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12）生存空间
正当我们在为四通的股份化和国际化布局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股“上书”风。继方先生1989年1月6日上书邓大人之后，2月23日，北岛、吴祖光、汤一介、金观涛、李泽厚等三十三位文化界名人上书中央。2月26日，许良英、于浩成、李洪林、张显扬等四十二名科教界人士再次上书。3月14日，又有戴晴、苏煒、陈奎德等四十三名知识分子的签名信。其主题都是呼吁政治改革。
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是1895年康有为领头的“公车上书”。知识分子上书言事，是一种特有的中国政治文化。我查了一下历史：“汉制﹐吏民上书言事﹐均由公车令接待。上书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
“上书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康有为等人因为上书得以在上书房行走，开启了戊戌“百日维新”。1989年春，中国的知识分子争相上书，也是希望能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像当年的老佛爷讨厌康梁一样，邓大人显然不喜欢这一套。但赵紫阳的心态，一如当年的光绪帝，更愿意倾听民间草根知识分子的呼声。
当时，我离这一切都很远。对勇于上书言事的知识界，我保持一种关注和敬意。我更关心的，是四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具体来说，是四通的三化：管理的职业化、产权的股份化、市场的国际化。1989年2月1日，由谈锋主持的美国四通在硅谷山景城正式开业。
除了三化，我正在为四通的生存和发展寻找更大的空间。这里讲的空间，不是指我们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而是指实实在在的、房地产意义上的生存空间。
四通在急剧膨胀，许多专业公司都挤在一个营业大厅里，我需要为他们找一个相对独立的家。人员在倍增，他们需要办公的空间、营业的空间、开发的空间、生产的空间、生活的空间……应该说，海淀区是个好“婆婆”，对我们几乎是有求必应，非常配合，甚至是费尽心机：
首先是在中关村南路，原来有一个饭店的项目，海淀区让我们接手了，这就是四通饭店。该项目由刘东明负责，他是洪学智的女婿，还是我的宜兴老乡。他曾经是海华（清华和海淀合作的企业）倪振伟的部下。1989年初，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开始内装修了。完工以后，四通的管理部门和开发部门将会用常年包租的方式在那里落脚。
在四通的主营业厅旁边，有一家当年在中关村颇有名气的颐宾楼。海淀区决定把它交给四通，1989年2月25日，我被召到区里专题谈和颐宾楼的合作。
这两处是近水楼台，是可以立竿见影的空间。长远规划的，还有两处，一处是苏州街，一处是上地。
有一天，张福森和史定潮区长把我叫去，打开了一份北京市的规划图，从西三环北路往北，延伸出一条红线，就是原来的苏州街，将要开发成商业街。其中有一大段，是八一中的围墙。然后建议我们每年提供大约40万元教学经费，和八一中学合作办学。将来商业街一旦动工，四通就可以把这一段围墙改建成铺面房。用新型建筑材料，两层楼，一层营业、二楼办公……很遗憾，后来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暴，把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但在当时，还热热闹闹地举办过一次合作仪式。1989年1月27日上午十点，四通公司与海淀区教育局合办“八一中学”的签字仪式在西苑饭店举行。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北京市文教办史文彬副主任、北京市教育局杨玉民副局长、海淀区委张福森书记、海淀区张宝章副区长、八一中学校长兼书记徐顺意、副校长魏德纯、副书记陈瑞林等人。
这个八一中学，原来是军队干部子弟学校。所以，这次签字仪式，海淀区还特别邀请了原北京军区司令杨成武暨夫人、原北京军区政委王平暨夫人。他们的身份是八一中学的老上级、老家长。据说，八一中学这片地，就是部队进城后，他们出面找北京市政府要下来的。这次请他们来，也算是为我们的合作背书。
上地，是史定潮区长亲自带我去的。她指着当时的一大片农田，说，你就划吧，你划多大我们就批多大！我说过我当时的感受：脑海中浮现出我在美国看到过的IBM在佛罗里达的工厂……觉得我们离那个憧憬不远了……听说，现在的上地已经是高楼林立，而且有地铁直通。但留在我的印象里的，依然只是一片农田。如果我有生之年能够返乡，我一定要去那里看一看。如果我不写这些文字，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那个叫“上地”的地方，本来有可能是“四通城”……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上书言事的时候，我沉湎在自己的世界里，关心的是四通的生存、发展、空间……所以，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更不是边缘知识分子。不仅不边缘，还是戴着各种桂冠的“先进人物”：什么“十大科技企业家”、“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管理专家”……1989年2月28日，我在人大会堂《北京市先进人物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发了言。我说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我这里就不赘述了。但当时人们听了，也许会感觉耳目一新。记得四月初从南方出差回来，到家已是深夜，一打开电视机，竟是我在人大会堂的长篇发言。我自己都听得十分乏味了，但我的一位小时候带我长大的舅妈，说他们全家都听得如痴如醉。我认为，这里更多的是因为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