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一定要说”：格拉斯在说什么
作者：谢盛友
在伊朗核争议背景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格拉斯（Günter Grass）2012年4月4日在《南德意志报》上刊登诗作«Was gesagt werden muss»（《一定要说的话》），严厉抨击德国和以色列。在这首诗中他批评说，通过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德国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预见的犯罪”的同伙。格拉斯称，以色列对本已脆弱的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西方在相关问题上态度伪善。格拉斯同时表示，他与以色列心心相印，并将永远如此。
人类的四类罪过
英国大学者阿克顿 （Lord Acton 1834–1902）说“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的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
人类文明史就是愤怒而疯狂地集体残杀，而最后杀死一个或二个替罪羊的过程？
如果是这样，人类罪恶历史将走不出死循环。
如果是这样，德国人可以把德国所有罪恶都往希特勒身上堆放。但是，德国人并非这样，战后，德国的知识分子指引德国人反省忏悔，文学界的格拉斯被誉为“德意志的良心”。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纳粹德国）罪过问题》（1946）中把罪过分成四类：
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审判这种罪过者是法院。
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胜利者（如果独裁政权被打倒）。
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自己的良心。
第四种是形而上学罪过，指的是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审判这种罪过者是上帝。
第四种罪很难理解，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说，如果我们不能尽自己的能力，去阻挡权力者施行罪恶，我们竟然能活得好好的，那么我们同样有罪。
战后，德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讨论中，总是喜欢挖伤痛？因为德国人对“行政罪责”的反省是认真的，他们认为，即便当事人强调当时的做法是服从命令或者当时国家的法律，属于行政范围，也并不能改变做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质，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担的罪责。
努力赎罪：剥开历史的“洋葱”
格拉斯就是带着这种“形而上学罪”，而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作赎罪的努力。
格拉斯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阻止历史循环。《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是1959年写的小说，故事以第一人称描述，即由主人公奥斯卡自述人生经历。小说的主要素材就是作者格拉斯本人的经历与见闻。在写作风格上，小说本质上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但远远超出了政治小说的范畴，里面包含了寓言、神话、传奇等元素。铁皮鼓本身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书中奥斯卡同时与耶稣和撒旦对话，他的同伙称他为“耶稣”，而在书的最后他则称自己为“撒旦”。
历史与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相连的，格拉斯在《铁皮鼓》中通过刻画了好热闹，喜追随时尚，见风使舵的普通市民的典型马策拉特，表明纳粹狂潮与普通人选择了盲从和随大流密切相连。小说中杂货商人马策拉特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带儿子去看热闹。“从前有个殖民地商品店老板，他在十一月的某一天关上了店铺的门，因为城里出了事。他拉着儿子奥斯卡的手，乘五路有轨电车到长巷门，因为在索波特和朗富尔的犹太会堂着了火。犹太会堂将近烧毁，消防队只是注意不让火势蔓延到别的房屋上去。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把书籍、教堂里的礼拜用具以及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堆积在废墟前。这座堆积起来的小山被人点着了，于是，这个老板便利用这个机会，借这堆公众的烈火来温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
读者可以想象，如马策拉特式的看客大有人在。马策拉特是纳粹得势时无数德国普通人的代表。格拉斯通过刻画普通商人马策拉特的形象表明，正是寻常市民选择盲从的习性成为纳粹、极权的社会温床，大众和纳粹、法西斯党魁都产生于同一个社会土壤即市民之中，每一个普通市民的民族狂热、狭小的精神世界使希特勒得以上台，并巩固了他的第三帝国的统治。每一个普通市民都是纳粹的社会支柱，而不是“黑色的地妖”善于诱惑，不是误入了歧途，而造成了德国这场历史灾难的。不是有条件造就历史的其他人，而是所有的追随者，即每一个小市民们对于法西斯主义没作理性思考，而是选择了盲从。每一个普通德国人在纳粹时期，并没有人胁迫他们参加纳粹的活动，但他们选择了追随了希特勒。这就是罪过。
人性罪恶根源何在？清算纳粹？是否将所有罪责推到纳粹、希特勒身上就了事？就与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没有相关？这是格拉斯在战后痛定思痛思考的重大课题，他以文学创作深沉地回答这些问题。
他并以极端的勇气坦然面对这些罪过问题。格拉斯在他的著作《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披露了自己一个重要的身世秘密：他承认曾在1945年参加过法西斯德国的党卫军，时年17岁。
