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教授评价毛泽东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教授。四川自贡人。1921年生，1944年毕业
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
新华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
副院长。
毛泽东建国伊始，他便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正式以大救星自居。作为陪衬而
显得有气无力的《国际歌》，因其歌词：“从来就没甚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王
帝”显然和大救星矛盾，而逐渐被人淡忘了。虽然头脑正常的人总觉得同一时间唱
这两句矛盾的歌词是荒谬的，但当时谁也不敢说出来。
在官方正史中谈到毛泽东前期的功绩时，他的过错一直是被掩盖而忽略不计的，以
致人们总认定他一贯正确，遂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之谓，至今这条标语的
仍然存在，实在令华夏儿女感到羞愧。
至于毛泽东后期的功罪，特别是罪恶的一面，早已昭然若揭，只是还差一个“天下
英雄”去揭这个盖子。综观毛泽东执政这27年。基本应于否定。但这并不是说这个
政权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如果持这样的看法也是不足取的。和
现在比起来，当时社会治安比较好，贫、富悬殊也不大，腐败现象较少，上学、就
医也不成为老百姓的严重负担，尽管这些在当今文明国家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
们之所以要抚今追昔，是因为人们面对今天的诸多不如意之处时，就诱发了不少人
心中泛起“忧患元元忆逝翁”之感，这是当局者们需要认真反思的。
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无边的痛苦和灾难：民生凋敝、生灵
涂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哀鸣遍野的惨状为人类历史所仅见。据统计，在中国
有史可查的二千余年中，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为二千余万人。而我们所谓的“三年
自然灾害”便夺去了四千余万人的生命。最不能容忍的是，时至如今，仍有多数传
媒，沿用丧尽天良的说法，继续对老天爷栽赃陷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怜的刘少奇就是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部分真话，便
注定了必死无疑的下场。土改、镇反中未依法处决的人是多少？至今仍是天体黑洞，也不让人染指这些领域。
据一位亲历其境的南下老兵告诉我，仅刘文辉家族被枪决的便有36人之多。与“反
革命”
“风马牛不相及”，罪名“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55万被引蛇出洞的右派份
子，昭示了执政者的虚伪和无耻！毛泽东这个“天才”，什么花招想不出来！开国
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死于非命，优秀儿女遇罗克、林昭、张志新，饮弹刑场，
便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的铁证！
据载，林昭死后，还派警察去向他家人索取了子弹费（从5分到1角5分说法不一）。
张志新在押赴刑场前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据载这个刽子手一共割了47个人的喉管。
学者郭罗基（时任北大党办主任）于1979年在光明日报上，以“谁之罪”深究张志
新遇难的制度根源，最后极其雄辩地指出：“18世纪法国的革命者米拉波在监狱里
锻练成了著名的演说家，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者张志新在监狱里却被割断了喉管，
这就证明：20世纪中国的水平低于18世纪法国的水平。”这一篇振振有词的迟到的
辩护，使他被驱逐出北京。
面对以上惨绝人寰的事实，如果你还执迷不悟或佯装糊涂的话，只能说明你的灵魂
早已无救，而通向地狱的大门正在向你招手！
历史庄严地记下，当毛泽东怀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万丈豪情去见阎
王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历史的公正审判。
１９４９年，面对一个新世界的难题时，毛泽东一开始便处于捉襟见肘、力不胜任
的窘境，继之黔驴技穷，乱挥板斧，招致天怒人怨，朝野悲歌。这些都是偶然的吗？
是苍天对毛泽东不公吗？何以中国人在歌颂了大救星之后，迎来的却是大灾星？答
案还是在恩格斯那里。他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三种条件的制约：时代的局限性；
知识的局限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李锐在一次讲话中还加了一条品德的局限性，
信哉，斯言。
上述几种局限性在毛泽东身上泾、渭分明，显得异常突出。对时代的局限性容易了
解，他是生活在一个腐败、落后、离现代文明极远的国度，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从
小他只所学了一些初浅的旧文化知识，这方面的兴趣甚浓，毛泽东终其一生在知识
上有着巨大的局限性，以此为切入点去认识毛泽东的人尚不多见。首先，毛泽东对
马克思主义基本不通。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信口雌黄地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
一句话：造反有理！”他是把读《水浒传》的心得体会都强加在马克思的身上。我
们且看恩格斯是如何说的。他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这篇光辉短文中，对其战友
是这样高度评价的：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发现了剩余价值。哪有什么不三不四的造反
有理的屁话？
无怪毛泽东在文革中坦言：“我党懂得马列的甚少。”自然“甚少”之中是不包括
他本人在内的。
其次，毛泽东对自然科学更是一窍不通。据身边人透露，他从未看过一次科技展览。
从他学生时代的表现来看，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极差，终其一生都未达到一个普通初
中生的水平。要这样的人去当“英明领袖”也是太勉为其难了。
最后，毛泽东还是一个十足的法盲。他在讨论人治还是法治时，竟信口胡言：“宪法
这么多条，谁能记得住？”谁要求把宪法的每一条文都记住呢？须知，毛泽东的用
意是，有我的“一句顶一万句”，要法还有何用？尔等不是有意要用它来限制我的
胡作非为吗？
显示毛泽东思维能力局限的一个最好的例证是，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其人》一书
中提供的一个重要事实，大概是1965年一月份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了一
篇题目为《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作用》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之后大感兴趣。
也许是要显示自己是什么家之类的身份吧，他召集了陈伯达等诸位秀才讨论该文，
毛发表高见如下：“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就没有充足理由律，每个阶级有每个阶
级的理由，哪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这分明是用政治流氓的思维来代替科学思维
的经典案例。不知二千多年前的亚里斯多德在获知了发生在中国的这条爆炸性新闻
之后，有何反应，他得到的结论一定是：二千年后某些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大大低
于二千年前希腊人所达到的水平。就凭这一点，毛泽东怎么配当中国人民的伟大导
师呢？
然而，如果我们据此便认为毛泽东是不学无术之辈的话，那是不正确的。他在古典
诗词和书法方面还是颇有造诣的。
一代枭雄一世暴君一个无赖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20余年来，由于“不争论”这一重大发明，催生了犬儒
主义和物欲横流的恶性膨胀，意识形态空前混乱，毛泽东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他的
幽灵至今仍然在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同样由于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三种局限性以及利
益的牵扯，使我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很难向前推进一步。毛泽东何许人也？除了大救
星、红太阳以及“四个伟大“以外，尚无一个清晰的脸谱去描绘他，以便给人留下一个完全难忘的印
象，使之在历史上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我完全赞同茅于轼的说法：毛在历史上的定位，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暴力社
会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