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和临沂市结缘之后，年年都有机会故地重游。也从而见证了临沂从一个长期落后的革命老区到山东发达地区之一的历史性转变，现正全力打造省会和半岛外的黄金三角经济第三极。到今天，临沂拥有的国家级荣誉举不胜举：全国文明城市（2011年地级市全国第一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市场名城、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全国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先进市、 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最大物流城、全国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滨河公园、 全国最大国际文化城 、全国最大的板材基地、全国最大的复合肥生产基地。可以说，每一个来到临沂的游客都会被其吸引和征服。2012年的临沂之行是和一位法国朋友共享。晚上朋友驾车陪同观看美不胜收的夜景，一个多小时的游览令这位同样来自巴黎的法国朋友深深折服和赞叹不已。就在几天前，我刚刚从香港回来，论感受，恐怕还要胜于香港之行。
临沂的巨变虽然和历任领导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但最被临沂百姓所感激和赞不绝口的则是李群。这位曾在美国做过市长助理的新生代政治才俊，大手笔开发临沂，成为临沂巨变的转折点，也奠定了临沂今天在山东的地位。我在临沂几天间，刻意与各阶层（出租车司机、企业高管、工人、机关干部）交流，均一边倒的对李群表达了敬佩和感谢之情，今天的临沂人谈到自己的城市无不充满自豪感。在游览结束时，陪同人员还颇为谦逊的说：“我们临沂算的上三线城市吧”。
在法国和西方，临沂这几年也颇为出名，但出名的原因却和临沂的迅速进步、发展毫无关系----事实上，临沂的惊人进步根本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任何报道，而是和今天中国相对最为落后地区农村的一位村民有关。也就是因为此人，曾经造福一千多万临沂百姓的时任领导也被西方妖魔化（国内的自由派如南方报系的长平先生就曾在有关文章中借他人之口说出这样的话：“可能是刚好遇到几任市委书记都特别坏”。长平先生显然没有做过调查，是在滥用他的发言权）。诚然，从理论上讲，每一个人的权利都不能忽视，但现实世界绝非完美，一个能让绝大多数赞同、肯定和感谢的政治人物，怎么可能就因为一个人、一件事而被否定呢？ 就是现在，这位村民已登上西方各大媒体的头条，但其贡献远远无法和临沂百姓高度支持的地方官相比。只不过，这位村民可以被西方用来攻击中国，而这位地方官却以普遍提高百姓生活水平、增强中国实力而不被西方所喜甚至所惧罢了。
谈到这里，还是要离题谈一下西方的新闻自由。在香港看到一位二十多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的一位女性风云人物的回忆录。其中一段谈到美国的媒体----尽管此事发生在十多年前，但在其笔下仍可看到时光都消减不掉的愤懑：“我很震惊，我无法相信这是一篇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文章”……“在经历了六年的赞扬学生们的勇敢和批评中国政府……之后，这些报纸很显然感觉到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去抓住众人的眼球。到底事情是真还是假就已经无关紧要了”……“我觉的难以置信。这就是我们崇拜……的自由媒体吗？这些‘自由’的报道和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党的报纸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再一次被美国的备受赞誉的制度惊讶住了：首先，它的政治并不真正致力于自由；然后它的私人公司并非不受中国方面的压力；现在的媒体也在走向封闭。”
真是历经沧海的肺腑之言啊！值得所有自由派人士好好的体味体味。
到现在这位村民据说已经到了西方头号大国的使馆，但奇怪的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在例行记者会上竟然8次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后又据报道，华府官员被下令封口，白宫这两天再次强调绝对禁止对此公开发言，国务院也佯装一切如常。而美国之音致电美驻华使馆求证，接听电话的新闻官熊女士回答：“我们没有任何消息可以提供。”----这不就是中国地方政府经常上演的无可奉告吗？不仅如此，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和来访的日本首相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也拒绝证实和评论，甚至连此人的名字都提也不提。更夸张的是美国主管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4月29日突然抵达北京，住进北京“万豪酒店”，被记者拍到相片，美国务院都不愿证实他到了中国。现在应该可以明白哪位风云人物的感受了吧。所谓公开、透明，是有前提的，要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还要看是否符合政党和主要政治人物的利益：毕竟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啊，你看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已经开始拿此事件来忽悠选票了。所以事件发生后，才出现这样一个令人倍感荒唐的趣事：堂堂的美国之音竟然要通过中国的一位自由派人士来确认真假，而无法从他们民选的政府得到任何信息。而美联社却竟然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得到消息，但正式报道却又不得不说是“没有从美国驻华使馆处得到证实”，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中国还是要反躬自身。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在全球化时代，在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中国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已经具备全球性的影响力。哪怕它发生在最闭塞、最落后、最不为人知的地方。如果地方官员还以为某件事只是他们自己的事，哪可就太落伍了。前村长钱云会事件、乌坎村事件，都是发生在最基层的单位，但瞬间都会成为全球聚焦的热点。中国再小的人物（如这位村民），也都有可能令中美这世界两强冲突或者不得不分心解决。
其次，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处理各种社会矛盾，避免将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应是各级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古代追求爱民如子，现代社会要求在法律的基础上平等对待百姓----怎样对待自己的百姓已成为衡量一个制度优劣的标准之一。这种转变----从理念到现实----显然还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从海外看来，一个村民，竟然能够成为西方利用的筹码，成为西方抹黑中国的素材，实在是非常不值得。从这个角度讲，地方官员不仅缺乏法律意识，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问题（且不说对之判刑是否正确，过程是否尊重律师的权宜，既然服刑完毕为何还要限制其自由？），更缺乏国际视野，实是难辞其咎。所以如果说此事件还有积极意义的话，就在于官员要反思，再密的网也有疏漏，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在于与时俱进的改变方式。
