在中山装年代。
一直到八一、八二、八三年，文化的解冻缓慢开始了。最早在中国电视上露面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是《上海滩》，在银幕上露面的日本电影是《追捕》。这两部影片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主人公不再是我们过去所看见的革命英雄形象，而是那种含义更加复杂的流氓英雄。这个许文强本身是一个黑帮成员，可是他是一个有人性的、有爱欲的、有道义感的流氓，所以我们称之为流氓英雄。他是流氓和英雄的杂交。《追捕》也是，主人公高昌健是被警察追捕的囚犯，同时他又是个正义的好人，所以他身上也有复杂性，更符合人性的本来面貌。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受到了巨大的欢迎，而且特别受到女孩子的青睐。周润发第一次在大陆受到女粉丝的接纳，此后是一个漫长的、经久不息的崇拜运动。而这些流氓英雄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道具——墨镜。于是全中国，从上海开始，掀起了一场全体男青年戴墨镜的运动。那个年代满大街全是墨镜。那墨镜其实都是乡镇企业做的，可是上面都有一个标签——MADE IN HONGKONG、MADE IN JAPAN、MADE IN PARIS、MADE IN U.S.A，就是各种各样的来历，表明它是一个舶来品。这个商标还不撕掉，一边一个，贴在镜片上，看起来就跟白内障似的。这是男人的黑色时尚。
而女人呢，女人流行的是踏脚裤。你们现在看到的踏脚裤（照片），是现在流行的、经过改造的踏脚裤。当时可不是这样的，当时的踏脚裤材质没有那么好，颜色也很单一，是黑色的，还有这个踏脚带。为什么要踏脚带呢，因为它是一种弹力裤，是要强行拉扯后才能把腿型表达出来。身体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安全的表达自己的方法。什么是安全，如果你坦胸或露背，当时肯定会作为流氓罪被定罪。唯一的办法就是这样，穿着裤子，包得严严实实，却能够充分地展示大腿的线条。当时女孩子特别喜欢穿这个，因为整个线条一出来，就显得很性感。可是那些中老年妇女，大腿臃肿得很，她们也凑热闹穿。
另一方面，踏脚带这个东西是一定要被遮蔽起来的，一定要穿中帮以上的靴子把它遮蔽起来，否则露在外面，跟你赤脚穿皮鞋是一样的，显得很粗俗。当时的中国人民还不懂这个，全是穿低帮的鞋子，所以满街都是踏脚带。从老到少，不分年长年幼，只要诗歌女的，全是踏脚裤。这个热潮从上海开始、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一直扩展到了像西藏拉萨这种内陆腹地。十几年经久不衰。我问过我班上的女同学小时候穿过没有，基本上都举手了。我猜你们在座的同学，小时候肯定也穿过。这是中国的女性集体卷入的最大规模的时尚运动，但它确实带来了一场空前的视觉灾难。要知道时尚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穿最适合你的，寻求个性和差异性。而踏脚裤正好相反，它像制服一样支配了我们的趣味。
还有一种新时尚在当时流行起来。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化妆品品牌——霞飞，上海一家残疾人工厂生产的，它弄出了“霞飞增白美容霜”。这个创意当时很牛，它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女孩子要求变白的这么一个内心欲望，然后在全国推广，卖得好极了。这是当时风靡全中国唯一产品，此外没有第二家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气候相对寒冷的中国北方。但是，它虽然点燃了增白的欲望，却达不到增白的效果。就两三块钱的东西，增什么白呀！于是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女性找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直接把脂粉涂在自己脸上。所以在八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北部，尤其是在青岛以北的，女孩子从冬天到夏天都涂着厚厚的脂粉。这个脂粉涂起来是这样的，它以这个下巴为线，上面全是脂粉，下面一点都没有，所以就变成一个白黄分明的面具。当时我去中国北方开会，看过到这种场景，感到非常恐惧。她们很像日本的艺妓。这其实也是一种畸形的时尚。
在时尚解放的初期，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互相模仿，最后酿成了白色灾难。男性是黑色灾难，女性是白色灾难。这两场灾难，实际上就是中国大众走向时尚的代价。但经过这一场灾难之后，我们的时尚观念，我们的大众的美学理念，逐渐地走向了成熟。
今天我们面对着小资成长的时代，小资的概念是什么？用最省的钱穿最好的衣服。这个好不是指它价格昂贵，而是指它能够最好地表达自己独特的气质。现在的女孩子要看见同学跟自己穿一样的衣服，肯定就不再再穿它了。就是这样，生怕重复，生怕跟别人雷同。而我那个时候，却是生怕跟别人不一样。这是完全颠倒的两类时尚。
我们现在要回忆一个更重要的突破，身体语言的突破，就是邓丽君。今天我看了一条新闻，一个昏迷了很久的植物人，家人不断给他放邓丽君，结果把他给救醒了。这是个医学奇迹，反过来说，它证明了邓丽君歌曲是有治疗功能的。治什么病呢，想一想吧，当时我们的人民是唱着什么歌走出文革的：全部是革命歌曲、战斗歌曲，全部是进行曲，充满了斗争和暴力的色彩，可是突然间走来了邓丽君，柔柔的，低低的，在你耳边耳语，用气声，用喉音，这些东西都特别地性感，所以整个钢铁中国完全被她一个人软化了。
当然这种软化在开始时也是很艰难的。当时的行政机构非常保守，谁听邓丽君，谁就得倒霉，处分，记过，开始的时候据说还有为此蹲监狱的。最后当然都是不了了之了。因为这个民众的力量太强大了，法不责众啊。所以虽然官方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正式承认她，可是她在民间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了。那些歌厅里的曲目，保留了大量的邓丽君歌曲。势不可挡。邓丽君治疗了当时中国人非常严重的心理痼疾，给他们带来了爱的语言、爱的宽慰，帮助我们完成了人性的治疗和康复。