党卫军是纳粹时期的法西斯组织，和一般德国军队不一样，其行为战后受到追诉。格拉斯当年参加党卫军只是个年仅17岁的孩子，亦未干过实际上伤天害理的事，也许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应当把这段其实他可能也无法为此负责的不光彩永远经历隐瞒下来，否则他必将面对舆论的谴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无法面对。格拉斯一直以来为此犹豫不决，内心十分痛苦，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明智之举，德国人在格拉斯身上看到了一位大写的人。
《一定要说的话》再一次剥历史洋葱，提醒所有的人，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
诗作到底刺痛了谁
格拉斯《一定要说的话》，一石激起千重浪，几乎在以色列内政部宣布“禁止格拉斯入境”的同时，德国复活节各大城市的和平游行，声势浩大地声援格拉斯，说明他在德国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声援活动的发言人维利•冯•欧因（Willi van Ooyen）说：“格拉斯是正确的，不能说他就是反犹太的文人，更不能把他的诗作当成废纸，扫进地毯，掩盖起来。”
格拉斯的诗作到底刺痛了谁？为什么他们要把《一定要说的话》扫进地毯？
格拉斯发表诗作后，一再面对媒体记者说：“世界和平本已脆弱。”本已脆弱的世界和平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威胁。
众所周知，袒护以色列是美国中东布局乃至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且在美国高层，支持以色列的人左右美国的决策。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是两位美国著名学者，他们曾在《伦敦书评》期刊上发表了就美国跟以色列的密切关系所做的研究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广征博引，认为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上，有组织的以色列支持者左右了美国国会的立法和总统的决策，以色列游说势力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沃尔特说：“美以公事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受任何干扰。不管以色列的行为如何，他们都要保证美国支持它，并且继续提供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这涉及向持同情态度的国会议员输送竞选捐款，而被视为不可靠的国会议员则得不到竞选捐款。他们一直特别擅长此道，资金充足，组织良好，相当无情。”
当然，美国人民一往无前地偏爱以色列，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宗教信仰是他们在决定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时最大的影响因素。
支持以色列是美国的长期战略选择。中东一直是一座时常爆发的“活火山”，经常引发暴力的“火药桶”。问题是，以色列拥有核武器，至少是一个匿核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以色列在一些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下，进行过核试验，拥有核武器。据透露，以色列在1960年代就已经确定有核武，同时也是中东地区唯一确定有核武的国家。纵使没有向国际社会交代，众人皆知是用以保卫国家之用，当地领导人却否认有关传闻。以色列在80年代已生产了可制造100-200枚核武器的核材料，拥有60-100件可使用的核武器。然而这些国家也只是说说而已，迄今为止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美国科学家联盟曾拿出比较“过硬”的科学证据，使以色列秘密研制核武器的传闻得到了“证实”。格拉斯在诗作说：“那里很多年来——虽是秘密的——核弹的可能性日渐现实，却无法控制，因为检查不能执行？”诗人呼吁，“对以色列的核潜能及伊朗核设施的一种不受阻碍的并永久的监督。”
2006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十分关心伊朗的核问题，并成为美国伊朗战争的潜在导火线。美国目前准备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主战派的观点：现在不打，后患无穷；对伊朗动武代价很高，但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对美国的安全角成威胁代价更高；在动武和纵容其拥有核武器之间选择动武。美国主和派的观点：目前局势类似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政府处于“要么默许敌人拥有危险武器，要么动武阻止敌人”的两难困境；动武则美国将陷入20至30年的另一个伊拉克泥潭。
实话实说，格拉斯发表的并非是反美的诗作，而是警告德国，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就是一种“可预见的犯罪”。诗人说：“还因为我们——作为德国人背负的够多了——有可能成为一种罪愆的供应商，这是可以预见的，因此我们的共谋将不能籍通常之托词而得以勾销。”
德国人偏爱以色列人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经济利益。因为纳粹德国杀害了大量犹太人，现在的德国人要对以色列“友善”，心里才“舒服”些。经济利益是，卖军火当然可以赚钱。但是，人是有限的，当下的言行，可能犯罪了，自己尚不清楚。军火买卖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诗人告诉我们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聪明而愚妄的人类，只有放下一切骄傲与论断，才能面对自己的问题。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杂志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