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06）人心躁动
邓小平在内部讲话中提到了两位知识分子：方励之和刘宾雁。并且认为“方励之是恶意中伤，应该起诉。刘宾雁说话还比较有分寸。”
1988年夏天以来，民心躁动。作为民意代表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最引人注目的，是方励之。当时他出席各种演讲会，主要是在大学。方先生言辞犀利，批评的矛头直指“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倡“全盘西化”。
邓小平说方励之“恶意中伤”，是指1988年8月15日，方励之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对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时，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这句话让邓大人恼羞成怒。
方先生有一篇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果然线人无处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学人员中发展的）……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方励之。”
邓大人从来都是睚眦必报。方先生成了邓小平的眼中钉、肉中刺。
当时，北京的大学里举办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讲座”，方励之、严家祺、苏绍智、温元凯、包遵信、张显扬、孙长江、金观涛、戈扬、许良英等人，是那里的常客，他们经常受邀请去发表演讲，因此被称为“青年导师”。
我和这些知识界的朋友偶尔有交集，因为有机会共同出席一些这样的聚会。有过比较深入交流的，是孙长江和张显扬。
有记录的，是在1988年11月30日晚，孙长江和张显扬联袂到四通来找我。他们刚从无锡一带社会调查回来。孙长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之一，张显扬是社科院马列所的研究员，和李玉的母亲是同事，我岳母非常称赞他的才华，和我也是可以深谈的朋友。1987年，中共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位的党籍，当时还有一位未公开点名也被开除党籍的，他就是张显扬。
开门见山，老孙就告诉我：这次社会调查，听到一些对四通的反映。出于对你们的不了解，有些则是误传。第一，说你是万里的儿子，第二，说四通是倒爷，不生产。
张显扬说：最近周光召的一次谈话，也说你们是“倒爷”，表示对你们不以为然。
我说：前阶段大势所趋，周光召也违心地说过几句四通的好话。现在形势变了，就说心里话了。人的境界，要从风浪中看。
孙长江谈到了当时的《文化书院》，张显扬说，最近准备办类似的函授，想有个名义自己办，希望借四通一个名，可以叫“四通企业文化研究所”。在市科委了解一下，申请手续很罗嗦，先办一个账号，事情就可以做起来了。
我回答：第一，你是老朋友了，远在四通之前，1982年，钱宁在北京办《科技导报》，当时我们就一起参与过，在那里还邂逅了北大的郭罗基和胡平。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第二，你在马列所，和李玉的母亲在一起，她对你也非常信任和赞赏，大家知根知底。第三，四通发展了，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你愿意来，这是对我们整个事业的支持，经费支持是应该的，不能让你做无米之炊。要一些筹备费用，绝对不成问题。办研究所的手续，可以找曹思源取取经，他刚办了“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应该有些体会。
孙长江对张显扬也推崇备至，引用北大书记的话：最近举办读书月活动，学生反映最大的是张显扬的讲话。张“谦虚”了一下：我就讲了30分钟。
张显扬忧心忡忡地说：赵紫阳已经十二天没有消息了。还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张显扬语出惊人：如果3000万盲流，和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
孙长江说：一个月前，小平找过李鹏：“喘一口气是可以的，但改革还是要搞。”现在越来越证明，把胡耀邦搞下台，铸下了大错。这次萎缩不是什么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乡镇企业已经倒掉30％了。据说，邓小平要各级干部用党籍保证，把乡镇企业压下来。
我感叹：我们的领导经常犯常识性的错误，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地里长苗好，还是长草好？这不是什么高深理论问题，而是常识问题。经济有自身的规律，违反规律，是要受惩罚的。要不是最终下台，要不就引起一场动乱。
孙长江明确地说：李鹏代表了“倒退”。
我说：不要把保守派估计得太强大，一、农民不肯退回去了。回到排着队，吹哨子下地干活?再也不行了，四川的农民说：虽然也有不满，用机关枪也不能把他们逼回去了。二、沿海的经济已经是复合经济，他们敢动三资企业吗？三、还有我们这批民营企业，王洪德说，孩子生出来了，塞不回去了，除非把我们掐死。一句话，国门打开了，就再也关不上了。
老孙同意我的说法：基本上，是回不去了。辨子剪掉了，装不上去了。皇帝不会再有了。个人可能牺牲，历史不会倒退。
回顾当时的讲话，心底还是泛出一个疑问：历史真的不会倒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