还有一个能跟邓丽君相提并论的，那就是崔建。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歌唱爱情的，即用一种流氓的方式。什么叫流氓方式？我的流氓概念不是我们的司法概念，千万不要跟它混淆在一起，我的是广义的流氓。广义的流氓就是丧失身份的人。我们从社会身份的理论来推演出一个新的概念，从新定义流氓。丧失身份是八十年代人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本来是非常坚硬的，它却突然解构了，乡村和城市突然变得非常松动了。农村的人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之间人口互相流动也非常厉害，出现了所谓的盲流。这个词现在已经不用了，可是在八十年代，盲流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的文化现象，这些人我们称之为“流氓”。
崔建的代表作《一无所有》，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十八次提到了走啊走、走啊走，就是不停地流走。他在流走当中寻找着自我的价值。这种流走不仅仅是从农村到城市，而且像上海很多青年，跑到深圳，当时深圳是全国是改革开放的前哨，后来又从深圳跑到了海南，海南又代替深圳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哨，大规模的人才的流动。所以崔健的歌折射了那个时代，暗示了一个动荡的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这个时期中间文化突然被打断了。1989年之后有一个知识分子死亡的多米诺骨牌。这个骨牌是从海子开始的，海子在1989年的3月，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附近的一条慢车道上卧轨自杀。死了以后解剖他的胃，发现里面只有两枚腐烂的橘子，他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然后，五月在天安门广场上，骆一禾——海子的亲密战友，在那里突然中风——一个年轻人突然中风，这很奇怪，几天后在医院里去世。然后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死亡，有跳永定河的自杀，叫戈麦，也是北大的，他先焚烧了自己的诗，然后就跳河自杀了。还有一位是顾城，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在新西兰激流岛，他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在自己家门口的树上吊死了。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文革时期，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密集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链锁最后一个一环，落在我的朋友身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青年文学评论家——胡和清，他住在戏剧学院后门李鸿章的旧宅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楼上跳下来，死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死，没有人知道任何直接的诱因。他生前只是说了两个字——“无趣”。为什么会觉得无趣，跟现在这个娱乐狂欢的年代截然不同。
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一个大众文化还没有确立，而精英文化被强行打压下去的年代。通过这个艰难的转折点，我们才走到了1993年以后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又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那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中国都置身于一个新的文化浪潮之中，但这次的主题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时尚革命。地点跟第一次改革开放也不同，它不是从北京开始，而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当时进行了一个殖民地文化的清理，推出了月份牌。九十年代，上海所有餐馆墙上都挂着月份牌。这其实是三十年代的广告(照片），你们看，它的女主人公都是情欲的象征，能够集中表达当时男人对女人情欲的投射。右边这个倒是像个淑女，像一个女学生的装束，它也是男人对处女的暧昧愿望。你们再看看这两个女孩，都是以阮玲玉为原形的，眼神都是空的。你们看到三十年代的时尚了么？她正在打高尔夫球，后面的背景是扬州瘦西湖。为什么上海女人要放一个扬州背景呢？是因为那里曾经是中国妓院文化的最高代表。同时瘦西湖的亭台楼阁也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象征。这些女人背靠民族文化，却面向未来世界，充满着对现代性的憧憬和想象。
这些月份牌女人穿的是什么呢？旗袍。所有这些绘画都有一个核心元素，那就是旗袍。让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旗袍吧。它其实跟旗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说旗袍是满州人发明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满州人的旗袍跟这个无关。那个也叫旗袍，只不过是同名而已。那个旗袍是怎么做的呢？一个大袍子从头罩，跟乡村制服没什么区别。但是上海人借用了这种名称，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时装，用来表达江南女人的身体线条，东方人的线条。这个线条不能太夸张，西方人的线条太夸张，旗袍是不能容纳的。它要东方人的那种含蓄的美，而旗袍是最适合表达的。裁缝定做旗袍，要测量三十六个数据，这意味着旗袍非常在乎女人的身体，要对它进行一种史无前例的细致的描述。它就在上海这样的地方诞生了。它把亚洲女人的身体魅力充分展示了出来。九十年代的那种殖民地怀旧，就是企图重新找回身体解放的元素，通过记忆把它发掘出来，来改造我们当下的乏味生活，同时也把它当作未来都市的生活样板。