当然中央同样需要反思。事件之初，中央应该不知情或者不掌握完整的信息，等到事情升级到国际层面，已无法亡羊补牢。显然，在给予地方发展自主权的同时，如何使之不滥用权力同样是新一代领导人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在西方的制度模式不适合中国已有共识的情况下，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的道路迫在眉睫。或许重庆和临沂都是切入的契机。
这位村民的事件和中国的国策计划生育有关。在一个有着根深蒂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统的国度，推行计划生育之难可想而知。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强制和非人道的行为发生难以避免（比如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甚至抓捕亲属、逼迫家人交纳巨额罚金）。这就是两害取其轻的道理，中国假如不进行计划生育，现在的人口数量将会达到18亿，将出现粮食储备不足的危机，社会将面临饥饿与动荡的危险，事实上尽管中国对计划生育采取一票否决，但事实上仍然漏洞很多。1998年长江大水，一位名叫江珊的小女孩被救，其父母不到40岁就已经生育了五个孩子。而临沂，是一个有着一千多万人口的地级市，名列山东之首，而且长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类的生育规律表明，越是贫穷地区生育率越高，由此临沂市计生压力可想而知。在这个背景下，出现更多的极端事件可以想象。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否则会有无数个江姗式家庭出现。或许正是由于事涉计划生育的国策，才使得此事件长期得不到解决。毕竟这可能在全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处理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撼动此国策。而计划生育失败的后果，看看印度就会明白。1966年，印度还只有5亿人，尽管印度算的上是世界第一个搞计划生育的国家，但由于百姓拥有选票并用选票惩罚主张计划生育的政党而失败，如今印度人口涨到12亿人。也难怪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评价道：“中国和印度人口减少一半才有可能成为强国。”w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对于人口的庞大压力也并无良策。被称为《人口论》（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奠基人的马尔萨斯，其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战争、瘟疫、饥荒、罪恶（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相对于这位西方人，中国今天的做法实是尽可能的付出低人权成本了。而且中央政府也一向对此等做法表示反对，国家计生委也对这位村民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当然，正如习近平访美时所说的，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权是必由之路。仅就计划生育而言，今天的中国与三十多年前刚实行计划生育时的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在许多人看来，这还远远不够。
其实这位村民在关注计划生育之前的所有维权行动都取得了成功而且也得到当地政府的赞许，如外地盲人在北京免费乘地铁（2003年）、残疾人依法减免税收（1996年），为此2003年还获选临沂“2003年度十大新闻人物”。这也显示了计划生育的复杂和敏感。事实上，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计划生育中出现的问题已持相当的默许或理解态度。这种态度和立场也体现在这位村民身上：西方只关注这位村民的命运而完全忽视这位村民关注的计划生育问题。
这位村民的事件对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影响，即可能起到平衡已经失衡的左右力量对比的作用。在重庆风云之前，中国社会的左右相持处于某种平衡状态，但随着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左派遭到重创，右派则是一片叫好之声。但现在右派不得不对这位村民力挺----他们无法保持沉默，否则将失去在右派阵营的影响力和公信力（香港媒体人北风就声称公共知识分子有责任就此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为了挽救自己，挽救这个社会，挽救这个国家），但这又会反过来招致主流派的遏制。其实今日中共领导核心集体早已超越路线和派系，大局共识压倒一切。谁影响到大局，谁就必然会被整肃。这里，还要谈一下自由派的双面立场。每当他们要声援一位没有自由的反体制人士时，都会声称援助他就是援助你自己。可是当仍然有人大代表身份的体制内人士（如现在的薄熙来）失去自由时，他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予以支持。显然在他们眼里，每一个公民并不是平等的，是完全按立场划线的。这又和他们反对的对象有何区别呢？“如果中国的自由派与一切左派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他们对人权言行不一的解读没有分歧”。（此为仿政治学学者刘军宁之句：“如果中国的自由派与一切左派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他们对世界上什么地方最安全，没有分歧”。）
当然我不相信这起事件是西方的阴谋，因为这一次显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从美国如此封锁消息来看，它和中国一样视为烫手山芋。对美国来说，此事件长期拖下去才更符合它的利益，可以隔三差五拿出来和中国讨价还价，还可做一下人权秀，骗骗选票。但这位村民的做法不仅令此事件必须有个了断（只叹这种了断方式代价太高，真的希望中国的官员不要再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两年间就竟然找不出解决之道，终酿成国际事件），还把美国卷入其中，令其处于是为了他国人权付出自己利益还是为了自己利益放弃人权理念的艰难境地。
临沂的发展和出现的问题其实也是今天中国的写照。成绩固然不能掩盖问题，但问题同样也无法否定中国整体上的进步。一个村民代表不了临沂，一千多万个百姓的口碑才能代表临沂。十几个所谓异议人士代表不了中国，十三亿百姓的心声才代表中国。我们不妨想想乌坎事件，百姓高举的横幅是“拥护共产党”（只可惜这样的镜头在西方的媒体上是永远被隐藏）。他们面临这样的不公不义时，仍然没有改变对执政党的信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