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王贵秀
即使是在反对极左比较得力，推进改革比较顺利的时期，由于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干扰，而造成一定的曲折和反复，也时有发生。如屡有利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或反对“西化”、“分化”以及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等等情况，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无限夸大，拒绝借鉴资本主义中所蕴含着的合理内容。 改革作为一种新的伟大革命，其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它的推进特别是实质性的推进，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改革前期（20世纪80和9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极左思潮和极左势力。改革后期（21世纪以来），改革已进入深化阶段，由于市场经济刚初步形成，还很不规范，而政治体制改革又严重滞后，在此情况下，一个强势的权贵既得利益阶层就得以形成。此时，改革的阻力，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种权贵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和压制；其次也有极左思想及其指导下构建和固化起来的集权体制的禁锢。当前，这两种阻力突出表现在阻挠（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对于前者，我在《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的一篇短文中曾指出：政改的最大阻力来自权贵既得利益阶层。这里着重谈谈冲破极左阻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反“左”防右的论述 20年前，正当“左”的东西猖獗之际，邓小平针对长期存在的只反右不反“左”的积弊及其危害，作了深刻总结。主要包括： 1.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而不是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2.这种危险的具体的突出表现。“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 3.“左”的可怕之处在于以“革命”的名义吓唬和打击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被他搞掉了。” 4.总的结论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基本经验，也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这些论述为我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排除“左”右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方向，为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其精神对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历史上只反右不反“左”，越反越“左”的惨痛教训 只反右不反“左”或名为反“左”实则反右的思想和做法，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此这般反对错误倾向，必然会越反越“左”，以至达到登峰造极，而造成难以收拾的可怕局面。 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仅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开展过多次所谓路线斗争，而每一次几乎都是反右，实际上没有真正反过一次“左”。而所谓反右，往往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正确的当作右的来批，甚至“左”右颠倒，把“左”也当作右来批。有时也不得不表示要反一下“左”，但最终变着法子还是归于反右，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极左理论和做法：以反“左”开始而以反右告终（如庐山会议）；有的名为批“左”而实为批右，如“四清”中有所谓批“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又批其“极右实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批了一阵子“假左真右”。这就是说，明明是“左”的东西或极左的东西，往往硬要说成（当成）右的东西来批、来整，这就使人谈右色变，患上“恐右症”，而“左”和极左却成了“革命”、“进步”的代名词。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奉行“‘左’比右好”以及怕右不怕“左”，“宁‘左’勿右”，患有“恐右症”者，以往不在少数；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也不乏其人。 即使是在反对极左比较得力，推进改革比较顺利的时期，由于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干扰，而造成一定的曲折和反复，也时有发生。如屡有利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或反对“西化”、“分化”以及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等等情况，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无限夸大，拒绝借鉴资本主义中所蕴含着的合理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主义”或“模式”都不能照搬，但这不等于不能借鉴，汲取其中合理的东西。 三、“左”右概念可否弃之不用 近来有人认为，随着“革命”的淡出，“左”右问题可以不必管了，其概念也可以淡出，以至弃之不用了。对此，我想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有人对“左”右问题上所犯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深恶痛绝，急切地期望以后不要再搞此种“斗争”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其精神应该加以肯定。然而，这绝非不再提及“左”右问题，摒弃“左”右概念所能奏效的，而且，这会对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带来很多困难。试想，把“左”右问题上所犯错误作为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不仅需要牢牢记取，而且需要结合新的情况不断深化对它们的认知。再试想，在“左”右问题上长期形成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以及错误做法，在现实中仍然这样那样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人往往继续用这些理论工具来分析研究当今许多现实问题，并用它们来表达和争论。如果“左”右概念一旦被废弃，那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工具与他们对话、交流、沟通呢？ 再试想，“左”与右的问题，“左”与右的概念，西方国家也在广泛使用。虽然，他们的用法和含义与我们大不相同（在他们那里，与右相对的左不加引号；左与右都是中性词），但我们分析研究西方国家有关左与右问题的社会思潮及其变化，不能不使用左和右这类概念。 其次，“左”右概念或“左”右问题本身异常复杂，加之长期错误地开展反右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造成了许多难以厘清的混乱，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基于此，当前和今后，围绕“左”右问题、反“左”反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很多，如“左”右概念的由来（为什么通常我们在“左”字上加引号，而在右字上则不加引号）；“左”倾与右倾的区别和划分标准；“左”右倾与左右派的区别和联系；反对“左”右倾向与两条战线斗争；西方国家所说的左和右（或左派和右派）与我们所说的“左”和右有何区别；等等。要研究这类问题，非使用“左”右概念不可。 再次，当前改革遇到来自极左方面的责难不可忽视。最近几年，改革发展到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共存，矛盾和问题突显。而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几乎都把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归之于改革开放。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诸如公权滥用，市场扭曲；权钱结盟，贪腐成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加剧，伦理道德沦丧；等等，在极左眼光看来，都是根源于改革开放，根源于放弃阶级斗争，背离“继续革命”，使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继续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回到“文革”时期那种极左的一套，甚至比那时更“左”。