这场新的翻身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国人往往都喜欢走过头，走到事物的反面去。身体不断解放，自然是一见好事情，但是它最后又解放过度，矫枉过正。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国人身体解放到这个惊人的程度。1996年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千万黄色娘子军》在大陆崛起。什么叫“黄色娘子军”，就是妓女嘛。我们不是有过一个样板戏叫《红色娘子军》吗？这个词就是从那里来的。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反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庞大的身体服务的产业群。从歌厅、浴场、洗头房，一直到洗脚房。我就举个例子，西安有个区叫咸阳区，就是秦始皇陵墓的所在地，整个咸阳区有上千家足疗店。这里面的服务内容形形色色，非常暧昧。但它的区政府规定，当地警察不准进去查抄，它要保护当地的足疗产业。因为这是当地第三产业的基本支柱，掌握了整个城市经济的命脉。咸阳只是很小的一个地方，但它过去曾经是专制帝国的心脏。现在，全中国每个城市都充满了洗脚房。这就是伟大的中国特色。
刚才我讲了一段很简略的历史。下面我来跟同学们简单描述一下大众文化的现状。也就是简单地描述一下它在四个方面的变化。下半身的解放，从文化的角度说，首先出现在小说里，也就是出现在虹影的《英国情人》里。在这之前，男性作家经常描写性生活，比如贾平凹的《废都》、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都有直接的描写，男性作家比较皮厚，比较无耻。女性作家一般都比较害羞和含蓄，只有虹影开了先河，然后她就被告到法庭上去了，当时长春市中级法院宣判她有诽谤罪，说她是以某个名人为原型的，所以名人的后代就来告她。同时还判她有淫秽罪，后来在辽宁省中级法院，这个案子给翻了过来，二审的结果是诽谤罪还在，但把淫秽罪这一条给去掉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纠正，诽谤罪只涉及作家个人，而淫秽罪则会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虹影之后出现了卫慧，一个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写了《上海宝贝》。而后又有个女作家写了《乌鸦》。出版商居然以“妓女作家”和“妓女文学”来炒作她，这一下就把《乌鸦》给毁掉了。其实《乌鸦》比《上海宝贝》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可是她一下子就被钉死在了“妓女作家”和“妓女文学”的耻辱柱上。九十年代末的那种出版社的恶性炒作，给文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身体解放做进一步推进的是木子美，博客出现以后，她第一个在上面写自己的日记，而且把个人跟男人的性生活隐私公布在博客上，因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到了木子美，大家都想可能已经到头了，没想到后面还有更狠的。那就是竹影青瞳，她是广州的一位大学教师，她直接把自己的裸照放到网上。但她很聪明地把头给切掉了，警察无法追究她，她说这不是我的，你凭什么说这个是我的。这是她聪明的地方。虽然据说竹影青瞳在学校里被处分了，好像是辞职了，但是据说她没有受到警察的骚扰。这时大家想，竹影青瞳已经登峰造极了吧，你还能怎么着？不料又出来一个芙蓉姐姐，她用她的S型造型来描述自己的身体，给她自己的身体下定义：除了貌若天仙之外，还有她丰满的胸部和美丽的臀部。你们看，所有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身体，没有其它别的任何东西。身体是大众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无论这个身体是美的还是丑的，它都在经受我们的检验，由此产生了全民狂欢的效应。
在2005年，湖南卫视推出了超级女生，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跟刚才我讲的芙蓉姐姐事件，构成了中国媒体的大转变。上海有一家报纸，一天之内以八个版的篇幅，来炒作芙蓉姐姐，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超级女生更是如此。所以我把2005年称之为娱乐元年，今年则是娱乐三年。在娱乐三年里出现了什么新人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那就是娱乐业的彻头彻尾的牺牲品——杨丽娟。以超级粉丝的身份，狂追刘德华长达十三年。在她15岁之前，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学生，品学兼优，可是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刘德华的照片，从此她就变成一个疯狂的粉丝，变卖家财，进北京六次，香港三次，最后一次他们全家进香港，这次他的老爹受不了了，跳海自杀了，引起了整个华人世界的震动。直到现在，媒体还在大规模地炒作这个案子。这是在身体娱乐化之后，大众文化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揭露了娱乐工业背后的残酷性。
