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中国历史能否走出死循环？
风暴下的心灵早熟
1977年6月13日，北京医院地下室，备受折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辞世。
或许是父子间的心灵感应，“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的章立凡，梦见父亲“熟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担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3张白纸，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竟一个字也没有”。后来，母亲到监狱探视章立凡，印证了这一噩耗。
章乃器，1957年与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并列为中国“四大右派”，毛泽东甚至把他与章伯钧、罗隆基“钦定”为右派的3个“老祖宗”。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在社论发表前10天，《新闻日报》刊登了《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署名小雅，对章乃器进行了批判，不过，那时还称章乃器先生。10天后，站队-树敌-“打落水狗”，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此时的“右派儿子”章立凡年仅7岁，但也需要站队。组织上找他母亲表态，“当时我父母已经分居，组织找她表态，她不得不表。我那时候也被要求表态。”
母亲事先教给他几句话，让他在会上说。上台后，他讲了那几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和他划清界限。台下掌声雷鸣。下台后，有人和他热烈握手——这人叫吴大琨。
1930年代，吴大琨曾做过章乃器的秘书。“当时吴是一个青年，我后来在上海档案馆查到他给我父亲的信，内容是表示仰慕之情，希望能够在我父亲的提携和指导下，为抗日救国做点贡献，我父亲就把他留在身边。”“七君子事件”发生时，章乃器被捕，吴大琨是在场的见证人。
后来，吴大琨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57年“反右”和1960年代章乃器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时候，他都是作为“正面”的一方来批判和反驳章乃器的，“但晚年时，他又提出来应该给章乃器平反。”对于吴的无情转向与人性回归，章立凡无限感慨。
1957年，章乃器流露出对工商业改造后效率反不如前的忧虑，担心“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吴大坤批评说，章乃器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
民建和工商联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对章乃器进行了批判。当时的章乃器在这两个地方都还是副主委。座谈会上，很多人都是章乃器的老朋友，包括章的前妻胡子婴都去了。“他们都发了言，在那个大背景下，你必须批判。”
“反右”时，胡子婴发表过两篇文章揭发章乃器。章立凡曾在父亲的个人档案中，查到不少父亲和胡子婴早年恋爱时缠绵悱恻的情书，“多年的政治变迁，最终留下的惟有伤害。”
实际上，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冲击来临之前的章立凡，年幼时也特别崇拜工农兵。凡是在画上、在媒体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从大胡子马恩老爷爷，到小胡子列宁、斯大林同志，他都觉得很有亲切感。但革命与斗争，亲人、朋友、同事反目、彼此揭发，给幼小的他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和记忆。
由于过早体验到政治对家庭的冲击，章立凡对自己包裹得很严。他从小接触了大量社会名流，但从不对同学提起家中的事情。“反右这件事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在政治上早熟，我很早就知道保护自己；一是开始对时事有兴趣，那时候我识字不多，却已很主动地找报纸看。我觉得这些不是正常社会形态下儿童应有的习惯，但那时我就已经有了。”
学会逆向思维
看到父亲的老朋友一下都变成他的敌人，章立凡开始对他们感兴趣。他家里有1949年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还有一些人物画册，他就缠着父亲一个一个问：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回事？跟你什么关系？章乃器会说出一段往事，或者他对此人的印象和评价。
上小学时，他发现父亲说的东西跟老师不一样，几句话就否定了老师教的那些。“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教给我逆向思维。就是人家都说怎样怎样时，你一定要问为什么。”
有一次，章立凡发现次卧室中有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这么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史实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诠释，令他十分震惊。从此以后，读禁书成为他的一大爱好。
他对历史人物掌故的兴趣，则来自父亲收藏的一套内部版《文史资料选辑》，“有几十本吧，写的都是各种历史人物，可以从中分析出这个人跟那个人关系怎么样，有什么恩恩怨怨。”
“文革”结束后，章立凡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通过高考读大学。他以参加招考研究人员的方式，考进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他一起考的一位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我是中学生，考试中有历史的考卷还有英文的翻译，我记得翻译的是‘马歇尔访华’中的一段。我都翻下来了，但那位同志就说他外文全忘了，没法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当年与章立凡是同事，那时两人都单身，没有住房，住在社科院办公室，经常畅谈到深夜。雷颐说： “他特别聪明，也有见识。他没正式上过科班大学，但各种知识很丰富，甚至很专业。他很早就跟我谈易经，那时国学还没有这么热。”
“文革”中坐过监狱，对他的人生历练起到了重要作用。雷颐评价这位老同事时也认为：“他对历史的解读一语中的，既有原则，又有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他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把墨汁刷到他的床上，还逼着他从狗洞里爬出去，这种经历是我们现在这代人没有的。他不是一个关在书斋里的学者。”
微博名人
微博兴起后，章立凡成了微博名人，戏称自己的身份是“五毛公敌，说破皇帝新衣者”，相信“英特纳雄耐尔尚未实现，Internet已经实现”。尽管在微博上嬉笑怒骂，但他认为自己并非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我很少参加什么签名，发起什么活动之类的。”
“多年前有人提出补发右派工资的呼吁，我那时候觉得，这只是个经济要求，这种签名我就不参加了。到2007年，我参与了签名，因为我觉得它不仅是经济要求，还涉及到对反右运动、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评价，我觉得应该签名。”
“章立凡非常淡泊，不主动参与一些事，有超然于世外的境界，是与功利主义保持距离、超然于权贵和为权贵服务的知识分子，颇有道家的隐者和佛家的居士风范。”对于章立凡的低调， 孙大午案辩护律师、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也深有感触。
如何寻找共识？
人物周刊： 2010年年底，你发表了《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今年元旦又发表了《历史动车将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环？》，说我们走了一圈，“动车”要追尾了。
章立凡：20世纪中国错过了两个机会，一个是君主立宪，一个是联邦制。比如说，30年来中国走出了苏式的计划经济，但一直没走出斯大林主义。
