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07）商界聚会
全国工商联不算是一个民主党派，但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另外八个“花瓶党”大致相当。
1988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第六届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这次会上被安排为工商联全国执委会的常委。
这次会上，最耀眼的明星是荣老板。因为他将在这次会上成为全国工商联的第三代掌门人。我也因此有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位老一代的红色资本家。
全国工商联成立于1953年，第一代掌门人是陈叔通，继任的是胡子昂，到荣老板，已经是第三代。陈叔老是满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参加过戊戌变法，1966年过世。胡子昂，也是在中共开国大典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贵宾。陈叔通和胡子昂，这两位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倡导和实践“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
到1988年全国工商联开六大时，胡老已经91岁，荣老板72岁，我42岁。
七十二岁的荣毅仁依然相貌堂堂、神采奕奕。一头银灰相间的头发向后梳理得有条不紊，方脸、浓眉、高鼻、大嘴，典型的“南人北相”，相书上说：“贵”。
荣老板一口无锡普通话，旁人听起来可能很吃力，但我的老家也在那边厢，所以有一种听到乡音的亲切感，但听过他一番讲话之后，这种亲切感便荡然无存。
在讨论工商联的性质和地位时，有这样一句话：工商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
这个“下”字让许多代表感觉不舒服，纷纷提出了意见。有人随口说了一句：那我们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
这时候荣老板出来讲话了，一口无锡普通话：“有人说什么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俄尼的对策就是：紧跟党中央的决策！”
倒是共产党派到工商联的党代表，排名第一副主席的李定，显得通情达理。他出面讲话安抚大家，并且从善如流，把章程中的那个“下”字去掉了，变成了现在的说法：“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
李定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共统战部的副部长。所有的花瓶党，都有一个李定这样的角色，他们是党代表、监军、真正的核心。所以当遇到敏感问题时，荣老板表现得诚惶诚恐、小心谨慎，李代表却表现得雍容大度、善解人意，因为他们是当家的、真主人。
李定云南人，1947年北大经济系毕业，同年入党。一张瘦瘦的白净脸，戴眼镜，很斯文的书生模样，因为他讲话得体，给我留下相当良好的印象。
很显然，我是被“有关当局”安排到工商联的“新一代”红色资本家。当时海外的传媒称“四通是邓小平和资本主义十年调情的一个最杰出的成果”。其实，我和荣老板大不一样，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中信公司是邓小平的“有心栽花”，而我们四通却是政府部门“无意插柳”。据说，中信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出自总设计师的构想。为了请荣毅仁出山，邓小平曾经三顾茅庐。
邓小平在经济改革方面，确实有想法，也有魄力。他不仅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善于“投石问路”。请荣老板出来成立中信，就是试图让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的“投石问路”。
荣老板的公开身份是民建的成员，实际上他在1985年加入了共产党，是“同志”。从张学良、赵朴初到荣毅仁，许多所谓党外人士，其实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这是共产党厉害的地方，是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独门功夫。最新出炉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内地官媒称其为“同志”，大家一点都不用奇怪。中共的喉舌一向假话连篇，但有时候一不小心，也会说一、两句真话。
荣老板有一句名言，说自己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在我看来，他谦虚得很。他其实是“发上等愿，结上等缘，享上等福”。他拿共产党的钱（据说是六十亿元）办起了“中信”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然后和王震家属结缘。1993年，他把这个财团交班给了王震的儿子王军。王震则把自己摘下来的“共和国副主席”的乌纱帽，戴到了荣老板头上。这种明目张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很少被人注意到，一叹。
在这次工商联大会上，阎明复代表党中央致贺词，袁木做经济形势报告。一位言辞恳切、中规中矩；一位言不及义、歪瓜劣枣。后来这两位在1989年的政治风暴中各有不同凡响的表演。
来参加全国工商界联代表大会的，基本上是两类人，一类是老的有产者，他们被剥夺了财产，在会上是回顾，诉苦，要求落实政策；一类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则是担心共产党初一、十五不一样的政策。有一个年轻代表说：“我虽然挂着集体的招牌，实际上是个体，现在赚的钱和资产是谁的？如果共产党要，我马上交给他。”
在这次会上，代表们对当局“一刀切”的做法叫苦连天。他们说，清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效益，不管市场需求、不管已经投下了多少，什么都是“一刀切”，结果是一团糟。银根紧缩，许多基本建设被迫一律下马，埋在地下的几十个亿便血本无归。还有人说，清理整顿是除害虫，当然是好事。但现在卖假农药的太多，结果没有杀死害虫，却把秧苗给杀死了。
在这次工商联的会上，我又遇到了天津开发区的叶迪生，这是一位明白人。他说：如果不按国际惯例办事，一定要受惩罚。也有的代表说：我们也就是发发牢骚。还有人引用当时的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争取不白说。
这些话，生动地反映了“花瓶议政”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