戏仿也是娱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它跟一般的娱乐又不完全一样。它是一种对既有文化价值的反叛。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胡戈用来戏仿和反讽《无极》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当时陈凯歌勃然大怒：人不能这样无耻。然后这句话就被全体人民所津津乐道。《无极》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是一部拍得很糟糕的电影。其实陈凯歌的早期电影还是很不错的，他拍过《黄土地》、《孩子王》什么的。他拍的最好的片子当然是《霸王别姬》，还得过1993年的戛纳电影节大奖。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他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连讲故事的基本能力都丧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去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梨花派和韩寒的口水大战，一个叫赵丽华的中国作协会员，还是某文学杂志的副主编，她写了一些口语诗，结果被网民贴出来，大加讽刺，这就是所谓的“梨花体”。韩寒在他的博客上开骂，这种叫文学？你们的主流文学就这个样子？所有的八十年代的先锋诗人都站在赵这边反击，还在北京开了一个“保卫诗歌大会”，他们就在那里朗诵诗歌，挺好玩的。但中间出了一个插曲，有个诗人一激动，上就脱裤子，全身脱光，马上被人拉下去。拉下去以后媒体就写文章报道出来，然后韩寒又写文章开骂。十多天以后警察才回过神来，这个人应该抓起来啊，他犯了流氓罪啊。于是就把他给拘留了，行政拘留了好些天，好在看守他的狱警是他的粉丝，给他送吃送喝，所以没在里面吃什么苦头。这当中的故事很有意思，都可以拿来写小说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性。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今天文化的功能都在不断趋向于娱乐化，哪怕是文学之间的那种纷争，也变成了公众娱乐的焦点，只要两个人在打架，大家就起哄架秧子。后来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哄客理论”，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演员只有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人扮演的是“哄客”的角色，在一边大声起哄。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哄客，有一种是“赞客”，他就在那边一直赞美，说各种好听的话，要不久鼓掌，摇旗，晃灯。还有一种是“笑客”，对那些丑角的表演，哈哈一笑，觉得很好玩。第三种是骂客，怒目金刚，在网上开骂，用最脏的、最龌龊的话来进行话语批判，充满了语言暴力。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匿名的“哄客群体”。这个匿名状态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本来是言论自由的重要保障，但现在有人提要搞实名制，因为这个乱哪，不实名不行啊。我本人是坚决反对所谓“实名制”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匿名状态下的道德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因为自己匿名，人家不知道你，就在网上乱骂，甚至进行诽谤和造谣。
（此处作了大段删节）
最后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在整个转型时期，大众文化确实是无限繁荣了，但我们的精英文化，尤其是那种精神型文化，却出现严重退化的迹象。文化的核心被丢失了，它包括道德、教育、个人信念、普世的核心价值等等，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危机，我称之为脑萎缩综合症。这种综合症不仅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也发生在知识界，发生在精英作家身上，它是一个全民性的疾病。
我没有时间来具体分析，在这里只想说一个例子，那就是苏童，他曾经是中国最好的当代作家之一。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碧奴》，是一个全球性的民族神话写作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写一部可以被全世界读者阅读的神话。苏童选择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但这部小说的最大问题是，第一它没有心灵，第二它没有真神。里面的孟姜女很能哭，不仅眼睛能流眼泪，头发也能，胳吱窝下，到处都能流泪，整一个泪人儿。这点很有想象力，起初觉得还很不错，但再看下去，所有地方都在流泪，只有一个地方是不流泪的，那就是心。心没有流泪！苏童忘掉了一个最关键的器官。而且在这个神话里，我们也找不到神的踪迹。无独有偶的是，陈凯歌在电影《无极》也伪造了一个“满神”，那就是他老婆扮演的，显得很可笑，一看就是个假货。这两部作品是有代表性的。它们从反面暗示着一个民族所严重匮乏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是充满了鬼怪，但是没有真神，没有真正的终极信仰。所有的精神性信念都已经崩溃。
解决的方法，是重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修正大众文化的方向，扶持精英文化的发展，来探求一个全民族的终极价值的崭新空间，这里面有几种途径，但也只是我个人的方案，其实没有根本性的作用，只能在这里给你们讲讲而已。最终的方案，取决于制度变革的层面。文化的问题，最终要在文化以外解决。
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对文化的焦虑当中。我们在守望文化的最后领地，并且为文化的修复而大声呼吁，我们能够感到自己使命的艰难，并且诚恳地邀请你们和我们同行。谢谢大家。