我为何提出“追尾”这个说法？中国的“动车”100年间一直在封闭的轨道上循环，我们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张木生先生又在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现在面临的问题，仍然是100年前的老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社会可能面临的轮回，你相信这个说法么？
章立凡：我不希望现在有革命。以往中国历史上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没有什么颜色革命，没有天鹅绒之类的温馨革命。中国革命历来是以暴易暴，决不可轻易尝试。
人物周刊：从现实和网络上看，暴力情绪十分明显，人与人之间、群众和政府，甚至部门和官员之间的不和谐乃至对立情绪有迅速扩大的趋势，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章立凡：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情绪。从网络到民间社会，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看到的都是暴力现象，无论是网络语言的暴力还是群体事件的暴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天然的群体，暴力倾向随处可见；自由主义是天然的个体，理性声音相对不足。
人物周刊：社会需要达成妥协，形成共识，有没有现实的路径？
章立凡：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制度就是一种妥协共存的产物，统治者放弃部分既得利益，而谋求可持续的长远利益。我主张中国人通过改良达成社会妥协，重订社会契约，确立宪政制度并走向公民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体中国人公平分享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成果。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缺乏社会契约意识，比如房价跌了就去砸开发商，缺乏现代社会根本的人文精神。
章立凡：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没有西方那种商业文明，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民商法体系。中国人历来不重视契约的作用，尤其是社会契约。从《临时约法》到《共同纲领》，中国一百年来订过几次契约，都废弃了，改革开放也算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现在是各奔各的路，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强势的一方剥夺弱势的一方，社会已经被撕裂。
人物周刊：商业文明，这个词很重要。西方的商业文明催生了市民社会、公民阶层和公民意识，中国呢？
章立凡：安全的社会是中间大两头尖的橄榄型社会，当今社会是一个两头大的社会：一头人数多，一头权势大，社会处于撕裂状态。现在社会情绪普遍焦虑浮躁，一旦有突发事件，一个火星引发连锁反应，有可能出现一场以暴易暴的社会灾难。我常批评民营企业家没有自我意识，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不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中产阶级也没有自主自为的意识。
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铸造什么样的臣民，按这种循环模式克隆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的教育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这套教育制度只生产标准件，不培育独立思考的人。无论官员还是人民，这条生产线的产品，其素质都存在问题，只有通过自我教育加以完善。
人物周刊：现在的体制很难塑造出真正的公民，而没有公民社会，社会转型又会成为泡影，这是一个悖论。
章立凡：我们毕竟是在推动社会进步，主张避免革命，是担心历史走入循环，再来一场浩劫，再循环一百年，那样真的很悲催。我不认为人民一定要变成公民才能完成社会变革，但起码要具备理性的素质，要让启蒙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更充分些。改革开放最大的思想贡献，是国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上世纪末我曾预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必将改变中国。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和公民社会的实现，是可以预期的。
历史学家的警示
人物周刊：你对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希望？
章立凡：我愿意再看5年。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上是与自己为敌。一些老干部呼吁“救党”，一些“红二代”领导人出于血统和感情的原因，也希望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来推动改革走出危机。目前从统计学上已看到大量的社会危机警示，各地都有典型事件不断出现。今后5年的发展，基本上就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
一个执政党，如果多数党员只为自己谋利，不为党的前途着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体制就很难自我修复。党派利益与全民公共利益之间，到底有没有界限？要改革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有人主张考虑清楚哪些是执政党的底线。底线其实就是永远执政，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
人物周刊：能否评价一下维权与维稳的关系？
章立凡：我已经说过：不为人民维权，政权难以维稳。一边侵害人民利益制造不稳定，一边利用维稳谋取更大利益，是最缺德的经济；以主人为假想敌，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是最愚蠢的政治。
人物周刊：最近韩寒发表关于“革命”、“民主”、“自由”3篇文章，引起很大关注，你有何评价？
章立凡：我一直很喜欢读这位年轻人的文字，尽管“韩三篇”观点不成熟，带有某些精英化的文学调侃，但其贡献在于激活了这几个社会话题，对个人也是一种突破，不必从学术角度来解读。
关于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我在2004年发表了《“改良”与“革命”赛跑》、《革命的社会成本》，2008年发表《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我把第一篇作为对韩寒的回应重新发表。重提“改良与革命赛跑”的旧话——“社会矛盾深重之时，应当及早改良；社会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必然发生革命。”
人物周刊：对于民主宪政的可能性，能否做一个展望？
章立凡：当年，我说早了；今年，我说晚了。最近曾就上述话题，与袁伟时先生进行了一场对话。我提出3个命题请教袁老师：一.改良是革命的结构，革命是改良的清盘；二.自由是民主的终极追求，民主是自由的游戏规则；三.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
这场讨论取得的共识是：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模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令启蒙的手段更加便捷。光荣革命前的英国人、大革命前的法国人、独立战争前的美国人，都没有见识过全球化和互联网，当前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肯定高于他们。那种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宜享受民主的说法已经过时。时代变了，潮流变了，现在是领导明显落后于群众，教育官员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有位西方学者说：“历史学家是向后看的预言家。”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或许历史学者与就事论事的经济学者不同，至少会提前三至五年发出警示，再静候时间的验证。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