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进实质性的改革，使改革有所深化，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确实冲破那些干扰和抵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极左阻力。 四、当前的极左最突出地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左”、极左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解放思想，冲破极左阻力的干扰和阻挠在不同时期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点。当前，“左”的、极左的干扰和阻挠最突出地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冲破极左阻力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给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实现重点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习惯于拿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不妨称之为“左王”、“左顽”），常常故伎重演，把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用过的“姓社、姓资”的大帽子，又动辄用在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企图以此来阻止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研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些人对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很适合决策者的口味，或最容易被当权者接受，因此其影响不可小视。在他们看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就是很好的，或者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已经变得很好了，无须进行什么改革了。 今后的任务只是进一步“完善”，使之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其奇妙的论证方法和政治逻辑是这样的： 他们对我国原有（或现有）政治体制（即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给予全盘肯定和高度赞扬，认为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好、最优越的政治体制，既突破和超越了我国传统的集权专制（“集中”）体制，也突破和超越了西方民主体制，美其名曰“集权（集中）与民主相结合”的体制。其基本政治逻辑和路径是：在非常时期，把党国一体化（一元化）的高度集权（极权）动员体制发挥到极致，大搞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实现全民动员，不惜在全社会范围冲击和打破（打乱）正常秩序，从而取得别的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轰动效应。以此来证明我们的体制无比优越。其“有力例证”就是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等特殊事件。有的高层领导者，为了使这种体制的“优越性”持续不断地得到充分发挥，竟然扬言要把这种特殊情况下的非常之举 “常态化”，真是匪夷所思。有的政治学者为了用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证明我国现有政治体制无比优越，竟然不顾起码的逻辑常识，硬说北京奥运会与此前和此后的奥运会“完全不同”。请问：北京奥运会与其他所有奥运会“完全不同”或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岂不是说它根本不是“奥运会”吗？！那它成了什么呢？！把这种逻辑用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上，那就是说，我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与古今中外的其他所有政治体制都“完全不同”，岂不是说它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体制”，而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了吗？！以如此“左”的思维方式来评估和维护原来的极左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岂不成了无稽之谈？！ 当前，深化改革成为热门话题，但议论的几乎都是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而对政治体制改革偶尔有人提到，也是一带而过，大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用大帽子吓唬人的极左思潮和势力，大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之势，使得“识时务者”只好在这方面不吱声。这从个人利害关系考虑，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但是，从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考虑，这就很令人担忧。因为党和国家面临的最大、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且有越来越滞后之势。这已经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到各级领导机关的民主科学决策，直接影响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更加严重影响到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和深入，等等。再不从实质上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现有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加剧，从而引发社会以至政治危机。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路径 要从实质问题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警惕和防[第6页]止由对现实不满引向自下而上的传统“政治革命”，而坚持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以为，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处于极端的特殊重要地位，其自身的民主改革和建设，对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具有巨大的驱动力；作为全社会的先锋队政治组织，其自身的改革和民主建设，理应走在前列，给国家和社会作出示范，发挥带动作用；作为有严密组织系统和严格纪律的政治组织，率先实行民主改革，易于掌控和约束，困难和风险比较小，基于这些，把党内民主改革和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最佳选择。 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党内民主提升到党的“生命”的高度，并强调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还具体指出，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组织和党员意志的党内民主制度。这就从“基础”、“重点”、“入手处”和“目标”诸多方面为新时期执政党民主建设描绘出了一幅宏伟而清晰的蓝图。党内民主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按照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精神，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确实体现和落实党员的主体地位。而关键是实现和保障党员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这是贯穿于党员八项权利的灵魂。 （2）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加大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力度。关键是建立党代会执行机关的常设机构----党代会常设委员会。 （3）调整和理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改变权力授受关系模糊不清以至颠倒的倾向，把“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思路细化和具体化，逐步见诸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