同学提问：
提问1.朱老师您好，我们知道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经碎的复兴，那么现在我们有一句非常响亮的政治口号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抛开这句话的政治性或其他功用，您认为我们中国文化需要一种复兴吗，我们能够复兴的是什么？我曾经拜读过您的一篇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的中心论点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其实是个倒退的过程，其实在我们诸子百家时期中国文化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那么现在我们社会上行起了国学热，请问您认为国学的再兴起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答：你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下子切入了文化的本质。文艺复兴这是我们大家都渴望的。《南方周末》最近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谈论这个激动人心的话题。文艺复兴的愿望是好的，很重要，我也希望它能够复兴，但是今天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我想问的是，文艺复兴的种子在什么地方？它的土壤在什么地方？谁是推动这场复兴的主体？西方的文艺复兴需要一个自由的体制来加以推进。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连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一下五十年代的京剧演员生活，都要被下令查禁。我们还有什么有什么文艺复兴的基本自由呢？根本没有这样的土壤。
而种子又在哪里？这个种子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我们复兴什么东西？先秦的文化能不能复兴？这个种子适合不适合在一个现代性的语境下加以复兴？我看非常难。它们之间几乎是格格不入的，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限珍惜生命，可是先秦人对生命是极其鄙视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向任何人，哪怕是陌生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轻生是先秦的人性特点。这个特点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魏晋南北朝的人都怕死，那个竹林七贤总是装疯卖傻，那是因为怕死。可是在先秦，伍子胥出关的时候舟子渡了他，伍子胥怕他走漏风声，舟子说你不放心的话我就死给你看，当场就自杀了。又碰到个洗衣服的给他指了一条路，他又担心人家泄露他的行踪，结果那个洗衣服的当场就跳河自杀了。这一路来死了好几个，都是为了义而轻生的。这就是先秦的人文精神，很伟大不是吗？但你现在要怎么复兴呢？这个种子跟当前的土壤是不接轨的。整个西方的现代性主题，就是爱惜生命，把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放到最高的地位。
我不是说先秦不好，先秦非常伟大，可是它跟现代性有冲突，这个矛盾到底怎么解决？不先解决这个种子和土壤的对立关系，我们就无法开始文艺复兴的实验。但这还是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复兴的主体严重缺席。谁来复兴？我们这个民族哪里去找达芬奇这样的全能的文艺天才？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太弱，连独立的立场都没有真正确立，更不要说建立天才性了。对这个问题，我很悲观。
第二个问题，你问国学的兴起，它能不能作为文艺复兴的一部分？我认为完全不可能。因为今天的国学是伪国学。在去年和前年兴盛的新儒学，要成立儒学院，来代替中国社科院。要成立一个三位一体的权力机构代替人大，法院和政府，甚至还主张成立了一个儒学的遗产委员会，所有写的跟儒学相关的书出版都要向他们交钱。孔子是一个公共财富，怎么可以向你一个学术机构来交钱呢？你有什么资格来收这个钱呢？所以他变成了拿着孔子和儒学的名义来敛财的一种手段。
国学首先名称就错了。什么叫国学？是“国家之学”么？还是我们以前叫的“汉学”？汉学也不对，因为汉学只是汉族之学，现在还要加上藏学，都要纳入整个国学的范畴，但实际上它讲的还只是汉族之学。这些东西零零总总的加起来，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今天的国学只是一个口号，还处在连文本阐释的基础都没有确立的状态，更不要说把它的价值加以弘扬。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最美好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通常是最脆弱的。
我举个例子：古琴。现在很多人也听古琴，弹古琴。可以到网上去下载那些音乐，包括超市里买的的古琴唱碟，拿来一听就晕了，因为全是垃圾。真正的古琴大师基本上都已经死光光了，九十年代初上海音像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八张的古琴大碟，把所有中国古琴家，一流大师级的东西集合在一起，那都是非常美妙的东西，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那些弹古琴的人，包括他们的弟子，很少有人真正表达古琴的精神。古琴是中国音乐的最高代表，现在却要用古筝去代替它。所谓的国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那里作民族乐器合奏，也都是错误的复兴道路。中国的乐器是单体乐器，就像古琴一样。如果你弄了一百架古琴在那里弹，肯定是一场听觉灾难。国乐团就是这样，中国国乐团在维也纳演奏的效果是一团吵闹，全是噪音。因为中国的乐器定音不准，把位不准，乐器之间的协调性很差。现在我们按西洋乐队的建制把它们弄在一起，但就是难听。我有个朋友是搞音乐的，他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音乐，他说他当时的感受是恨不得地上有个洞可以钻进去。这样来弘扬中国文化，只能是对文化传统的践踏。谢谢你的提问。
