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加·斯诺1970年访问北京，回去写了《漫长的革命》。书中说，国庆那天，他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红旗如海、百万游行群众由衷向他山呼万岁。斯诺问他：感觉如何？“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后来他对斯诺说：个人崇拜令人讨厌。
应因中国的传统与民情，毛泽东虽然发动个人崇拜自造为神，但是他心里有数，这些政治手段功能有限。例如，尼克松来访，不无真情地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毛则语带无奈地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我只改变了北京和周边一些地方而已。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后来，毛泽东盘点一生功业时进而说到：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还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悬想说这话时、毛泽东的表情也颇落寞吧？
毛泽东具有做一个超一流政治家所需的一切，如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高超见识、渊博的知识；论手腕，他集古今中外统治术之大成；论能力，他文有雄文若干、武则“用兵如神”；论资历，建党建军他都有份；论人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气魄，他从无卿卿我我、柴米油盐小家子气；论魅力，他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细看毛泽东的主张与事业，好像也于史有据又切中时弊。如废除私有制，省却多少人间悲剧；取缔市场，消除多少弊病、减轻多少腐败；限制自由民主，做事有多快好省的可能；改造世界观，或可净化心灵、返朴归真；批判孔孟儒家，以新汰旧乃文明文化进步之需；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天经地义；共产主义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心向往之；而要推动诸如此类，则非阶级分析、暴力革命，泯灭个性、集体主义不可。
毛泽东从其领导革命的经历中看到：“人这个高级动物，也有两重性，革命和不革命。到一定的条件下，就要互相转化。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历史进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心知肚明，演习也者等于政治赌博。所以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者叫二次革命是准备失败的。准备让人骂个狗血淋头的。不但右派骂，左派也会骂。争论它个百十年。这没有关系嘛！无非就是人类历史多总结些经验和教训罢了。”时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1969年。看来，贵为政治全才、无往不胜的毛泽东，对于文革：因其“史无前例”难免心里没底。
说毛泽东有魄力，是指他竟敢挑战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强大的传统文化，落后的科学和生产水力平，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等等。这一切，集中地体现在人的劣根性上时，就表现为：贪图享受、好逸恶劳，故政治运动推动生产建设，行得一时行不得一世，没有物质刺激，机器运转不灵、科研不出成果、庄稼也不好好生长了；贪污腐败、假公济私，故艰苦奋斗、舍己为人，只能偶一为之，因为人性趋利而又贪婪，尤其政治运动恶化了人际关系，“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鼠目寸光、蝇营狗苟，故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关卿何事？”只因利他之举、牺牲精神不曾带来任何个人利益，既非初衷又非动机。
挟私带利才是人类的生产生活的终极目的。面对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文化、科技、生活阶段，改造社会、推动历史，欲速则不达。需在不违反人性本能、顺应浮华享乐的愿望、逐步进行。现实和历史已经证明，即使私欲是毒药，人们也要饮鸩止渴；明知市场是雷区，人们也会赴汤蹈火。无论什么制度、什么宗教、什么主义在世间传播，也改变不了这种社会生活常态。如此看来，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几乎就是缘木求鱼或曰与虎谋皮。
人们之所以曾经付出偌大代价配合毛泽东类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而后又悔青了肠子似地大呼上当受骗。多半是误以为既然是“社会进步”，就应该理性、有序、文明……。其实，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历史阶段是那样进步的。社会的发展，就是非理性、跌跌撞撞乃至痛苦挣扎；因为传统是惰性的、现实是混乱的、环境是敌对的……，所谓“衣败絮、行荆棘中，处处掣肘”。那些成功的取得，大都出乎意料、改善有限、不尽人意。
有段子讽刺当今政府对国内的社会乱象无能为力，说毛泽东要从水晶棺里爬出来再展雄风。其实不必。如果他老人家真的懂得历史与人性，应该心悦诚服地认输，败在自然规律手下并不丢脸。也无需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表示“尽人事、听天命”的无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作为一介凡人，毕竟他一生翻云覆雨，而且是慷他人之慨。都说人生苦短，平淡而又重复，毛泽东却过足了生命之瘾。与此同时，他的社会理念、思想方法、行为方式渗透社会、人心，可望部分地进入中国文化，长期流传。这是他最大的成功。
至于名声：其实，古代有名字传世的帝王，无一不是 暴 君。时间久了，人们只记得他们的事功成就，羡慕其挥洒张扬，几人提及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摧残与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