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华校友网转贴了关于罗征启老师的回忆文章之后，孙毓星（孙耘）同学有一个跟帖：
读万润南新作，感慨万千。诚如万兄所说，這件事，改變了孫同學一家的命运。罗征启老师是我们一家的恩人，也是我做人的楷模。
文革后我们与罗老师的初次见面是1980年春节期间（我爱人孙铮出面），其时我刚刚‘取保候审’。他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并鼓励我报考研究生。当年暑假，因考研录取受阻到北京‘上访’，我与罗老师相约在工字厅相见，没想到一见面他率先向我解释，1978年再次追究我们的责任非他本意，有种种不能对他们家落实政策的客观原因。他告诉我们已向有关部门表明自己支持录取的态度。到暑假即将结束时，也是罗老师在第一时间告诉我的：胡总书记作了批示，你的事终于解决了，你们回去等消息吧。
关于胡耀邦的批示，先是中纪委汇报到书记处，据看过批件的北航同学回忆，共四句话：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这个回忆是可靠的，当年罗老师曾向我传达了同样的意思。这里的见《人民日报》主要是宣传老干部要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特别是伤害过自己的年轻人，其典型事例就是罗征启。新华社派了记者随同中纪委、高教部的人到黑龙江，最后在内参上发表了一篇占半版幅面的文章。我在81年初寒假期间去看望罗老师。他已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在党校的宿舍见面。他给我看了内参文章的影印件，并告诉我们，中组部已谈过话，让他出任团中央书记。他甚至谈到自己对青年工作的一些设想。然而世事难料，到8月份增补团中央书记时，最终上去的是两位太子党陈昊苏（陈毅之子）何光暐（何长工之子）。
罗征启老师确实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未见有理想主义者成功从政的。一位理想主义者选择下一代理想主义者做接班人，悲剧结果已经注定：一同夭折。
2008年我到哈工大查阅档案，居然找到当年罗老师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言辞恳切，对我不乏隐恶扬善的溢美之词，今日读来仍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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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研究生科负责同志：
这是我给省招办的信，请考虑。
罗征启
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负责同志，并请转省委负责同志：
我收到孙毓星（孙耘）同志的来信，得知他通过了哈工大的研究生考试，总分为415.75。但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打砸抢错误，哈工大决定不予录取。哈工大这样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仍想向党组织反映一些情况，希望有关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录取孙毓星的问题。
孙毓星在1968年初，是我的“专案组”组长，他审讯过我，搞过一些逼供信，但他本人没有动手打过我。1968年3月27日凌晨，我越狱逃跑。孙作为“专案组”组长，参与过追捕我的行动，并于4月初的一次抄家行动中，将我的弟弟罗征敷（第一机床厂工人）绑架殴打窒息致死。实际上，当时直接参加这类行动的（包括绑架和刑讯逼供）是校内一些工人和另外几个学生。但孙毓星作为“组长”，在我弟弟死亡以后，就和王庆章、张建国两个同学一起，承担了这起人命案的责任，而且孙毓星被作为“首犯”。十二年来，孙两次入狱，多次被隔离审查，长期被定为敌我矛盾问题，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我认为，他是承担了较多的责任的。
今年初，孙所在单位及海拉尔市公安局派人来京调查，向我介绍了孙的表现，据说孙在劳动中、工作中表现是较好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想，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许多青年人犯了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他们的错误，有主观上的原因，但主要的不应由他们自己来承担。第二，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十二年来，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和判处十二年徒刑差不多。粉碎“四人帮”快四年了，应该尽早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第三，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是认账的。在海拉尔市解决了孙毓星的问题以后，他曾给我来过信，并借出差来京之便，到学校找我面谈过，我以为态度是诚恳的。同时，这个青年人也表现出过人的才能，他考入清华时，成绩就不错，这次在狱中复习了功课，能考出较好成绩，是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我想，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前进，许多历史积案陆续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渐清楚了，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因此，我恳切地希望党组织考虑我的意见，重新研究是否录取孙毓星的问题。
如果从各方面考虑，目前不宜录取，可否请组织上出面找他谈谈，鼓励他继续努力，来年再考。
我并非对哈工大的决定有意见。他们的决定是由道理的，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反映一下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请考虑。
此致
敬礼！
罗征启
一九八0年八月廿六日