提问2.我就想问您是如何看待经典作品平民化的现象？谢谢！
答：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且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问过来。这两位我都很熟。这个我可以回答你。首先，易中天和于丹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正因为太少在中国他们才会那么红。于丹一个人的书可以买到一百四十万，完全疯掉了。这跟那个踏脚裤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就是踏脚裤效应。全体人民只吃一样东西，只穿一样东西，这是一种灾难，说明我们可选择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虽然有那么多的书出版，但是能够有效解读中国古典文化的为数太少，所以于丹也好，易中天也好，只是一个开端，应该有许多这类人出来。这是第一。
第二，也不能排除里面有大量的盲从。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跟风了。买了以后不一定看，放在家里，觉得我占有了它，心里面就有了一种安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第三种情况是，对于丹本身来讲，她也需要不断完善。她的观点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专家也指出有许多硬伤。举个例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什么意思呢？为了把它跟现代性拉近，为了掩饰孔子学说里的道德难点，就说这个女子和小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据说这里的小人不是坏人，而是儿童。孔子说女人和儿童难养，意思就是应该好好对待他们，重视他们。你看，这样一来，儒学的硬伤、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歧视妇女的问题，就给轻易解决掉了。但这种解释完全是错的。因为在孔子的语汇里，小人只有一个解释，就是道德低下的坏人，而跟儿童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歧视妇女恰恰是儒学的重要立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建立在歧视女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你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我在中央台作节目的时候跟他们建议，你们应该成立一个于丹小组，找一些专家来帮她写，把那些硬伤去掉。于丹只是一个公共形象，她需要学术共同体的支撑。那些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背后，都有很好的的策划班子。于丹也需要一个优秀的策划班子。只有这样去做古典名著解读，百家讲坛才能健康的长期的发展下去。
提问3.五四运动在提倡中国应该怎样弘扬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应该怎样改变。五四以来中国所有大学者都在否定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现在大学生感到心里很迷茫，感到找不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觉得我们每个人，每个阶层的人应该为文化复兴做点什么？
答：你的问题太大了。时间有限，我只能简单的回答你。第一，文艺复兴不是不可能，只是在当下这个状态不可能。那么文化的问题要有什么来解决呢？不是由文化自身来解决，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好，他们都没有解决文化问题。现在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文化的问题必须在文化之外来解决。文化之外是什么呢？那就是制度，解决了制度的问题，文化就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说中国的文化大师对传统文化都持否定态度。也不尽然，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些大师。从来都是有两派，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有两派。像鲁迅，对中国文化，他也是很矛盾的。对中国的国民性它是极度绝望，彻底否认，但是同时他又热爱中国的精英文化，他对魏晋的风度是非常激赏的。鲁迅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更不要说其他的知识分子，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确实需要重新的界定和判断，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不是整体一块的，他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今天我们文艺复兴，虽然不能做大，但是我觉得至少得以做到文艺复苏，我们不要搞什么复兴了，先复苏起来再说吧，连复苏都没能做到，又谈何复兴？谢谢你的提问。
（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